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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先秦时期人物)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毛公,姬姓,名郑,史称毛叔郑,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初受封于毛,为毛国始封之君。其名两见于克殷之后的受命典礼:《逸周书·克殷解》记“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史记·周本纪》记“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皆谓其在社祭中执掌明水之器,佐武王告神。西周一代毛氏世为王朝卿士,成王临终顾命时“毛公”与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同列为六卿;宣王时又有毛公铸鼎,即今所称毛公鼎。故“毛公”一词在文献中既是始封之君的称谓,也是后世毛氏执政者的尊称,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名号与世次

毛叔郑之称,由排行、国名与名三部分组成。“叔”为排行,“郑”为其名,“毛”为所受封的邑名。周初贵族男子称“氏+排行+名”,故《逸周书》《史记》均作“毛叔郑”,而不称“姬郑”。后世或称“毛伯郑”“毛公郑”,其中“伯”“公”为爵称与尊称,非其本名。

《史记·管蔡世家》详列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厓季载。”十人之中并无毛叔郑,可知其非太姒所生,当为文王庶子。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富辰之言:“管蔡郕霍,鲁卫毛耼,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杜预注:“十六国皆文王子。”毛既列于“文之昭”,则其确为文王之子无疑。同母、异母之别,是理解周初封建格局的一个细节:武王同母弟十人构成最核心的血亲集团,毛叔郑则以庶子身份受封,其封国地位次于管、蔡、曹、霍诸国,但在王朝礼制中的职任并不因此而轻。

关于毛叔郑的封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以毛与聃、毕、原、酆、郇并列,皆属畿内小国。这类封国与齐、鲁、燕、晋等“藩屏周室”的边地大邦性质不同,其封君多居王畿,直接供职于王朝,故《顾命》所见“毛公”能厕身六卿。

克殷典礼中的“奉明水”

牧野之战后次日,武王在商都社坛举行受命改元的典礼。《逸周书·克殷解》记其仪节甚详:“翼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叔振奏拜假。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

“明水”是祭祀所用的一种净水。《周礼·秋官·司烜氏》载:“以鉴取明水于月。”郑玄注谓以铜鉴承月光所得之露,谓之明水,祭祀时用以配玄酒,即所谓“明水涚齐”。其义在于以“无味之水”配“无味之酒”,表示祭神尚质、不以滋味求媚。明水之器由何人执奉,关乎典礼的等级秩序:在《克殷解》所记的序列中,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夹辅武王,泰颠、闳夭执轻吕为卫,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各执一事而礼乃成。毛叔郑所掌虽是一器之水,却是通神之具,其位置紧接于武王入社即位之后,可见职任之亲近。

《史记·周本纪》记同一典礼作:“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两书对读,可知司马迁所据为另一系统的礼书材料:其一,《逸周书》作“召公把小钺”,《史记》作“毕公把小钺”,《史记》别处又谓“毕公把小钺”与“周公把大钺”相对,盖毕公高亦为周初重臣,其执小钺之说或更合于“周召夹辅”的实际格局;其二,陪侍者《逸周书》举泰颠、闳夭,《史记》增入散宜生而统称“皆执剑以卫”;其三,《逸周书》作“卫叔傅礼”,《史记》作“卫康叔封布兹”,“布兹”谓铺设祭席之草,与“傅礼”相承,当是一事之异记。此类异文并非孰是孰非的问题,而反映出战国秦汉间关于周初典礼的多种传本。毛叔郑之名在两种传本中都出现,说明其参与克殷典礼的记载相当稳固,非后世附益。

成康之际的毛公与《顾命》六卿

《尚书·顾命》记成王临终召集大臣付托后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伪孔传以“太保、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为六卿,其中召公为冢宰,芮伯为司徒,彤伯为宗伯,毕公为司马,卫侯为司寇,毛公为司空。此说出于汉晋注家,是否完全合乎西周官制尚有讨论,但《顾命》将毛公与召公、毕公、卫侯并列,则明确显示毛氏在成康之际已居王朝枢要。

若毛叔郑即《顾命》之毛公,则其历事文、武、成三朝,年寿当在八九十岁之间,与周初重臣多享高年的记载相合;但《顾命》所召诸卿多为成王同辈或稍晚之人,卫侯即康叔封之子康伯髦,毕公高亦已耆老,毛公究竟为叔郑本人还是其子嗣,文献无徵,只能存疑。今人讨论西周世卿制度,多以“毛公”“毕公”“召公”为氏称而非人名的用例为证:《顾命》之“毛公”可以是毛国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君主,而史官仍以封国之名记之,正如“周公”“召公”在数代之内皆称“公”。

这种“以国系人”的记名方式,是西周金文与传世文献共有的特征。毛氏历代君长在王朝任职,其名号遂与职任合一,后人追述时往往不加区别。理解这一点,才不会把不同时代的“毛公”误作一人,也不至于因名号重复而否认毛氏世卿的事实。

毛国地望与毛氏世系

毛国的地望,旧有二说。一说在今陕西扶风、岐山一带,属周人发祥之地,其地屡出西周青铜器,故学者多主张毛为畿内采邑;一说在今河南宜阳,其地有毛泉、毛公城等故迹,东汉以下地志多主之。两说各有依据:前者合于“文之昭”多封畿内的通例,后者合于春秋时期毛伯参与王室会盟、其地近于成周的事实。折衷之论以为毛国初封在宗周畿内,平王东迁后随王室徙于成周附近,故有河南宜阳之说。此说较为圆通,然亦乏确证。

毛氏世系,文献所存甚少。《左传》屡见“毛伯”参与王室事务,如文公元年“毛伯卫来锡公命”,宣公十五年“王孙苏与毛氏、召氏争政”,昭公十八年“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可知毛氏自西周至春秋末一直为畿内强族,其内部亦有权位之争。战国以后毛国不见于记载,当已并于韩、秦之间。

西周金文中,毛氏之器颇多。清道光末年出于陕西岐山的毛公鼎,铭文四百九十七字,为现存长篇青铜器铭文之最,记宣王册命毛公,命其总司王家内外事务,并赐以秬鬯、玉环、车马、兵器等物。鼎出于岐山,与“毛在扶风”之说相合。另有毛伯敦、毛公旅鼎等器见于著录,可补文献之阙。

毛公鼎与“毛公”的层次

毛公鼎自出土后,先后经陈介祺、端方等收藏,抗战期间辗转至香港,1950年前后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为镇馆重器。鼎铭所记册命对象,学界或称“毛公歆”,或称“毛公瘖”,字有残泐,难以确定。可以肯定的是,此毛公为宣王时人,与周初毛叔郑相隔二百余年,二者绝不可混同。

传世文献中“毛公”一词的使用可分三层:其一为始封之君的专称,即毛叔郑;其二为历代毛国君主在王朝任职者的通称,《顾命》之“毛公”属之;其三为对毛氏宗长的尊称,如《诗经》毛传所称“毛公”,则为汉代传《诗》的毛亨、毛苌。三层含义交叠,最易致误。明清以来不少地方志与族谱将毛公鼎之毛公径指为毛叔郑,或谓毛亨、毛苌出自周初毛氏,皆属推测之辞,不可据为定论。

需要辨明的是,《诗经》学上的“大毛公”“小毛公”,与西周毛国并无直接谱系可考。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谓毛亨作《诂训传》传于毛苌,郑玄《诗谱》则谓“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其籍里已作“鲁人”。汉人述先代世系多喜附会名族,今治《诗》者一般只取毛传之学术价值,而不取其出于周室之说。

后世的追述与毛姓源流

毛叔郑在后世的形象,主要是作为“文王之子、成王卿士”的典范人物出现。《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皆以毛姓出于周文王子毛伯郑之后,以国为氏。此说与《左传》“文之昭”的记载相合,是较为可信的姓氏源流记述。然今日毛姓族谱所载世系,多自汉魏以后的郡望(如荥阳、河间)向上追溯,中间环节难以一一核实,使用时须与先秦文献分开看待。

就史料价值而言,毛叔郑的意义有三。其一,他是周初封建与宗法秩序的一个具体样本:以文王庶子的身份受封畿内,以礼官之职参与王朝最高典礼,其身份与职任的搭配,说明周初的“封建”并非单纯的分土授民,而是与王朝职官体系紧密结合。其二,“奉明水”一节保存了先秦祭祀用水的细节,可与《周礼》互证,是研究礼制史不可多得的材料。其三,毛氏自西周至春秋世代为卿,其兴衰与王室的强弱同步,是观察畿内世族与王权关系的一个窗口。

史籍对毛叔郑的记载仅此数端,既无生卒年月,亦无言行语录,故后世论者多惜其“有国无传”。然而正是这类记载稀疏的人物,构成了西周政治结构的底色:王朝的运转不赖于一二圣贤,而赖于众多如毛氏这样世代执守一职的世族。从这个角度看,毛叔郑之名虽寥寥数见,其历史分量却不在“四友”“十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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