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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欺凌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事件。它严重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与正常学习生活,妨碍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是学校安全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我国已从法律、政策和治理机制多个层面构建了防治体系,2017年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对界定、预防、处置和长效机制作出全面规定。[1]

概念界定

准确界定学生欺凌是有效治理的前提。按照《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表述,学生欺凌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主体是学生之间,主观上表现为蓄意或恶意,手段包括肢体、语言及网络等,结果是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202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附则中进一步明确,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2]

界定中还强调要严格区分学生欺凌与学生间打闹嬉戏,既不能把正常的玩笑、冲突上纲为欺凌,也不能把明显的欺凌行为轻描淡写为"孩子间的打闹"。判断时通常综合考虑行为的主观恶意性、力量的不对等性、行为的重复性与造成伤害的严重程度等因素。

主要类型与表现

从手段看,学生欺凌可分为肢体欺凌,即殴打、推搡、抢夺财物等直接的身体侵害;语言欺凌,即辱骂、嘲讽、起侮辱性绰号、威胁恐吓等;网络欺凌,即通过社交平台、即时通讯工具散布侮辱性信息、曝光隐私、恶意孤立等;关系欺凌,即通过拉帮结派、故意排斥、散布谣言等方式损害受害者的社会关系与自尊。从发生场域看,欺凌既可能发生在教室、宿舍、操场等校内空间,也可能发生在上下学途中、校外偏僻场所,还可能延伸至网络虚拟空间,具有隐蔽性与跨时空性。

欺凌事件往往涉及多重角色:实施者、受害者、旁观者以及协助者。旁观者的沉默或起哄会强化欺凌行为,因此防治工作需要把全体学生纳入教育视野,而不只是关注直接当事人。

危害与成因

校园欺凌的危害是深远的。对受害者而言,它可能造成身体损伤、财产损失,更可能导致恐惧、焦虑、抑郁、自尊受损、学业退缩,甚至引发自伤、自杀等极端后果;对实施者而言,若不及时纠治,其攻击性行为模式可能固化,进而发展为更严重的不良行为乃至违法犯罪;对旁观者和整个校园氛围而言,欺凌会制造不安全感,破坏信任与秩序,侵蚀学校的育人环境。

成因方面,研究表明往往是个体、家庭、学校与社会多因素交互的结果。个体层面,部分青少年情绪控制能力不足、是非辨别能力有限,容易因逞强好胜实施伤害行为;家庭层面,监护缺失、教育方式简单粗暴或过度溺爱,都可能影响儿童的行为模式;学校层面,日常管理疏漏、对苗头问题发现不及时、同伴关系引导不足,为欺凌提供了空间;社会层面,网络不良信息、暴力文化的浸染以及某些亚文化中的"强者为尊"观念,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正因为成因复杂,治理必须坚持系统思维与多元协同,既不能把责任简单推给某个孩子或某个家庭,也不能以"孩子还小"为由放任不管。

早期干预是防止欺凌升级的关键。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处于发现问题的第一线,需要关注学生情绪、行为与同伴关系的异常变化,如突然回避社交、成绩骤降、身体出现不明伤痕、对上学产生抵触等信号,及时谈心了解并按规定报告。学校应设立学生求助电话和联系人,完善寻求帮助的维权渠道,让受害者敢于求助、旁观者愿意反映。对有不良行为苗头的学生,应通过谈话、法治教育和心理辅导及时纠偏,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避免小矛盾演变为严重事件。

法律依据与治理体系

我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生欺凌防治法律政策体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开展防治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双方监护人参与认定和处理,对相关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处理。[3]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学校应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完善欺凌发现和处置的工作流程,严格排查并及时消除可能导致欺凌的各种隐患;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监护人无力管教或管教无效的未成年人,可经必要程序送入专门学校接受专门教育。

2017年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进一步构建了协同治理格局,坚持教育为先、预防为主、保护为要、法治为基四项基本原则,明确教育、综治、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司法行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共青团、妇联、残联等部门的职责分工。[4]2021年教育部印发《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工作方案》,要求对全校学生全面梳理排查,及早发现、预防和控制欺凌行为。教育部还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开展"平安校园"建设,强化校园安保与周边治安整治。[5]

预防与处置机制

预防方面,学校要通过每学期开学集中教育、在道德与法治等课程中设置专门教学模块等方式,定期开展防治欺凌专题教育;共青团、少先队组织配合开展法治宣传与自护教育;同时组织家长培训,引导家长增强法治意识、落实监护责任。学校应成立由校长负责,教师、辅导员、教职工、社区工作者、家长代表和校外专家等组成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高中阶段学校还应吸纳学生代表。要加快推进校园视频监控系统、紧急报警装置接入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平台,逐步建立校园安全网上巡查机制,并定期面向全体学生开展防治欺凌专项调查。[6]

处置方面,事件处置以学校为主。教职工发现或学生、家长举报的,应按应急处置预案及时调查,由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认定是否属于欺凌行为,原则上在启动调查后十日内完成。县级防治学生欺凌工作部门负责处理申诉请求,确需复查的组织学校代表、家长代表和校外专家组成调查小组,在十五日内完成复查。对实施欺凌的学生,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处理:情节轻微的由学校批评教育,学生当面或书面道歉;反复发生的给予纪律处分;情节恶劣、造成明显伤害的可邀请公安机关参与警示教育或予以训诫,并记入综合素质评价;屡教不改或情节恶劣的,必要时转送专门学校。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或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处置。[7]

保护受害者是处置的重要原则。治理方案要求严格保护学生隐私,尊重学生人格尊严,防止二次伤害,帮助被欺凌学生尽早恢复正常学习生活,并为其提供心理辅导。

现状与挑战

随着专项治理的推进,学生欺凌防治的意识明显提升,多数学校建立了治理委员会与报告制度,依法治理的格局逐步形成。但实践中仍存在若干难点:一是隐蔽性欺凌,尤其是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发现难、取证难;二是认定尺度把握不易,如何区分欺凌与打闹仍是基层工作的现实难题;三是部分学校存在"瞒报"顾虑,担心事件影响声誉;四是家庭配合程度不一,监护责任的落实参差不齐;五是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置的法律边界与社会期待之间需要更好平衡。

针对这些问题,有关部门持续完善制度供给。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进一步明确了涉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规定、依法治理学生欺凌的内容,为公安机关、教育部门和学校协同治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未来仍需在早期预警、专业心理干预、家校社协同以及法治教育实效上持续用力,把校园真正建设成最安全、最阳光的地方。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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