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公(先秦时期人物)
毕公,又称毕公高,姬姓,名高,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异母弟,毕国始封君。他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任职,是周初“成康之治”的重要辅臣之一。
毕公在文献中的形象,主要由三件事构成:一是牧野之战后“释百姓之囚”,二是成王临终时与太保奭等六卿同受顾命,三是康王时受命“保釐东郊”、治理成周,其诰命即《尚书·毕命》。此外,《史记·魏世家》记“毕公高之后曰毕万”,毕万封于魏,其后为战国魏国,故毕公又被视为魏国的远祖。
毕公的封邑“毕”,在今陕西咸阳北原一带。毕国之名,见于《左传》《国语》;其灭亡的年代,史无明文,大约在西周中晚期。
世系:文王诸子中的位置
毕公的世系,是理解其身份的前提,而这一问题恰恰最为纠缠。
《史记·管蔡世家》开篇列“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这十人,皆太姒所生。
毕公高不在其中,故其为“异母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论封建,列举“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毕在其中,可证其为文王之子。
至于“第十五子”之说,出自皇甫谧《帝王世纪》:“文王娶太姒,生伯邑考、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郕叔武、霍叔处、康叔封、聃季载,自有莘氏女,生毛伯、郜子、雍子、毕公高、原公、酆侯、郇侯。”此说以毕公为“有莘氏女”所生,排行第十五。皇甫谧之说,多本于汉魏间的谱牒,可靠程度有限,但“异母弟”这一点,与《管蔡世家》相合。
排行问题看似琐碎,实则关乎毕公的政治地位。在周代宗法中,“同母”与“异母”之别,直接影响继承顺位与封国大小。毕公既为异母弟,其封国“毕”却在王畿之内,且本人历仕四朝、位列六卿,这说明他的地位并非来自“嫡庶之序”,而是来自个人才干与政治信任。
牧野之后:“释百姓之囚”
毕公在武王克商后的具体职掌,《史记·周本纪》有一段极简的记载:
“武王……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
这段文字罗列了克商之后的六项善后措施,每一项都指派了具体的人:召公释箕子,毕公释百姓之囚,南宫括散财发粟,南宫括与史佚展九鼎,闳夭封比干之墓,宗祝享祠于军。
毕公所任,是“释百姓之囚”。这一项看似平常,实则有深意。殷纣之世,囚系众多,《史记·殷本纪》记纣“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剖比干”,又“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百姓”在商周之际,指“百官族姓”,即各氏族的贵族,非后世“平民”之义。释“百姓”之囚,即释放被纣囚禁的各族贵族,其政治意义在于“收人心”。
与召公“释箕子之囚”相比,毕公所释的对象更广:箕子一人,而“百姓”是一批人。这一分工,说明毕公在克商善后中承担的是“普遍性的宽赦”,而非“象征性的礼遇”。这也符合他在此后成康时期的角色:不是前台的主政者,而是主持具体政务、维系制度运转的“执行型”重臣。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记载中的六人,除召公、毕公为姬姓外,南宫括、史佚、闳夭皆为异姓。周初的“善后班子”,是一个跨族群的联合体。
成王顾命:六卿并列中的毕公
毕公政治地位最明确的证据,是《尚书·顾命》。
《顾命》记成王临终之事:“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颒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乃同召”以下,是成王临终召见的重臣名单:太保奭(召公)、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此六人,即所谓“六卿”。《顾命》下文记康王即位之礼:“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召公与毕公,一西一东,分率诸侯,地位对等。
这一“分陕而治”的格局,源头在周公、召公分陕。《公羊传·隐公五年》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周公既殁,其位由毕公继之,故有“毕公率东方诸侯”之礼。这说明毕公在成康之际,接续了周公的角色,成为东方事务的主持者。
《顾命》的史料价值极高,它保存了西周早期“册命”与“即位”礼制的完整描述:陈设的器物(越玉、陈宝、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宾主的位次、仪节的先后,皆有详细记载。王国维《周书顾命考》即据此文考订周初礼制,认为“古礼之存于今者,莫备于《顾命》”。毕公在此礼中的位置,是“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即东方诸侯的领班。
《毕命》与成周之治
康王即位后,毕公受命治理成周,其诰命即《尚书·毕命》。
《书序》说:“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正文开篇:“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釐东郊。”
“保釐东郊”,即安定治理成周(今洛阳)一带。成周是周人东方的政治中心,也是殷遗民的聚居地。周公营洛,把殷民迁于成周,《尚书·多士》《多方》即是为此而发的诰辞。毕公受命治此,其难度可想而知。
《毕命》的核心政纲,是“旌别淑慝”四字:“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即表彰善者、贬斥恶者,为其居里立表,使善恶分明、风气自成。又说“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师言”,称毕公“弼亮四世”——辅佐文、武、成、康四代,这正是毕公仕历的概括。
文中还有两句名言:“政贵有恒,辞尚体要。”意为政令贵在有常,言辞贵在得要领。这两句话,后世常被引为“为政”与“立言”的准则。
但必须指出:《毕命》属于《古文尚书》,是东晋梅赜所献“孔传本”中的一篇,其真伪自宋代以来即有争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列为“伪古文”之一,惠栋、戴震等亦持此说。因此,引用《毕命》时须加分辨:它可以反映“后世对毕公的理解”,但不宜径作“西周原文”使用。这是治《尚书》者的一条基本纪律。
毕国与毕万封魏
毕公之后,最重要的一支是“毕万”。
《史记·魏世家》开篇:“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
这段文字提供了三条信息:其一,毕公封于毕,以“毕”为氏;其二,毕国后来“绝封”,子孙降为庶人,散居各地;其三,其后裔毕万在春秋时事晋献公。
毕万封魏的经过,《左传·闵公元年》有载:“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卜偃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
“魏”之地,在今山西芮城一带。毕万之后,魏氏在晋国逐渐壮大,至魏献子(魏舒)时列为六卿,至魏桓子时与韩、赵共灭智伯,至魏文侯时正式立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由此,毕公在历史上的“后效”极为深远:他不是战国魏国的直接祖先,但魏国的公室追溯世系,必以毕公为始。这种“远祖叙事”,在战国秦汉极为常见,《史记·魏世家》即以此开篇。对毕公本人而言,这已是数百年后的事;但对“毕公”这一符号而言,正是这种“后效”使其在历史记忆中获得了超出其实际事迹的分量。
评价与史料问题
毕公在周初的地位,可从三个角度评价。
从制度角度看,他是“六卿”之一,与召公并列,分率东西诸侯,是成康之际制度运转的核心人物。《顾命》所记的即位之礼,如果没有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便不成其为“礼”。
从政治角度看,他是“弼亮四世”的老臣,历文、武、成、康四朝而不衰。在周初那种“兄弟相疑、诸侯畔周”的局势中,能历四世而见信于三王,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能力的证明。
从文化角度看,他是《毕命》的主角,其“旌别淑慝”“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之语,成为后世政治文化中的常用命题。尽管《毕命》晚出,但它所塑造的“毕公”形象,已深深嵌入中国的政治话语。
史料方面,须注意三点。其一,毕公之名,《史记》作“高”,《尚书》只称“毕公”,其名是否确为“高”,别无旁证。其二,毕公的世系,《管蔡世家》与《帝王世纪》不同,前者只言其为文王之子,后者详列排行,可靠性递减。其三,《毕命》为伪古文,引用时须注明。
至于毕公的葬地,旧说在毕原(今咸阳北原),与文王、武王陵同在一区。《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览》说“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长安镐聚东杜中”,未及毕公。今咸阳北原的“毕公墓”,为明清方志所载,无考古实证。
参考资料
- 《尚书·毕命》(康王命毕公“保釐东郊”“旌别淑慝”) - 古诗文网古籍
- 《尚书·顾命》(成王临终召六卿,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 - 古诗文网古籍
- 《史记·卷四·周本纪》(克商后“命毕公释百姓之囚”) - 古诗文网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