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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同(先秦时期人物)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沈同,战国时齐国人,孟子弟子(一说不以弟子称)。《孟子·公孙丑下》记其“以其私问”燕可伐与否,孟子答“可”,齐人遂伐燕;事后有人以“劝齐伐燕”相责,孟子辩称所答者为“可伐”而非“劝伐”,并谓必“为天吏”方可伐之,否则是“以燕伐燕”。此章牵连燕王哙让国、子之乱燕、齐宣王破燕诸事,是研究孟子政治伦理与其时国际秩序的关键文本。

沈同其人

沈同之名,仅见于《孟子·公孙丑下》。赵岐注以为齐之大臣,后世或列入孟子弟子。二说并存,以其能“以其私问”而孟子与之言,则其人与孟子相熟,当在师友之间。 “以其私问”,是理解全章的关键四字。私问者,非奉君命而问,乃以个人身份问。这一限定,决定了孟子所答的性质:他可以就“义”立论,而不必就“事”负责。后来责难者正欲抹去这一限定,把私问之答当作国策之劝,故孟子必辨。

“燕可伐与”

孟子答“可”,其理由不是燕之可伐,而是燕之自取:“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有仕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而私与之吾子之禄爵;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 以“私相授受”为喻,极为切当。燕王哙把国让给相国子之,在孟子看来,与把官爵私相赠受无异——王位非一人之私产,不得由一人私相授受。故“可伐”者,伐其“私授受”之罪,非伐其国。 燕哙让国之事,《史记·燕召公世家》记之甚详:苏代使齐归,激燕王以尊子之;鹿毛寿说以“尧让天下于许由”之事;又有说者以“禹荐益而实令启自取”相劝。燕王遂“属国于子之”,收三百石以上之印尽效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三年而“国大乱,百姓恫恐”。 这一连串劝进之辞,皆以“尧舜禅让”为说。战国中期禅让之说盛行,燕哙之举即其实践;而其失败,亦成为后世论禅让者必举的反例。

齐人伐燕与“以燕伐燕”

《孟子》续记:“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 孟子在此提出一个关键区分:可伐与谁可伐,是两个问题。“可伐”言其罪,“谁可伐”言其资格。有罪而伐之者,须“为天吏”——即奉天命、行王道者。若无此资格而伐之,则“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以燕伐燕”四字,是孟子对当时列国相攻的总评:齐之伐燕,与燕之私相授受,同为无道,不过以无道伐无道而已。以杀人者例之,他说:“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杀人者当死,是“可杀”;执行者须为士师,是“谁可杀”。此喻把“义”与“权”分得很清。 齐之伐燕,在《孟子·梁惠王下》另有记载:“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答以“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并以“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为戒。伐与取,又是两层:伐其罪可,取其国则须视燕民之向背。

燕人畔与陈贾之辩

齐破燕之后,诸侯谋救燕,燕人亦叛齐。《孟子》记:“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齐宣王此语,说明他自知当日之举有愧于孟子之言。 陈贾欲为宣王解,以周公与管叔之事相难:“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其意谓圣人亦有过,宣王之过不足病。 孟子答:“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 此答分两层:一是就事论事,周公之过出于亲亲之厚,与宣王之贪燕不同;二是就“过”立论,古之君子过而能改,今之君子过而顺之,又从而为之辞。陈贾之辩,正是“为之辞”的标本。孟子此章,遂成为后世论“文过”的经典。

与《史记》的一处异文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齐伐燕之前,有这样一句:“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若此语为真,则孟子不但未劝阻,反而劝齐王乘机伐燕,与《孟子》全书所记大相径庭。 历代学者多疑此语为传闻之误。理由有三:其一,《孟子》记孟子对齐宣王之言,凡涉伐燕,皆以“燕民悦则取之”为断,从未以“文武之时”为说;其二,“此文、武之时”是纵横家语,非孟子口吻;其三,《史记》于孟子事迹本多采传闻,其《孟子荀卿列传》所记已简,此句或别有所本。 异文的存在,本身即有价值。它说明战国秦汉间关于齐伐燕的叙述,至少有两套:一套以《孟子》为代表,强调“天吏”与“燕民”;一套以策士传闻为代表,强调时机与功利。《史记》兼采两套,遂在同一书中留下彼此抵牾的记载。

评价

沈同一问,看似只是弟子问难,实则牵动了战国中期三件大事:禅让思潮的实践、齐燕之战、以及“伐”与“取”的国际法理。孟子答之以“可”,是对“私相授受”的否定;辩之以“天吏”,是对“伐者资格”的限定;终之以“以燕伐燕”,是对当时列国秩序的整体批评。 就沈同本人而言,其可议者在于“以其私问”而终成国策之据。然而把私问之答转为国家行动,责任在齐王与齐之执政,不在问者。孟子不以此责沈同,而后世论者亦少有苛责,其原因正在于此。 此章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展示了孟子政治思想中一个常被忽略的面向:他并不反对征伐,他所坚持的是征伐必须有“资格”与“民意”双重条件。这一立场,既不同于纵横家的功利主义,也不同于后世“以德服人”的绝对和平论,而是一种有条件、有程序的正义战争论。

禅让思潮与燕哙的实践

燕哙让国,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战国中期禅让思潮的一次政治实验。 孟子论禅让,见于《万章上》:万章问“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又曰“天与之”。其说以“天”为授受之主,天子只是受命者,不得以天下为私物与人。这一理论,与燕哙“属国于子之”的做法正好相反:燕哙正是以天子(诸侯)之身,把国私相授人。 战国禅让之说,另有《唐虞之道》一类文献为证,其说出土于郭店楚简,主张“禅而不传”,以“利天下而弗利己”为至德。可见当时确有一股以“让国”为最高德行的思潮,燕哙之举,正是这股思潮在现实政治中的一次冒险。 冒险失败的原因,孟子已言其要:授受须有“天与”的根据,而燕哙之所据者,是鹿毛寿、苏代一类策士的游说。以策士之言定国本,其败必矣。燕哙三年而国大乱,五年而身死国破,为后世论禅让者留下一个反面教材。 沈同之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出的。他所问的“燕可伐与”,实质是问:当一个诸侯以私意授受其国,国际社会是否有权干预?孟子的回答是“可”,但干预者须“为天吏”。这一限定,把“干预权”从强国手中收回到“天命”与“民心”之下,其说虽不见用,其义则可思。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