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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应(先秦时期人物)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桃应,战国时人,孟子弟子。其名仅一见於《孟子·尽心上》,所问者为思想史上极著名的一桩伦理难题:“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答以“执之而已矣”,又答舜之处置为“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一问一答,把公法与私亲、君权与父恩的冲突推到无可回避的境地。

桃应其人

桃应之名,先秦文献仅《孟子·尽心上》一见。赵岐注以为孟子弟子,后世《孟子》注家多从之。其里籍、年岁、他事,皆无可考。 《孟子》书中记弟子问难,多称“某问曰”,而所问往往切中师说之难点。桃应此问,即是显例:他不问仁、不问政,而设一极端情境,逼出“舜当如何”的答案。这种设问方式,在战国诸子的对话中颇为常见,其目的不在求解事实,而在检验原则的边界。 以“桃”为氏,春秋战国间少见。《左传》有桃氏之族见于晋、鲁,然与桃应未必同源。姓氏之考,在此已无可施,只能就其问本身立论。

问难的结构

“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此问设定了三重身份:舜是天子,掌最高权力;皋陶是士,掌刑狱;瞽瞍是舜之父,又是杀人者。三者相值,则任何一方履职都会伤及另一方。 问的精妙处在于:它不许答者以“瞽瞍未必杀人”回避,也不许以“舜可赦之”轻巧了结。若舜禁皋陶执法,则坏法;若舜不禁,则父死於法。这是一个在既定制度内无解的局面。 孟子答“执之而已矣”,四字极干脆。他不为舜设例外,也不为皋陶设难题——法当执,则执之。这一答,先把“法”的独立性立住:天子之父犯法,亦在法之下。 桃应再问:“然则舜不禁与?”这是把难题推进一步:舜既有权力,为何不禁?孟子答:“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意谓皋陶执法之权有所授受,非天子一人所得而夺。此语把“权力的来源”引入讨论:正因为皋陶之权非出于舜的私意,舜才不能以私意止之。

“窃负而逃”

最后一问:“然则舜如之何?”孟子的回答,是全章的归宿:“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敝屣”即破鞋。弃天下如弃破鞋,是说舜并不以天子之位为不可舍。“窃负”之“窃”,注家多解为“私”,即不以天子之命,而以人子之身,背负父亲逃去。“遵海滨而处”,是逃到王朝政令所不及的海边。 这一处置的精义,在于舜既不行使权力以枉法,也不放弃父子之亲以徇法。他选择的是第三条路:放弃权力本身。天子的权位一旦放下,则皋陶之法与舜之孝各得其所——法不失其执,父不失其生,而舜不失其孝。 孟子此答,常被理解为“徇私”,实则不然。徇私者,以权免父之罪;舜之所为,是以弃位换父之生。前者坏法,后者全法。二者形似而实不同,分别正在于是否动用公权。

情法之争的诠释史

此章在后世引发的讨论,几乎贯穿整部经学史。争论的焦点有二:其一,舜“窃负而逃”是否正当;其二,孟子设此问答,是否有伤“法”的尊严。 主“不妨”者谓:舜之所为,是人子之至情,非天子之职权。天下可弃,父不可弃,此正是“亲亲”之极。且舜既已逃,则皋陶所执者不在,法亦未尝屈于权。 主“可议”者谓:天子之父杀人而可逃,则法有所不行;以此为训,后世必有以亲害法者。宋以下儒者论此,多有“立言太过”之疑。 与本章关系最深的一条先秦文献,是《论语·子路》所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以“相隐”为直,孟子以“窃负”为舜,二者思路一致:亲情有其不可让渡的位置,而“直”不在于对簿公堂。 两说的差异亦不可忽略。孔子所论是“隐”,是不主动告发;孟子所设是“逃”,是放弃权位以避法。前者是消极的不为,后者是积极的舍弃。孟子把问题推到极端,故其答案也更为彻底。

思想史意义

桃应此问,之所以能传两千年而不废,在于它把“制度”与“亲情”的冲突,安置在一个无可闪避的具体情境中,而不诉诸抽象原则。后世论法理者,凡涉及“亲亲相隐”“回避制度”“权力能否自赦”,几乎都要回到这一章。 从孟子思想的整体看,此章与其“民为贵,社稷次之”之说并不矛盾。舜弃天下而全父,正是把“天下”视为可让渡之物,而非绝对的目的。这一点与后世君主专制下的“君权神圣”观念,相去甚远。 桃应其人,因这一问而不朽。他没有留下任何主张,只留下一个问句;而这个问题本身,已足以让他在思想史上占一位置。

瞽瞍与舜的家庭

要理解桃应此问的分量,须先知舜之处境。《史记·五帝本纪》云:“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 《孟子·万章上》记其事更具体:“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修仓则撤其梯而焚之,淘井则填土而掩之,两次都是置之于死地。而舜“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 这一背景,使“瞽瞍杀人”的假设变得格外尖锐:这不是一个慈父偶然犯法的问题,而是一个屡次欲杀其子的父亲犯了法。若舜此时以天子之权免其罪,则是以公权报私恩;若舜坐视其死,则其平日之孝皆成虚文。 孟子的答案,恰恰避开了这两难:他不让舜用权,也不让舜弃父,而让舜弃天下。这一设计的前提,是承认“天下”与“父”不在同一价值层级上——天下可弃,父不可弃。以此反观《五帝本纪》所记“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可见孟子之说与史传所记的舜,形象是一致的。

舜封象有庳:同一组难题的另一面

《孟子·万章上》另记一段问答,与桃应之问互为表里。万章问:“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不解:“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孟子答:“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 同一部书中,舜对弟则封之,对父则窃负而逃。两处分寸不同:弟为有罪,故封之以富贵而不予实权;父为杀人,故弃天下以全其身而不枉法。孟子之答,皆以“不以其罪废亲”为底线,而又不使亲之罪由公权代偿。 两章合看,可见孟子处理“亲”与“法”关系的基本思路:亲属有罪,不当以私害公,亦不当以公绝私。其折衷之法,是让当事人以“私”的身份承担代价——舜弃天下,是私的代价;象受封而无权,是私的安置。这一思路,与后世“议亲”“八议”之法,形似而实不同:后者是以制度宽纵亲属,前者是以个人退让保全制度。 桃应之问,正可视为对这一思路的极限测试:当“私的代价”大到须放弃天下时,是否仍当如此?孟子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一肯定,未必为后世所尽从,却把问题的深度推到了无可再推之处。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