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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梅贻琦(1889年—1962年),字月涵,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1931年起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抗日战争期间主持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后赴台湾参与创办新竹清华大学。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被称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他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思想史上最广为传诵的论断之一。他主持清华和西南联大期间形成的教授治校、学术自由、通才教育等办学理念,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

人物简介

梅贻琦于1889年12月29日出生在天津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人家,为家中长子,幼年在家塾就读,1904年入天津南开中学第一期学习,深得校董严修、校长张伯苓的器重。1908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开学堂,考入保定高等学堂。1909年,清政府设立游美学务处,招考第一批庚款留美生,梅贻琦在六百三十余名考生中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被录取,赴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习电机工程,1914年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后回国。

回国之初,梅贻琦曾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短暂工作,1915年应聘到清华学校任教,讲授物理与数学,从此与清华结下终身之缘。他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代理校长、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1931年10月,在罗家伦辞职、清华校长人选屡屡遭到师生反对的背景下,他由美国归国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时年四十二岁,此后一直执掌清华校务,直至1962年5月19日在台北病逝,任职时间长达三十一年,是清华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校长。[2]

生平经历

梅贻琦主政清华的最初几年是清华走向鼎盛的关键时期。他就任校长后发表就职演说,提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并系统阐发了办学方针。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延聘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充实了师资队伍,增设了工学院,扩充了实验设备与实验室,创办了农业、航空、无线电等特种研究所,广泛开展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还聘请了国际一流学者来校讲学。短短几年间,清华办成了一所包括四个学院、十六个系和十个研究部、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著名学府,教授阵容之强在国内首屈一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作为清华大学校长出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并长期主持联大日常校务。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敌机轰炸不断的艰苦环境中,他团结三校师生,坚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使联大在八年间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他治校谦和民主,开会时常安静倾听,很少发表意见,常说我从众,充分尊重教授,其廉洁奉公、公正严明的作风受到全体师生敬重。当时他家生活清苦,夫人韩咏华曾在昆明做糕点出售以补贴家用,此事传为佳话,其以身作则的坚守被后世视为育人先正己的典范。

抗战胜利后,梅贻琦回北平主持清华大学复员与复校事宜,清华于1946年10月复员回到清华园。1948年底他南下,1949年后赴美管理清华基金。1955年他应召赴台湾,主持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的筹办,即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为在台湾恢复清华殚精竭虑,延请海外校友返校任教,奠定了新竹清华的基础。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北。他去世后人们发现,其随身多年、被称为手不离卷的一只皮箱里装的是清华基金账目,笔笔清楚,一事一物皆有记录,其廉洁奉公至此可见。台湾清华校园内建有梅园以志纪念,北平清华亦塑像纪念这位终身校长。[3]

教育思想与主张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就职演说、大学一解等论著中,可以概括为大师论、通才教育、教授治校与从游论四个方面。

大师论是其教育思想最著名的部分。1931年在就职演说中,他仿照孟子"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的句式提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认定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大学之良窳几乎全系于师资与设备之充实与否,而师资为尤要。基于这一认识,他广揽名师,尊重教授,使清华与西南联大师资阵容达到极高的水准,大师的作用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得到了辉煌的发挥。

通才教育主张。梅贻琦认为大学教育的根本目标是造就通才,主张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使学生对人文、社会、自然诸学科都能融会贯通,对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世界大势与文化变迁有相当的了解。他在《大学一解》中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认为大学教育应具有儒家所倡导的新民使命,人才培养应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发展。他还比较中西教育传统,指出西洋大学教育之本源为希腊人之人生哲学,其精髓为一己之修明,与中国儒家古之学者为己之说相通,而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更进一步,示明修己为始阶,其归宿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

教授治校与民主办学。梅贻琦坚持学术自由,实行民主治校。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由校务会议、教授会、评议会三个机构构成,凡聘请教师、学校规划、制度改革等重要事务,均须经评议会决定方能施行。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及系主任均由教授兼任,不设副职,许多专门事务交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办理,充分发挥了教授的主导作用。他推行的这一体制使清华形成了浓厚的学术自由氛围,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曾说,在清华服务的同仁感觉着一种自由的氛围气,每人都有权利和机会对学校的事情说话。

从游论与导师意识。梅贻琦把师生关系比作大鱼与小鱼,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他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与人格感化,重视德育、智育、体育、群育并重,清华规定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的做法即在其手中延续,使清华成为有名的体育强校。此外,他特别重视工程教育对国计民生的作用,倾注大量精力建设清华工学院,使清华兼具人文传统与技术科学的特点,这一做法在中国教育史上属于开拓之举。[4]

主要著作

梅贻琦一生谨言慎行,文字著述不多而影响深远。其重要文章包括《就职演说》《清华的教育方针》《大学一解》《教授的责任》《抗战期中之清华》《时局与教育》《对战后清华发展之理想》等。《大学一解》发表于1941年,是其在西南联大时期与潘光旦等商讨写成、以教务会议名义发表的长篇论文,系统阐述了大学之道与通才教育思想,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的代表性文献。他历年工作报告与演说由后人辑录,收录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梅贻琦日记》《梅贻琦文集》等文献中,为研究其生平与教育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引用频率最高的格言之一。

影响与评价

梅贻琦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最成功的大学校长之一。在他主持下,清华大学从一所新办的大学成长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学府;西南联大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弦歌不辍,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和赵九章、邓稼先等多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以及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等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其人才成就为世界所罕见,而这一切都与梅贻琦主持校务的从容坚定密不可分。他推行的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与通才教育制度,为中国现代大学提供了成熟的治理范式,其大师论至今仍是讨论大学建设时常被引用的经典表述。

后世学者评价梅贻琦,多推重其寡言、慎行、廉洁、谦和的品格,认为他以吾从众的态度实现了民主治校,以涵容并包的胸襟维系了三校联合的西南联大,以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深情服务清华五十年,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清华校友将其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并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各地纪念活动中,他被尊为永远的校长。其教育思想所蕴含的尊师重教、大学独立、通专结合等主张,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5]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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