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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黯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汲黯(?—前112年),字长孺,濮阳(今河南濮阳)人。西汉直臣,历仕景、武两朝,官至主爵都尉、淮阳太守。学黄老之言,治民尚清静,为东海太守“卧而治之”;在朝则面折廷争,谏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讥公孙弘“布被”为诈,斥张汤“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武帝称之为“社稷之臣”。

家世与早年

汲氏为濮阳大族。《史记·汲郑列传》记:“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七世卿大夫,说明这是一个根基深厚的世族,其政治资源与人脉,远非一般寒素士人可比。

汲黯“以父任”为太子洗马,事景帝。所谓“任子”,是汉代高级官员子弟的入仕通道,秩二千石以上、任职满三年者,可任子弟一人为郎。汲黯以此入仕,起点不低。

景帝崩,太子即位,是为武帝。汲黯为谒者,掌宾赞受事。他曾奉命“视河内火灾”,归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武帝“贤而释之”,迁为荥阳令。

汲黯“耻为令,病归田里”。这一举动很能见其性格:他不愿做亲民之官,认为自己的位置应在朝廷。武帝闻之,召为中大夫。

东海太守与“卧而治之”

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

他任东海太守时,“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武帝闻之,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卧而治之”四字,后世常被引为“无为而治”的典范。其具体做法是:选任得力的丞、史,把具体事务交给他们,自己只抓大方向,不纠缠细目。这与汉初曹参“萧规曹随”、盖公“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思路一脉相承。

但须注意,汲黯的“无为”并非放任。他在东海“岁余大治”,说明其选人、察吏的能力极强;只是他不以“苛察”为能,不以“文书”为务。这种治理风格,与他后来对张汤“深文巧诋”的激烈批评,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值得注意的是,汲黯的“黄老”与武帝朝的“儒术”是冲突的。武帝“方向儒术,尊公孙弘”,而汲黯“常毁儒”,当面指斥公孙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这不仅是学术立场的分歧,更是治理路线的分歧:儒术尚“更化”,黄老尚“因循”。

面折武帝

汲黯在朝,以“戆”闻名。《史记》记其“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

最著名的一次,是当面批评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 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

“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七字,是西汉政治批评中最锋利的一句。它戳破了“独尊儒术”的表象:武帝一边大兴土木、征伐四夷,一边标榜仁义、招揽儒生,二者之间的裂缝,被汲黯一语道破。

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这番话把“谏”提升为一种职务伦理:在其位,就必须言其事,否则即为“辱朝廷”。

武帝虽怒,却始终不罪汲黯。《史记》记武帝后来曾说:“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这是很高的评价——所谓“社稷之臣”,指能与君主共守国家根本、不以私利为转移的人。

与张汤、公孙弘的冲突

汲黯在朝的主要对手,是张汤与公孙弘。

对张汤,汲黯的批评最为激烈。《史记》记:“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愤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重足而立,侧目而视”,形容人人自危、不敢正眼相看的恐怖气氛。这八个字,后来成为形容苛政的成语,其源头正在这里。

汲黯又曾当面责问张汤:“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二者无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矣。”意思是:你身为正卿,既不能光大先帝功业,也不能遏止天下邪心,安国富民、使监狱空虚,两样都没做到,却把高皇帝的成法随意更改,你将来的下场可知。

对公孙弘,汲黯的攻击集中于“布被”一事。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为布被,食不重肉”,以节俭著称。汲黯当廷诘问:“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

公孙弘的应对极为高明,他坦承:“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廷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以退为进,反而使武帝“以为谦让,愈益厚之”。

这两场冲突的结果,是汲黯的孤立。《史记》记:“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此后汲黯“坐法免”,一度隐于田里。

淮阳太守与晚年

汲黯最后一次出仕,是任淮阳太守。

其时“会更五铢钱,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武帝召拜汲黯为淮阳太守。汲黯“伏谢不受印绶,诏数强予,然后奉诏”。

入见时,汲黯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之。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

武帝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

“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武帝要借重的,不是汲黯的行政能力,而是他的声望。淮阳吏民“不相得”,需要的正是一位能以德望镇抚的人物。

汲黯在淮阳“如故治”,十余年而卒。其卒后,“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诸侯相”。

汲黯的政治生涯,是一个“直臣”在“有为”之世的必然结局:他的批评越深刻,越不能被容纳;他的治理越宽简,越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但他的存在本身,构成了对武帝一朝政策的一种制衡,也为后世留下了“社稷之臣”的范型。

思想与治术

汲黯的思想,属于黄老一系。《史记》明言“黯学黄老之言”,其治“好清静”“责大指”“不拘文法”,皆是黄老治术的典型特征。

黄老之学的核心,是“因循”与“无为”:因循者,不改作、不更张,顺着事物本来的条理去做;无为者,不妄为、不扰民,使百姓自安其业。这与儒家的“更化”、法家的“变法”,在治理逻辑上截然不同。

汲黯对张汤“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的指责,正是黄老立场的表达:祖宗成法不可轻改,改了就会扰民。这一立场,在西汉中后期“改制动辄”的风气中,显得格外突兀,也格外珍贵。

但汲黯并非纯粹的“保守派”。他“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甘冒“矫制”之罪,说明他在“救民”这件事上并不拘泥于程序。黄老的“无为”,在他是“不扰民”,而非“不任事”。

《史记》把汲黯与郑当时合传。郑当时亦好黄老,亦“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然其人“趋和承意”,与汲黯的“面折”形成对照。司马迁以二人合传,实有深意:同为黄老,一刚一柔,一进一退,西汉士人的两种典型,都在其中。

史料与评价

汲黯无专著,其事迹主要见于《史记·汲郑列传》与《汉书·张冯汲郑传》。

《史记》的写法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司马迁在传末说:“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又引翟公“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之语,其感慨显然不止于汲黯一人。

班固的《汉书》则相对平实,基本沿袭《史记》而稍加剪裁,其赞语称汲黯“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然“其谏,虽不合上意,然上亦以此重之”。

后世对汲黯的评价,大体分两路。一路推重其“直”,如司马光《资治通鉴》详载其面折之语,以为“人臣之节”;一路批评其“戆”,如王夫之《读通鉴论》以为汲黯“有直谏之节而无济变之才”,其“无为”之治,不足以应对武帝朝的复杂局面。

平心而论,汲黯的价值不在“能”,而在“守”。在一个政策频繁变动、人人揣摩上意的时代,能有一个始终如一地说“不”的人,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具体的政绩。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