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
| 梁思成 | |
|---|---|
| 近代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 | |
| 出生/逝世 | 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 |
| 国籍 | 中国 |
| 籍贯 | 广东新会 |
| 身份 | 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古建筑保护专家 |
| 主要成就 | 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开创者、创建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参与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 |
生平
梁思成在北京城墙保护问题上的坚持和抗争是其学术生涯中最令人动容的部分。1950年代当北京决定拆除城墙时梁思成写给北京市领导的长信中详细论证了城墙的历史价值和保护方案。他提出将城墙改造为环城公园的构想如果实现将是世界城市史上最伟大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一。他的这些建议虽然未被采纳但历史证明了他的远见。今天北京仅存的几段城墙已经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景点。每当人们站在残存的城墙上都会想起梁思成当年的苦苦坚持和振臂疾呼。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二)出生于日本东京。其父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和学者,当时因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梁思成自幼在日本接受教育,1906年入读神户华侨同文学校。1912年辛亥革命后,他随家人回国,入读北京汇文中学。1915年,他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清华学习八年。在这里,他不仅打下了扎实的学业基础,还培养了对美术和音乐的浓厚兴趣,是学校美术社的活跃分子。
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留学,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当时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以严格的古典建筑训练闻名,梁思成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建筑史和建筑设计方法。他学习极为刻苦,成绩优异,与同时留学的林徽因相识相恋。1927年,他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同年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但在中国建筑史领域的研究方向暂时中止。
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同年,他应东北大学之聘回国,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东北大学建筑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梁思成夫妇离开沈阳回到北平,加入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专门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工作。
1932年至1937年是梁思成学术生涯中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他作为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带领学社成员对华北地区的大量古建筑进行了系统的田野调查和测绘研究。他们先后考察了天津蓟县独乐寺、河北正定隆兴寺、山西应县木塔、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和上下华严寺等数百处古建筑遗存,拍摄了大量照片,绘制了精确的实测图,收集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937年,他们发现了当时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这一发现震惊了国际建筑学界,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技术的高度成就。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梁思成夫妇随中国营造学社辗转撤退到四川李庄。在战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缺乏基本的科研设备和生活保障,梁思成还患有严重的脊椎病,必须穿着钢背心才能工作——他仍然坚持研究,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中国建筑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中国建筑史》和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这两部著作系统梳理了中国建筑从殷商到明清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历程,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1946年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回到北平,受命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初名建筑工程学系),任系主任。他借鉴西方建筑教育体系,融合中国建筑文化特色,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建筑教育模式。同年,他还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大厦设计方案的评审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并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城市规划和文化建设工作。他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是国徽设计小组的主要成员;他还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主持了碑座浮雕的设计和施工。他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为北京的城市规划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
1950年代,在"大拆大建"的城市建设高潮中,梁思成与建筑学家陈占祥共同提出了著名的"梁陈方案",主张在北京西郊另建新行政中心,完整保护北京旧城的历史风貌。这一方案虽未被采纳,但后来被公认为具有远见的城市规划思想。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梁思成多次受到批判,被指责为"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代表。
"文化大革命"期间,梁思成遭受了残酷迫害,被批斗、抄家、关押。他数十年来积累的大量珍贵资料和研究手稿被毁于一旦。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一岁。1980年代后,他的学术贡献得到重新评价,被誉为中国建筑史学的一代宗师。
学术贡献
梁思成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中国古建筑调查与测绘研究、中国建筑史学的创立、中国古建筑保护理论的建构以及中国现代建筑教育体系的创建。
在中国古建筑调查与测绘方面,梁思成带领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从1932年至1945年间,对全国十五个省、二百多个县的两千余处古建筑遗迹进行了系统的田野调查和科学测绘。他们的工作方法极为严谨——对每一处古建筑都进行精确的测量、拍照和绘图,记录建筑的平面布局、结构体系、装饰细节等全部信息。这些调查成果不仅保存了大量在战乱和自然损毁中逐渐消失的古建筑珍贵资料,而且为系统研究中国建筑的演进脉络建立了坚实的材料基础。他们发现的唐代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将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可靠历史前推了数百年,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方面,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运用当时国际通行的建筑考古学方法,结合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对中国建筑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他的代表作《中国建筑史》是中国第一部运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建筑史的专著,将中国建筑划分为上古(殷商至秦汉)、中古(魏晋至隋唐)和近古(宋元明清)三个时期,分析了各时期建筑风格的演变特征和内在规律。他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名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则通过大量精绘的线图和照片,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建筑的独特魅力。
在古建筑保护方面,梁思成是中国古建筑保护理论的奠基人,提出了"整旧如旧"的保护原则——即在修复古建筑时,应尽量保持其历史原貌和沧桑感,而不是将其修缮得"焕然一新"。这一原则后来被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普遍接受,成为古建筑保护的基本准则之一。他在抗日战争后期编制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为在战争中保护古建筑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建筑教育方面,梁思成先后创建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和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融合了西方现代建筑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精华,形成了"东西兼备、艺技并重"的独特教育思想。他特别强调建筑学不是单纯的工程学科,而是技术与艺术的统一体,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建筑技术和结构知识,还要具备深厚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修养。
主要成就
梁思成的主要成就可按重要成果逐项列出。
发现并研究佛光寺东大殿是其学术生涯中最闪亮的一笔。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率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来到山西五台山,在佛光寺发现了一座雄伟的唐代木结构大殿。殿内梁架上的题记明确记载,该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在此之前,国际建筑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已无唐代木结构建筑存世,日本学者甚至声称要看唐代建筑只能去日本奈良。佛光寺的发现一举扭转了这一局面,以确凿的实物证据证明了唐代建筑在中国本土的存在,是中国建筑史上的重大事件。
《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完成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两部著作不仅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奠基之作,也是向世界介绍中国建筑文化的最重要的窗口。《图像中国建筑史》于1984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引起国际建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
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是梁思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最重要的实际贡献。国徽设计小组在梁思成的领导下,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最终设计出了以天安门、齿轮、麦稻穗等元素构成的国徽图案,在1950年6月获全国人大通过。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中,梁思成主持了碑座浮雕的总体设计和施工工作,他坚持"碑座浮雕应与碑的主体风格协调"的原则,使纪念碑整体呈现出庄严肃穆的艺术效果。
北平城市规划的"梁陈方案"是梁思成在城市规划领域的代表作。1950年,他提出了在北平西郊另建行政中心的方案,主张完整保护旧城的历史风貌。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方案未能实现,但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方案的远见卓识——北京旧城的历史风貌已经因大规模建设而受到严重破坏,这正是当年"梁陈方案"试图避免的。
思想与影响
梁思成的古建筑保护理念在当代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提出的整旧如旧原则已经成为中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准则。他关于保护北京旧城建设新行政中心的构想虽然当时被否决但在数十年后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对中国建筑文化未来的展望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建筑学的发展方向。他培养的大批学生成为中国建筑学界的栋梁。他的学术遗产——包括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研究、科学严谨的古建筑调查方法和前瞻性的城市规划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国建筑学发展的重要基石。
梁思成的建筑思想核心是"中体西用"——在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中,既要吸收西方先进的建筑技术和设计理念,又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建筑的优秀遗产。他反对全盘西化,也不赞成简单复古,主张在现代建筑中融入中国传统建筑的符号和精神,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风格。他常说:"我们要研究中国建筑的历史,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创造。"
梁思成的历史文化观深受其父梁启超的影响。他坚信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其灵魂和根基,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建筑遗产,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他说:"破坏了一个古建筑,不仅仅是失去了一座建筑,而是失去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这种强烈的文化责任感驱动他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古建筑调查和保护工作。
梁思成对中国建筑学界的影响是根源性的。他确立的中国建筑史研究范式至今仍在沿用。他培养的学生——如吴良镛、周卜颐、罗小未等——后来都成为中国建筑学界的领军人物。他创立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在数十年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师和规划师,深刻影响了中国城市建设的面貌。
在国际建筑学界,梁思成同样享有崇高的声誉。他被公认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创始人,也是20世纪国际建筑史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际建筑学界广泛流传。他与美国著名建筑师赖特、芬兰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托等均有交往,在东西方建筑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桥梁作用。
历史评价
梁思成被称为"中国建筑史之父",这一称号恰如其分。在他的学术生涯开始之前,中国虽有悠久的建筑传统,却从未有过现代意义上的系统性研究。他运用现代建筑学和考古学方法,将中国古代建筑从"工匠之学"提升到了"学术研究"的层面,开创了中国建筑史学这一崭新的学科领域。
梁思成一生的坎坷经历也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政治浪潮中的命运。他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因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而遭受批判和迫害,他的许多远见卓识在当时不被理解。但历史最终证明了他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远见——今天,当人们面对北京旧城因建设性破坏而造成的遗憾时,无不感慨梁思成当年的先知先觉。
1980年代以后,梁思成的学术地位得到全面恢复和提升。他的著作被系统整理出版,他的学术思想被广泛研究和继承。清华大学设立了"梁思成建筑奖",这是中国建筑学界最高荣誉之一。他对中国建筑学术和建筑教育的奠基性贡献得到了全社会的公认。
轶事典故
梁思成在四川李庄时期的生活环境极为恶劣。当地潮湿多雨他居住的农家小屋屋顶漏雨地面泥泞。他的脊椎病日益恶化必须穿着特制的钢背心才能坐起来工作。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和林徽因一起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大部分研究和写作工作。他的钢背心是用废弃的铁皮自制而成虽然粗糙简陋但支撑了他的学术工作。这种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依然保持高昂学术热情的精神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品质之一。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爱情故事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文人爱情佳话之一。两人1924年相识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28年结婚,共同走过了数十年的学术和人生道路。林徽因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更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搭档——在古建筑调查中,林徽因协助他进行测绘、摄影和文献考证,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要合作者。两人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艰苦环境中仍然坚持学术研究的故事,感人至深。
在四川李庄避难期间,梁思成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他的脊椎病日益严重,不得不在钢背心的支撑下才能伏案工作。1942年至1944年间,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写作。当地医疗条件极差,他的钢背心是林徽因用旧铁皮为他自制的,虽然简陋粗糙,但勉强支撑了他的学术工作。
梁思成与北京城的故事充满了悲剧色彩。1950年代初,当北京决定拆除城墙时,梁思成多方奔走,致信北京市领导,力陈城墙的保护价值:"城墙是世界上最长最完整的城墙,是从地面上看得见的历史,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甚至提出了将城墙改造为"环城公园"的方案。但最终,北京城墙绝大部分被拆除。梁思成含泪说:"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梁思成晚年遭受批斗时,造反派将他的钢背心扔进了垃圾堆,把他的手稿和学术资料付之一炬。他指着被焚烧的《中国建筑史》手稿说:"你们烧掉了我的生命。"所幸的是,他的一些学生冒着风险藏匿了部分资料的副本,使这些珍贵的学术成果得以部分保存下来。
人物关系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父亲对他的教育影响至深——梁启超不仅在物质上全力支持儿子的学业,更在精神上培养了他对国家、对文化的责任感。父子二人通信频繁,梁启超在信中给梁思成提供了大量的学术指导和人生建议。
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建筑学家和诗人。林徽因在建筑史研究方面是梁思成最得力的合作者。两人育有一子一女:梁从诫(历史学者、环保活动家)和梁再冰(记者)。
梁思成在学术界的合作者和朋友包括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刘敦桢(建筑史学家,营造学社重要成员)、莫宗江(营造学社骨干成员)等。他的学生中,吴良镛(两院院士、人居环境科学创立者)最为著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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