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林放(先秦时期人物)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林放,字子丘,春秋末年鲁国人,《论语·八佾》两见其名。其一为“林放问礼之本”,孔子答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其二为季氏旅于泰山,孔子责冉有不能救,叹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林放不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七十子之列,汉唐注家多以“鲁人”称之,或以为孔子弟子,或以为鲁之知礼者。其人以一问见重于孔门,后世遂为“礼本”之说的象征人物。

身份与时代

林放其人,先秦文献中仅见于《论语·八佾》。司马迁作《仲尼弟子列传》,所录弟子有名籍者七十余人,林放不与焉。然《论语》所记问礼之人,如林放、陈亢、孺悲等,多为孔门后学或及门而未列于谱者。汉人郑玄注《论语》,于“林放问礼之本”章下云“林放,鲁人”,不言其为弟子。至《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亦无林放之名。

唐宋以降,孔庙从祀的名单屡有增损。唐开元二十七年,玄宗追赠孔门弟子及先儒爵号,林放得封“清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真宗加封“长山侯”;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林子”,位列孔庙东庑。这一过程的实质,是将《论语》中涉及的人物逐步纳入祀典,以完备孔门谱系。林放之得列从祀,与其说因其学行可考,不如说因《论语》的一问之重。

林放的字,文献作“子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引《家语》有“林放字子丘”之语,今本《家语》无之,当是佚文。其生卒年月、籍贯里居,皆不可考,只知其活动于春秋末年孔子往返鲁、卫之际。

关于林放的族属,后世林氏谱牒多以之为始祖,谓其“避难于长林,因以为氏”。此说与《元和姓纂》所记林姓出于商纣少师比干之后、食采于博陵的说法不同,二者难以并存。姓氏源流的追溯多有攀附,研究林放其人,不宜以族谱为据。

问礼之本与“大哉问”

《论语·八佾》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此章仅三十余字,却是《论语》中论礼最精要的段落之一。

“礼之本”三字,是问题的核心。礼有文有质:文指玉帛、钟鼓、揖让、服饰等外在仪节,质指敬、哀、忠、信等内在情感。林放所问,是礼的根本究竟在何处。孔子不直接作答,先以“大哉问”许之,再以奢俭、易戚两组对比示之,其意在于:礼的根本不在排场的丰盛,而在情感的真实。

“礼,与其奢也,宁俭”一句,历代注家的解释略有不同。何晏《集解》引包咸曰:“奢,汰侈也;俭,约也。”朱熹《集注》曰:“俭,谓俭约;戚,谓哀戚。”朱子又申之曰:“礼之为礼,固以敬为本,然其用之则有权焉。奢则失之太过,俭则失之不及,然过则难继,不及则可勉,故与其奢而不足于敬,不若俭而有余于质。”此说以“可继”与“可勉”立论,将礼的经济性与可持续性纳入考虑,是宋学的发挥。

“丧,与其易也,宁戚”一句,歧解尤多。“易”字,郑玄训为“慢易”,谓治丧过于简慢;朱熹则训为“治办”,谓治丧过于周备而哀情不足。两说相反,然归宿相同:丧礼重在哀戚,不在仪节的完备。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折衷之,谓“易”兼“慢易”“治办”二义,视上下文而定,其说较为圆通。

与《礼记·檀弓》对读,更能见孔子之意。《檀弓上》记“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此语与答林放之问如出一辙,可见“礼之本在情”是孔子一贯的主张,非一时之言。

“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论语·八佾》又载:“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此章的背景,是鲁国执政季氏僭越礼制,以诸侯之礼祭泰山。

“旅”为祭名,《周礼·春官·大宗伯》有“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之说,祭泰山本为天子、诸侯之礼。季氏以大夫而祭泰山,是明显的僭越。冉有时为季氏宰,孔子责其不能谏止,冉有答以“不能”,孔子遂有“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之叹。

此语的意思,历来有两解。一解以为“泰山之神不如林放之知礼”,谓泰山之神必不受此僭越之祭,暗讽季氏徒劳;一解以为“难道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懂得礼吗”,谓林放尚知问礼之本,泰山之神岂有不知,季氏之祭必不见飨。两解旨意相通,皆以“林放知礼”为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此以林放为衡量知礼的标尺,说明林放在当时已有“知礼”之名。一个仅以一问见于《论语》的人物,竟被孔子取为知礼的典范,其分量可知。后世注家由此推断林放深于礼学,或谓其“讲礼于鲁”,虽无确证,然从孔子许与之辞看,林放于礼确有心得。

此章还透露出孔门师生关系的一面。冉有为季氏宰,处于“食人之禄”与“事人之道”的两难之间。孔子责其“不能救”,是期望弟子在权门之中仍能守道。季氏旅泰山之事,《左传》《国语》不载,唯见于《论语》,其具体年代难以确定,然其为鲁国季氏专权时期之事,则可无疑。

礼本论的思想史脉络

林放之问,在礼学史上具有节点意义。春秋末年,礼崩乐坏,诸侯大夫僭越礼制,礼的外在形式被滥用,而其内在精神日渐流失。孔子答林放,正是针对这一局面而发:礼不是玉帛钟鼓的堆砌,而是敬与哀的流露。

这一思想在战国儒家著作中得到充分展开。《礼记·礼器》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以“忠信”为礼之本,与孔子答林放之意相承。《礼记·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以“义”为礼之尊,以“数”为祝史之职,进一步区分了礼的精神与仪节。

《荀子·礼论》则从人性论的角度论礼之本:“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以“养欲给求”为礼之源,与孔子的“宁俭宁戚”似有距离,然其共同点在于:礼不是外在的束缚,而是内在需要的制度化。

宋明理学进一步将“礼之本”提升为“天理”的层面。朱熹《论语集注》以“敬”为礼之本,谓“礼之为礼,固以敬为本”;王阳明《传习录》则以“良知”为礼之本,谓“礼也者,理也”。这些发挥虽超出孔子答林放的原意,却显示出“礼之本”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持久生命力。

近代以来,学者论礼,多强调“礼”与“情”的关系。王国维《释礼》以“奉神人之事”释礼之字源,郭沫若《孔墨的批判》以“礼”为贵族生活的规范,皆可视为对“礼之本”的现代回答。林放的一问,遂成为贯通古今的命题。

从祀与后世的纪念

林放在孔庙中的位置,属于“先贤”一类。唐开元二十七年封“清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封“长山侯”,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林子”。其位次在孔庙东庑,与蘧伯玉、澹台灭明等并列。

孔庙从祀的标准,历代有所不同。唐以前重“传经”,宋以后重“明道”,明清则兼重“出处”。林放既无经传之作,亦无学派之传,其得列从祀,全凭《论语》的一问。这一现象说明:孔庙祀典不仅是学术谱系,也是经典文本的具象化——《论语》所载的人物,无论事迹多少,皆有机会进入祀典。

地方祭祀方面,山东曲阜、河南开封等地有林放祠,江苏、福建的林氏宗祠亦多奉其为始祖。这些祠祀多建于明清,其谱系记载多有附会。今日研究林放,宜将“历史上的林放”与“记忆中的林放”分开:前者是《论语》中的一问者,后者是林氏宗族与地方文化的象征。

林放的形象,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一种“以问传人”的独特性。他没有著作,没有事功,甚至没有完整的生平,却因一问而名垂千古。这提醒后人: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不必以著述之多寡衡量。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其价值往往超过千言万语的解答。孔子“大哉问”之叹,正是对“问”本身的最高肯定。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