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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固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李固(94年—147年),字子坚,汉中南郑(今陕西汉中)人。东汉名臣,官至太尉。少以学行知名,顺帝时对策直陈宦官之弊,历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皆有治绩。冲、质、桓之际与大将军梁冀抗争,两度议立嗣君不阿,终为梁冀诬杀,年五十四。

家世与求学

李固出身汉中李氏。父李郃,通《五经》,善“河洛风角”之学,官至司徒,是东汉中期以“术数”与“经学”并称的名臣。

《后汉书·李固传》记其形貌:“固貌状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龟文。”这是相术家的说法,意为额角隆起、足底有龟形纹路,属于“贵相”。此类记载在《后汉书》中屡见,反映了东汉“人物品鉴”的风气。

李固的求学经历,更为重要:

> 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

“步行寻师,不远千里”,说明他并非依靠父荫入仕的贵游子弟;而“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则说明他在青年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学行”为纽带的士人网络。这一网络,后来成为他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依托。

东汉的“门生故吏”制度,使这种网络具有实际的政治功能:门生为师长服丧、上书鸣冤、甚至代为受罪,都是制度所允许的。李固两次下狱,皆赖门生上书而得救,正是这一制度的体现。

阳嘉对策

阳嘉二年,发生“地动、山崩、火灾”之异。顺帝“诏公卿举敦朴之士”,李固被举“对策”。

他在对策中直陈时弊,其要有三:

其一,指斥“进用”之滥:“今之进用,皆非其人。”他特别指出,当时“中常侍”等宦官子弟“占据州郡”,“无德而尊,无功而贵”。

其二,要求“退贪浊”:“宜令中常侍小黄门自择其能者,退其贪浊。”这一句极重——他要求宦官“自择”,即以宦官群体自身的“清理”来换取“罢黜”,是相当策略性的表述。

其三,主张“抑外戚”:“权去外戚,政归国家。”

顺帝“多所纳用”,“即时出阿母还弟舍,诸常侍悉叩头谢罪,朝廷肃然”。这是李固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

但反扑随即而来。宦官“疾之”,遂“诈为飞章”诬陷李固。李固下狱,“门生勃海王调贯械上书,证固之枉”,“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亦要鈇锧诣阙通诉”。太后“诏赦之”。

出狱之后,李固“乃去官,归汉中”,闭门不仕。这一退,是他对政治现实的一次判断:在宦官势力未除的情况下,居朝无益。

荆州与泰山

永和年间,李固被起用为荆州刺史。

荆州“盗贼”多年,“州郡不能制”。李固到任,不急于用兵,而是“遣吏劳问境内,赦寇盗前衅,与之更始”。于是“贼帅夏密等敛其魁党六百余人,自缚归首”。李固“皆原遣之,使自相招集”,荆州遂安。

这一手法的要点,是“赦”与“信”:先赦其罪,再以信义维系,使“盗”转化为“民”。这在东汉的“循吏”传统中,是一种成熟的做法。

后迁泰山太守。泰山“盗贼屯聚历年”,“郡兵常千人,追讨不能制”。李固到任,“悉罢遣归农,但选留任战者百余人,以恩信招诱之。未满岁,贼皆弭散”。

“罢遣归农”是一个大胆的决定:把上千郡兵解散,只留百余人。其逻辑是:郡兵的存在本身,就是“盗贼”滋生的原因之一(兵役、军粮的负担);减兵即减负,减负则民安。

这两任地方官的经历,使李固获得了“能吏”的声誉。此后他历任将作大匠、大司农,皆以“敢言”著称。

太尉与两次立嗣之争

建康元年,顺帝崩。冲帝即位,年二岁,李固为太尉,与大将军梁冀“参录尚书事”,共掌朝政。

冲帝立半年而崩。此时立嗣之议起。李固“以帝幼弱,欲立年长有德者”,与梁冀书,劝立清河王刘蒜——“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梁冀“不从”,立渤海王之子刘缵,年八岁,是为质帝。

质帝“少而聪慧”,曾在朝会上“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梁冀“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质帝崩。

质帝既崩,又议立君。李固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大司农杜乔“皆以为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梁冀“意在蠡吾侯志”——刘志为梁太后之妹婿,立之则梁氏可继续专权。

《后汉书》记朝议之状极生动:梁冀“大会公卿”,“意气凶凶,而言辞激切”,胡广、赵戒“慑惮”,曰“惟大将军令”。唯李固与杜乔“坚守本议”。

梁冀“厉声曰:'罢会!'”李固“犹望众心可立”,复以书劝梁冀。梁冀“愈怒”,遂“说太后,先策免固”,然后立刘志,是为桓帝。

这是李固政治生涯的转折。他两次坚持“立长立贤”,两次失败;第二次更因“违忤”而被免官。在东汉的“外戚—宦官—士人”三角格局中,士人的“公议”终究敌不过“内廷”的意志。

冤死

建和元年,甘陵人刘文、魏郡人刘鲔“各谋立蒜为天子”,事觉伏诛。

梁冀“因此诬固与文、鲔共为妖言”,将李固“收下狱”。李固“门生勃海王调贯械上书,证固之枉”,“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亦要鈇锧诣阙通诉”。太后“诏赦之”。

李固出狱时,“京师市里皆称万岁”。这一幕,使梁冀“大惊”,他意识到:李固的“名德”已经转化为一种政治力量,“终为己害”,遂“更据奏前事”,再度将李固定罪。

李固遂死于狱中,年五十四。临死前,他与胡广、赵戒书曰:

> 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

这封信,是东汉士人政治伦理最沉痛的自白。“后之良史,岂有所私”一句,直接把评判权交给了历史,而非当世的权力。

李固死后,暴尸于道路,“二子皆死狱中”。唯有幼子李燮,为门生王成所救,变姓名为“酒家佣”,得以存活。梁冀诛后,李燮“还乡里”,后为河南尹,以“方正”称。

评价

《后汉书》对李固的评价极高。范晔在传末论曰:

> 李固据位持重,以争大义,确乎而不可夺。岂不知守节之触祸,耻夫覆折之伤任也。观其发正辞,及所遗梁冀书,虽机贞不回,辞气不桡,斯见其性矣。

“据位持重,以争大义”八字,是范晔对李固的定评。他承认李固“知守节之触祸”——明知会招祸,仍然坚持;而所以坚持,是“耻夫覆折之伤任”,即以“辜负职任”为耻。

后世论李固,多把他与杜乔并称“李杜”,视为东汉“清流”的先驱。他与后来的“党锢”诸人,构成了一条清晰的脉络:从“个体抗争”到“群体运动”,从“上书谏争”到“品核公卿”,士人反对宦官外戚的方式在变,而“以道抗势”的精神未变。

从制度史的角度看,李固的失败揭示了一个结构性困境:在东汉的政治体制中,“立嗣”之权实际掌握在太后与大将军手中,士大夫的“公议”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渠道。李固所能做的,只是“坚守本议”,而“本议”一旦不被采纳,他唯一的武器就只剩下“名”。

“名”可以使人“称万岁”,却挡不住一道“诏书”。这是李固的悲剧,也是东汉士人的共同命运。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