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
| 民国时期著名哲学家、佛教史家 | |
| 出生 | 1893年8月4日 甘肃省渭源县 |
|---|---|
| 逝世 | 1964年5月1日 北京市 |
| 国籍 | 中国 |
| 籍贯 | 湖北省黄梅县 |
| 身份 | 哲学家、佛教史家 |
| 主要贡献 | 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奠基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作者 |
| 代表作 |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隋唐佛教史稿》 |
汤用彤（1893年8月4日—1964年5月1日），字锡予，祖籍湖北黄梅，生于甘肃渭源。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佛教史家，中国佛教史学术体系的奠基人。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的研究，其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被公认为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他是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
生平
汤用彤出生于一个书香官宦之家。父亲汤霖是光绪年间进士，曾任甘肃渭源知县，以清廉正直闻名。汤用彤早年随父亲在任所读书，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他聪颖过人，十岁时即能背诵《四书》《五经》，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
1908年，汤用彤入读北京顺天高等学堂。在校期间，他与同窗梁漱溟等人交往密切，开始接触新学。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6年毕业。适逢清华学堂停办高等科，他与吴宓等人一起以"游美"名义赴美留学。他在清华求学期间表现出了对哲学和宗教的浓厚兴趣，这也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
1917年，汤用彤进入美国汉姆林大学（Hamline University）学习。1918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著名哲学家兰曼（Charles R. Lanman）和佩里（Ralph Barton Perry）等，主修印度哲学和比较宗教学。在哈佛期间，他与陈寅恪、吴宓交往密切，三人被时人称为"哈佛三杰"。后来他又与梅光迪、吴宓等人共同创立了《学衡》杂志，成为"学衡派"的重要成员。
1922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汤用彤回国。他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1922—1926年）、南开大学（1926—1927年）、中央大学（1927—1930年），在哲学教学和研究领域崭露头角。1930年，他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从此与北大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北京大学期间，汤用彤担任哲学系主任多年，主讲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等课程。他的教学以条理清晰、考证精详著称，深受学生欢迎。他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在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研究中卓有成就的学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随北大南迁，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克服重重困难，始终坚持学术研究。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员回到北平。1947年，汤用彤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1年，他出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后兼哲学系主任。他积极推动北京大学哲学学科的建设，为中国现代哲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0年代初期，汤用彤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但他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笔耕不辍。1964年5月1日，汤用彤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一岁。
教育事业
汤用彤的教育事业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核心阵地。他在北大任教三十余年，是中国现代哲学教育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在北大哲学系，汤用彤主持系务二十余年，对哲学系的发展和壮大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主持制定了哲学系的课程体系，涵盖了中外哲学史、佛教哲学、印度哲学、逻辑学等各主要领域，形成了完整的学科布局。在他的领导下，北大哲学系成为全国哲学研究和教育的中心。
汤用彤在教学中极为重视文献功底和考证方法。他要求学生必须读原著、懂梵文、掌握版本目录学知识，从最基础的文献工作做起。他在课堂上从不空谈理论，而是以具体的文本分析和史料考证为教学核心。他常说："没有扎实的文献功底，谈哲学史就是空谈。"这种务实的教学风格培养了一大批严谨扎实的学术人才。
汤用彤对研究生培养尤为重视。他招收的研究生数量不多，但每一位都得到他的悉心指导。他定期与研究生讨论学术问题，逐字逐句地修改他们的论文。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任继愈、佛教史专家郭朋等，都是他的学生。任继愈后来回忆说："汤先生做学问、教学生，是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诱'。他从不训斥学生，而是用启发的方式引导我们独立思考。"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哲学系聚集了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贺麟等一大批哲学名家。汤用彤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他与其他教授密切合作，共同开设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哲学课程，使西南联大的哲学教育达到了当时中国的最高水平。
汤用彤还积极参与全国高等教育的宏观建设。他多次参加全国性教育工作会议，为哲学学科的发展和哲学教育改革建言献策。他领导编写了多部全国通用的哲学教材，对中国哲学教育的规范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教育理念
汤用彤的教育理念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他一生治学严谨，在教学中也贯穿着这种精神。
在学术教育方面，汤用彤尤为强调"史料求真"的原则。他认为，研究学问必须先有扎实的史料基础，不能凭空立论。这一理念体现在他的教学中，就是对学生文献考证能力的严格要求。他要求他的学生必须从最基本的文献工作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知识。他反对那种不读原典、大谈理论的风气。
关于通识与专精的关系，汤用彤认为两者相辅相成。他主张学习哲学的学生应当具有广博的知识储备，不仅通晓中外哲学史，还应当了解相关的文学、历史、宗教、艺术等领域的知识。但他同时也强调，广博不是目的，广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深入专精。他有一句名言："治学如掘井，要深不要浅。但要有足够的广度，才能找到掘井的位置。"
汤用彤特别重视学术道德的培养。他教育学生做学问要诚实、谦虚，不浮躁、不虚荣。他强调："做学问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认识真理。"他自己以身作则，一生不慕名利，潜心学术。即便是担任北大副校长期间，他也坚持以教学和研究为本，行政工作从不影响学术。这种淡泊名利、专注学术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们。
汤用彤主张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应当融为一体。他反对将教学简单地视为知识传授，认为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用研究带动教学，反过来也用教学来检验和深化研究。他本人的教学就是这种理念的最好体现——他的每一堂课都充满了学术思考的深度和思想交锋的火花。
学术贡献
汤用彤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和印度哲学三个领域。他是这三个领域在中国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奠基人。
在佛教史研究领域，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年出版）是一部划时代的学术著作。该书系统梳理了佛教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时期的传播和发展历程，对佛教经典的翻译、教义的演变、僧团的组织、佛教与本土思想的关系等核心问题进行了精详考证。在这部著作中，汤用彤通过大量精密的史料考证，澄清了许多前人误解和错漏之处。例如他对佛教初传中国的时间、早期译经的谱系、格义佛教的实质等问题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考证。该书出版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被公认为"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隋唐佛教史稿》是汤用彤晚年的重要著作。该书延续了他对佛教史的宏观研究思路，系统探讨了隋唐时期佛教各宗派（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等）的形成、发展和消长过程。虽然这部著作未能最终完稿（由学生整理出版），但它仍然是中国佛教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魏晋玄学领域，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他在该书中创造性地将魏晋玄学的发展分为几个重要阶段：正始玄学（王弼、何晏）、竹林玄学（嵇康、阮籍）、西晋玄学（裴頠、郭象）和东晋玄学。他揭示了玄学与佛教般若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玄学的本质是本体论哲学"的论断，为后人理解魏晋思想史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范式。
在印度哲学研究领域，汤用彤同样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著有《印度哲学史略》等作品，系统介绍和分析了印度哲学的主要流派（包括吠陀哲学、奥义书哲学、六派哲学等），是中国学者系统研究印度哲学的开拓性工作。他的研究成果为理解佛教哲学在印度的根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背景。
汤用彤在比较哲学方面也很有建树。他善于从比较的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哲学体系的异同。他的研究揭示了佛教哲学在传入中国后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国化佛教的新形态。他的这一研究思路，为后来从事跨文化哲学比较研究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历史评价
汤用彤被公认为中国佛教史和魏晋玄学研究的学术泰斗，是中国现代人文学术史上的一位巨擘。
在中国佛教史学界，汤用彤的地位无人能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自1938年出版以来，一直是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最权威的参考著作。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读过此书后，对汤用彤的考证功力极为敬佩，曾感叹说："禅宗史至此而大明。"另一位著名学者胡适也高度评价汤用彤的佛教史研究，称他是"最严谨的佛教史家"。
在北大哲学系的历史上，汤用彤是与胡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齐名的泰斗级学者。他在哲学系的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在北大校史中被大书特书。1950年代，汤用彤与金岳霖、冯友兰等人一起主导了北大哲学系的重组和发展，为新中国哲学教育体系的确立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汤用彤的治学方法也受到后世的极高评价。他将乾嘉考据学的严谨方法与西方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用彤式"治学风格。他的研究以考据精详、论证严密、超越空论著称。即使是与他学术观点不同的人，也对他的考证功力表示钦佩。
晚年的汤用彤虽然因健康原因学术产出有所减少，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从未动摇。他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首批委员，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的规划和指导工作。1964年去世时，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同仁都为之悲痛。
在当今的学术界，汤用彤的学术遗产仍被广泛研究和继承。他的著作被多次再版，他的学术思想被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所学习、研究和发扬。北京大学设立了汤用彤讲座基金，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前来讲学，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哲学史家。
轶事典故
"哈佛三杰"：1910年代末期的哈佛大学，有三名中国留学生——汤用彤、陈寅恪、吴宓——才华横溢、志趣相投，被时人誉为"哈佛三杰"。三人在哈佛期间相互砥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吴宓晚年回忆说："那时在哈佛，我们三人每相聚一处，必然论学不倦。"这一美谈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被广为传颂。
《学衡》的创办：1922年，汤用彤与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共同创办了《学衡》杂志。该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刊物。汤用彤为《学衡》撰写了多篇重要文章，包括《评近人之文化研究》《佛教传入中国之经过》等。
"读原典"的坚持：汤用彤在教学中有一个著名的习惯：他总是要求学生在读他的著作之前，先读原著。他说："我的书只是参考，真正要下功夫的是原著本身。不读原著就读我的书，等于以讹传讹。"这种不囿于己见、尊重原始文献的态度，是他治学和教学的鲜明特点。
"从不轻易写文章"：汤用彤一生著述虽然影响力极大，但数量并不算多。他做学问极为审慎，在没有充分史料支撑的情况下从不轻易下笔。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从搜集资料到出版经历了十余年时间。学生们说汤先生"一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人物关系
与陈寅恪：汤用彤与陈寅恪在哈佛大学时结为挚友。两人在学术上互相尊重、互相借鉴。陈寅恪对佛教史研究有很深造诣，但与汤用彤各有所长——陈寅恪以中古史和敦煌学闻名，汤用彤以佛教史和魏晋玄学见长。两人终身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与吴宓：吴宓是汤用彤的终生挚友。两人在清华学堂相识，在哈佛大学同窗，回国后共同创办《学衡》杂志。吴宓担任清华大学教授期间，也曾邀请汤用彤来清华讲学。两人在文化理想上的共鸣促成了数十年的友谊。
与胡适：汤用彤与胡适在北大共事多年。两人学术交往密切，在佛教史研究上互有切磋。胡适对汤用彤的学术功底极为推崇，曾称其为"最优秀的中国佛教史家"。
与任继愈：任继愈是汤用彤在北大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在汤用彤的悉心指导下，任继愈后来成为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主编了《中国佛教史》等多部重要著作。任继愈终其生对汤用彤保持着深深的敬意。
参考文献
[1] 汤用彤.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8.
[2] 汤用彤. 魏晋玄学论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3] 汤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4] 汤用彤. 印度哲学史略[M]. 重庆: 独立出版社, 1945.
[5] 汤一介. 汤用彤评传[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3.
[6] 孙尚扬. 汤用彤与中国佛教史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4): 61-68.
[7] 麻天祥. 汤用彤学术思想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8] 龚隽. 汤用彤与现代中国佛教史学[J]. 中国哲学史, 2003(2): 102-110.
[9] 赵建永. 汤用彤与"哈佛三杰"[J]. 历史研究, 2005(3): 146-159.
[10] 刘梦溪. 汤用彤的学术贡献与治学方法[J]. 中国文化, 2006(23):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