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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买臣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朱买臣(?—前115年),字翁子,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西汉大臣,官至会稽太守、丞相长史。家贫好读书,担薪行诵,妻羞而求去。后以严助荐,说《春秋》《楚辞》得幸,拜中大夫,出任会稽太守。晚年与御史大夫张汤相争,参与构陷,汤死后亦被诛。

负薪读书

朱买臣的早年,是《汉书》中最生动的寒士图像。

《汉书·朱买臣传》记:

> 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

“艾薪樵”即砍柴,“担束薪,行且诵书”即挑着柴担一边走一边念书。这一形象,后来成为“负薪读书”的典故,与“囊萤映雪”“凿壁偷光”并列,是中国古代劝学故事的原型之一。

其妻“亦负戴相随”,多次劝他“毋歌讴道中”——不要在街上高声吟诵,因为“见者以为狂”。朱买臣“愈益疾歌”,妻子“羞之,求去”。

朱买臣说:“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妻子“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遂改嫁。

这段对话,是《汉书》中最具戏剧性的场景之一。它把一个“志大才高而困于贫贱”的士人形象,与一个“务实求安”的妇人形象,对照得极为鲜明。后世戏曲《烂柯山》《马前泼水》即由此敷演。

需要注意的是,“覆水难收”并非《汉书》原文,而是后世戏曲增饰的情节。把“马前泼水”当作史实,是常见的误解。

入仕与献策

朱买臣的转机,来自同乡严助的举荐。

他“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即在郡国“上计”的队伍里做一名押车的卒。到长安后,他“诣阙上书”,然“书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丐之”。

此时严助已贵幸,“见买臣,说之”,向武帝举荐。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之”,拜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

“说《春秋》,言《楚辞》”——这六个字,透露了朱买臣的学术背景:他兼通经学与辞赋。武帝一朝,正是“以经术缘饰吏事”与“好辞赋”并行的时代,朱买臣的“双料”才能在此时恰好合用。

当时东越“数反”,朱买臣建言:

> 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

武帝“拜买臣会稽太守”,命其“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待诏进兵。

临行,武帝对他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这句话本出《史记·项羽本纪》(“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武帝借用来调侃朱买臣,可见君臣之间的轻松气氛。

会稽太守与故妻

朱买臣赴任的方式,颇具戏剧性。

他“乘传”赴郡,却故意“衣故衣”,怀藏印绶,步行至郡邸。郡邸的守邸吏正在与群吏饮酒,“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与守邸共食”。守邸吏见他“衣故衣”,以为是旧相识,也不以为意。

酒后,守邸吏“见其印绶,惊,出语上计掾吏”,众人“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吏曰:“试来视之。”其中一人“素易买臣”,入内看印,一见“即走出,大呼曰:'实然!'”于是“坐中惊骇”,众人“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

这一细节,是《汉书》叙事艺术的典范:以“印绶”这一物件,把世态炎凉写得纤毫毕现。

赴任途中,“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县吏并送迎,车百余乘”。朱买臣“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他“驻车”,命“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

“居一月,妻自经死。”

《汉书》只用了这五个字,不加评论。后世对这一结局的解释,多以为“羞愧”,也有人以为是“惧祸”。无论何者,这个结局都比“马前泼水”的戏曲情节更为沉重——朱买臣没有羞辱她,她是在被“供养”的处境中自尽的。

这一节常被用来说明“贫贱夫妻”的复杂。但若只读到“复仇”的层面,便失之浅了:朱买臣的“载归供养”,既是宽容,也是一种无声的宣示。

政治生涯与构陷张汤

朱买臣在会稽太守任上,“治楼船,备粮食”,参与对东越的军事行动。后“坐法免官”,复为“丞相长史”。

此时的朝局,是张汤为御史大夫,“数行丞相事”,权倾一时。朱买臣与王朝、边通“皆故九卿”,而张汤“知此三长史素贵,常凌折之”。

三长史遂合谋构陷张汤。《汉书·张汤传》记:朱买臣“素怨汤”,与王朝、边通“共谋”,利用商人田信与张汤的往来,诬其“与信共为奸利”,又“捕案汤左右”逼取口供。张汤“辞不服”,最终自杀。

张汤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武帝“闻之”,乃“尽诛三长史”,朱买臣亦坐死。

朱买臣之死,是一个典型的“士人报复”故事:他因受张汤“凌折”而结怨,因结怨而构陷,因构陷而被诛。在整个过程中,他没有得到任何实际利益,只有“泄愤”的快意。

《汉书》把他的传与严助、吾丘寿王、主父偃等合编为“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这一编排本身含有评判:这些人都是“以文辞进”的“文学之士”,才华横溢而器量不足,多不得善终。

武帝朝的“文学之士”

《汉书》把朱买臣与严助、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王褒、贾捐之合为一传,这一编排本身意味深长。

这些人的共同点是:皆以“文辞”或“对策”得幸,非以“军功”或“吏能”进身;皆在短时间内骤至高位;皆多不得善终。

严助以“中大夫”贵幸,后因与淮南王交通,被张汤劾死;主父偃以“推恩令”显名,后因受贿族诛;终军“请缨”使南越,被杀;贾捐之议弃珠崖,被石显构陷死。朱买臣的结局,与他们如出一辙。

武帝为什么大量起用这类人?原因有二:其一,他们“无根”,不隶属于功臣集团或外戚集团,易于控制;其二,他们“有文”,能为武帝的政策提供“经典依据”与“文辞修饰”。

但“无根”也意味着“无援”。一旦失宠或结怨,便无人为之缓颊。朱买臣构陷张汤,张汤自杀,武帝“尽诛三长史”——这不是“为张汤报仇”,而是“平衡”:三长史既已失去用处,又已暴露“结党构陷”的危险,不如一并除去。

班固对这一群体的评语是:“皆以文辞进,然亦多不免。”六个字,道尽了“文学侍从”在专制体制下的处境。

形象与流变

朱买臣在后世的形象,经历了从“寒士”到“负心汉”、再到“复仇者”的多次变形。

汉代至唐,他主要以“负薪读书”的勤学形象出现,是蒙学读物中的楷模。

宋元以降,戏曲兴起,“马前泼水”的故事逐渐成型。元杂剧有《朱太守风雪渔樵记》,写朱买臣妻崔氏逼夫休弃,后买臣富贵,崔氏求复合,买臣泼水于地,令其收回,崔氏羞愧自尽。明清传奇《烂柯山》沿之,成为昆曲的经典剧目。

这一流变的关键,在于“泼水”情节的增添。它把《汉书》中“载归供养、居一月自经”的复杂情境,简化为“羞辱—悔恨—自尽”的道德剧,使朱买臣从一个“有缺点的能臣”,变成了一个“快意恩仇”的脸谱。

史实与传说的差距,在此极为明显。读《汉书》原文,可见朱买臣既非“完人”,亦非“恶人”:他勤学、有才、能任事,也记仇、构陷、致人于死。这种复杂性,恰是正史比戏曲更耐读的地方。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