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山
海棠山,位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属医巫闾山北端余脉,是辽西地区以藏传佛教摩崖造像和奇松怪石著称的山岳型景区。山上建有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普安寺,山间岩壁上分布着清代开凿的摩崖造像群,佛教艺术与自然山石景观相互映衬,被视为辽西的佛教艺术宝库[1]。
宗教源流
海棠山的宗教文化始于清代。据史料记载,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来自西藏的章嘉活佛率弟子来到海棠山传经布道,并在此创建普安寺[1]。普安寺属藏传佛教格鲁派,经六世活佛两百余年不断扩建,最终形成占地四万五千余平方米、拥有千余间楼台殿阁的建筑群,素有“小布达拉宫”之誉,是当时蒙东与辽西一带藏传佛教的信仰中心[1]。
摩崖造像的开凿与寺院的传承密不可分。现存造像主要由普安寺四世活佛丹毕道尔吉于清道光八年(1828年)主持开凿,五世、六世活佛接续完成;自清后期至民国年间,一代代匠人与僧侣持续在山岩上镌刻佛像[1]。2024年辽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了海棠山的文物家底,确认现存造像190尊[1]。
摩崖造像
海棠山摩崖造像分布在寺区约两平方公里的裸露岩石上,形成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布局。造像运用高浮雕、浅浮雕与线刻等多种技法,在继承北魏、晚唐造像风格的基础上,融入蒙古族、藏族匠人的审美趣味,例如将释迦牟尼宝冠上繁复的五佛图样简化为五朵葵花,既降低雕刻难度,又保持了神像的庄严气度[1]。
造像题材涵盖藏传佛教的众多神佛,包括释迦牟尼、宗喀巴大师、观音菩萨、弥勒佛、金刚力士以及红、绿度母等。造像尺寸悬殊,最高者约5米,最小者仅15至20厘米,但神态各异:有的面容含笑、慈眉善目,有的护法神怒目圆睁、威风凛凛;同题材造像也少有雷同,如34尊无量寿佛中,手托净瓶的式样就有十余种[1]。
整体布局遵循格鲁派上师资粮田的格局,以宗喀巴大师像为中心,构成一座密宗摩崖坛城。传经道两旁造像密集排列,其中一块巨石上镌刻25尊佛像,被称为“集神石”或“集仙石”,是国内罕见的石刻佛教群像[1]。
自然景观
海棠山的花岗岩山体经长期风化,形成大量奇石与深谷,山间古松盘曲,与摩崖造像相映成趣。山中天然岩壁轮廓形似卧佛,另有天然形成的“寿”字石景,被游客视为自然与信仰结合的奇观[1]。山上植被以松柏为主,四季景观差异明显,春有山花、夏可避暑、秋观红叶、冬赏雪景,是阜新周边居民登山休闲的常去之处[1]。
旅游信息
海棠山位于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城附近,从阜新市区前往有公路直达,自驾较为方便;景区入口至寺院、造像区有步行道相连,山势较缓,适宜半日或一日游览。普安寺至今香火延续,每逢佛教节日信众较多。景区内的部分建筑在历史风雨中有所损毁,现有建筑多为后期修复,参观时应注意区分原构与复建部分[1]。门票、开放时间等信息以景区公告为准。
需要注意的是,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另有一处同名的海棠山,为秦岭南麓的一条山岭,以云海景观闻名,与阜新海棠山并非同一对象[2][3]。
造像的题材与工艺
海棠山摩崖造像的题材以藏传佛教为主,兼有汉传成分。常见者有释迦牟尼、宗喀巴、度母、四臂观音、无量寿佛、金刚手与护法诸尊,另有少量罗汉与供养人像。据文物部门调查,现存造像一百九十余尊,分布于几处崖壁上,另有若干龛窟因岩体崩落而残毁。
造像依岩面的自然起伏凿刻,多为半圆雕或高浮雕,大者高逾三米,小者不足半米。工序是先凿轮廓、再细修面部与衣纹,最后施彩。彩绘用矿物颜料,部分龛内至今可见残存的朱红与石绿;龛楣多刻藏文或蒙古文真言,个别龛侧有汉文题记,记施主姓名与年款。
与云冈、龙门相比,海棠山的年代晚得多,规模也小,其价值不在艺术高度,而在体系性:它是东北地区罕见的、成组分布的藏传佛教摩崖造像群,保存了清代蒙古地区工匠的处理方式——面相偏圆、衣纹简化、注重正面效果,与同期汉地造像的清瘦风格明显不同。
与阜新地区藏传佛教的关系
阜新一带在清代属土默特左翼旗。藏传佛教自17世纪传入后迅速成为地方信仰中心,形成以瑞应寺、普安寺(海棠山)、德惠寺等为核心的寺院网络。这些寺院彼此之间有学僧往来与法会轮值,构成一个区域性的宗教体系,而非孤立的存在。
海棠山造像的开凿,一般系于康熙至乾隆年间,与普安寺的兴建同时。推动者既有寺院僧团,也有地方台吉与旗民;题记中的施主姓名可为证。这类"僧俗共建"的模式,在蒙古地区的寺院营造中相当常见:僧团提供仪轨与匠作,俗众提供资财与劳力。
造像选址于山谷崖壁而非寺院之内,也别有意味。山崖在蒙古地区的信仰传统中本是祭祀场所(敖包、神山),佛教进入后并未取消这一层,而是以造像覆盖其上,使山本身成为道场。这一转换,是理解当地宗教景观的关键。
保护与研究
1960年代的破坏使多数造像面部受损,部分龛像头部被凿去。1980年代后逐步纳入保护,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与瑞应寺同属阜新地区重要的宗教文化遗产。
主要威胁来自自然因素。崖体为砂岩与砾岩互层,冻融循环导致表层剥落;夏季雨水沿裂隙渗入,冬季结冰膨胀,数年即可使一片衣纹消失。近年的措施包括裂隙灌浆、表面化学加固与崖顶排水整治,效果需长期观察。
研究方面,造像的题材组合与藏文题记尚未系统整理。若能完成著录,与瑞应寺的扎仓设置、活佛世系对照,可为清代东部蒙古的佛教图像学提供一个完整的样本。
与瑞应寺的互补
海棠山与瑞应寺相距不远,二者的功能分工清晰。瑞应寺是建制完整的寺院,有扎仓、有活佛、有僧团,承担教学与法事;海棠山则以摩崖造像与山场为主,是朝山与静修的场所。僧人来此闭关,信众来此绕山礼佛。
这种"寺院—山场"的组合,在藏传佛教地区相当普遍:寺院提供制度,山场提供空间。山上的闭关房多为小型的石砌或土木小屋,仅容一人与一灶,僧人依师嘱在此住数月乃至数年,期满回寺。
造像的保护难题
摩崖造像的保护比殿堂造像困难得多,因为它无法移动,也无法遮蔽。海棠山面临的具体问题是:岩体渗水、盐析结晶、生物附着(苔藓与地衣的根系会撑开岩石表面)、以及人为触摸。
近年采取的办法是"办法"的干预:对危岩作锚固,对裂隙灌注改性石灰浆,对表面用低浓度加固剂渗透,同时在龛前设置护栏并限制近距离接触。这些措施能延缓劣化,却不能逆转——石质文物的风化是不可逆的过程,保护的目标只能是减缓速度。
旅游开发与宗教空间
作为景区开放后,海棠山在造像区修了步道与观景平台,设置了说明牌与监控。游客的进入带来了收入,也带来了干扰:高峰期的人流使龛前的湿度与温度波动加剧,部分游客的触摸与刻划造成了新的损伤。
管理与信仰之间的平衡,是目前的主要课题。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分区:核心造像区限制人数并禁止触摸,外围山场开放游览;法会期间暂停旅游,保障宗教活动的完整。类似的分区管理在敦煌、云冈已有实践,海棠山可资借鉴。
僧人与工匠
造像的题记中,施主多为台吉、喇嘛与旗民,匠人姓名则罕见。这与蒙古地区的社会分工有关:工匠多为流动的汉地石匠,随寺院工程而来,事毕即去,不入地方户籍。造像风格中因此能看出两重来源:题材与仪轨依藏传规范,刀法与衣纹处理则带汉地民间石刻的习惯,两者在山崖上合成一种地方性的样式。
山场与生态
海棠山属努鲁儿虎山余脉,山体由花岗岩与片麻岩构成,风化后形成球状巨石与崖壁,这正是造像得以开凿的地质前提。山场植被为华北与蒙古植物区系的过渡类型,油松、蒙古栎、山杏、绣线菊混生,秋季山杏叶转红,是当地"海棠红叶"一景的由来——所谓"海棠",实指山杏与山荆子,非园艺海棠。这一名实之差,在北方地名中并不罕见:山民的植物分类以用途为准,观赏价值是后来赋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