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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重定向自海马体)
本条介绍大脑中的海马结构。海洋鱼类海马见海马(鱼类)。

海马(hippocampus)是位于大脑颞叶内侧的一对古皮质结构,因弯曲的形态被早期解剖学家比作海马而得名,是记忆与空间导航研究中最受关注的脑区。它把来自新皮层的经验编码为可提取的情景痕迹,又参与构建位置感与认知地图;一旦双侧受损,人仍能记住童年往事、仍能学会新的运动技能,却几乎无法形成新的情景记忆。这一分离现象使海马成为理解“经验如何被存入大脑”的关键窗口,也是认知神经科学的标本式研究对象。[1]汉语中“海马”一词另指海龙科的一类小型鱼类,与本条所述脑结构无关。

位置、形态与回路

海马位于颞叶内侧,贴在侧脑室下角的底部,左右各一,前端较粗、后端渐细,整体像一条卷曲的管状结构。它属于古皮质,细胞排列只有三层,即分子层、锥体细胞层与多形层,与六层的新皮层不同。这种简单的层状结构让电极容易定位到特定的细胞层,正是海马成为电生理研究重镇的技术前提。通常所说的海马结构(hippocampal formation)范围更广,包括齿状回、海马本部(又称安蒙角,分为CA1至CA4区)、下托与内嗅皮层。

信息流以经典的“三突触回路”为主:内嗅皮层第二层的锥体细胞发出穿通纤维,终止于齿状回的颗粒细胞;颗粒细胞的苔藓纤维投射到CA3的锥体细胞;CA3的谢弗侧支再投射到CA1,最后由下托送回内嗅皮层与新皮层。这一环路并非封闭的单行道,各层之间还有大量中间神经元构成的抑制性微环路,负责把兴奋在时间上压缩成同步的放电。海马在θ节律下工作,位置相关的放电与这一节律的相位锁定,是空间编码的重要机制。海马还与杏仁核、隔区、前额叶及下丘脑有往返联系,情绪唤醒与额叶的意图因而能调节记忆编码的强度,这也解释了为何强烈情绪下的事件往往记得更牢。

长时程增强:可塑性的细胞机制

记忆需要物质基础,海马提供的候选机制是突触可塑性。赫布(Donald Hebb)在1949年提出,若两个神经元反复同时兴奋,它们之间的连接会被加强,这一设想后来被称为赫布学习规则。1973年,布利斯(Tim Bliss)与洛莫(Terje Lømo)在兔的齿状回上发现,给予穿通纤维短暂的高频刺激后,突触反应可以持续增强数小时甚至更久,他们称之为长时程增强(long-term potentiation,LTP)。这是第一个在哺乳动物脑内被清楚记录到的、由活动诱发的持久突触改变,此后成为学习记忆的细胞模型。[2]

LTP的分子链条已相当清楚。高频刺激使突触后膜去极化,解除镁离子对NMDA型谷氨酸受体的阻塞,钙离子随之大量内流,激活钙调蛋白依赖的激酶,促使AMPA型受体插入突触后膜,突触因而变强。早期的增强只涉及现有蛋白的修饰,晚期的增强则需要基因转录与蛋白质合成,才能维持新的突触结构。与之相对,低频刺激可诱导长时程抑制(LTD),使突触变弱;增强与抑制的平衡被认为是记忆选择性的基础,没有削弱,网络将被无关的连接填满。

LTP与记忆的关系仍有缺口。相关性证据很强:阻止LTP的药物或基因操作往往同时损害学习,而学习本身也能改变突触效能。但相关不等于因果,LTP更像是可塑性的一个范例,而非记忆的唯一载体。研究者也发现不同脑区、不同学习任务对应的可塑性规则并不相同,海马之外的小脑、杏仁核各有自己的学习机制。

H.M. 病例与记忆的双重分离

海马在人类记忆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由一位病人确立。20世纪50年代,为了控制药物难以抑制的癫痫,神经外科医生斯科维尔(William Scoville)为患者H.M.(亨利·莫莱森)切除了双侧内侧颞叶,包括海马、杏仁核与邻近皮层。手术后癫痫有所缓解,却出现了严重的顺行性遗忘:他无法记住手术之后认识的人、住过的房间,甚至不能确定自己刚才吃过什么,每次见面都像初次相识。他对手术前若干年的事件也有轻度逆行性遗忘,但童年记忆与语言、智力基本完好。

米尔纳(Brenda Milner)对H.M.进行了长期研究,发现了关键的双重分离。他的短时记忆正常,能在几秒内复述一串数字,说明记忆的即时保持不依赖海马;他也能够学会镜像描图这类运动技能,操作成绩随练习提高,却坚称自己从未做过这个任务,说明程序性学习与陈述性记忆走了不同的通路。这一分离把记忆从单一能力拆成若干系统,也让“海马负责把新材料固化为长时记忆”成为主流解释。

H.M.的案例同时限制了结论的推广。他的切除范围较大,损伤不止海马,术后表现不能简单归因于单一结构;个案也无法回答海马在记忆提取阶段是否仍必要。此后的动物实验与影像研究,才逐步把海马的功能细化为编码、模式分离与情境绑定,而非笼统的“记忆仓库”。

空间导航与认知地图

海马的另一条研究线索来自空间行为。托尔曼(Edward Tolman)在1948年根据大鼠走迷宫的实验提出,动物并非记住一连串转弯,而是在脑内形成一张关于环境的“认知地图”,这一设想在当时缺乏神经证据。1971年,奥基夫(John O'Keefe)与多斯特罗夫斯基在自由活动的大鼠海马中记录到一类细胞,它们只在动物处于环境中某个特定位置时放电,被称为位置细胞(place cell)。不同位置细胞的活动拼合起来,构成了对当前所在之处的表征。

此后的发现补全了这张地图。有的细胞在头部朝向特定方向时放电,称头方向细胞;有的在动物经过六边形网格的节点时放电,称网格细胞(grid cell),由莫泽夫妇(Edvard Moser与May-Britt Moser)的实验室在21世纪初报告;还有对边界与物体位置敏感的细胞。奥基夫与莫泽夫妇因这一系列工作获得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3]海马因此被视为空间认知的核心,而空间与记忆的关联也得到解释:情景记忆本质上包含“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的绑定,位置表征正是其中“何地”的骨架。

近年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海马不仅重放过去的路径,也参与构建未曾发生的场景。要求被试想象未来情境或虚构场景时,海马的活动与回忆过去时高度重叠,损伤海马的患者在想象丰富细节时同样困难。这提示海马的职能也许不是储存具体记忆,而是把分散的元素组合成连贯的场景,记忆与想象是同一套建构机制在不同时间指向上的运用。

影像研究与临床证据

功能磁共振成像让研究者能在活体上观察海马活动。学习一列词表或一组图片时,海马前部的活动与随后的回忆成绩相关;当材料的关联性越强、越需要把分散项目绑定成整体时,海马的参与越明显。高分辨率结构成像则可测量海马体积,将其与年龄、疾病和经历联系起来。[4]

临床证据集中在几个方向。阿尔茨海默病最早累及内嗅皮层与海马,患者的记忆衰退与海马萎缩在时间上吻合,海马体积因而被视为早期影像标志之一。长期应激与抑郁也伴随海马体积减小,皮质醇的持续升高被认为抑制了树突分支与神经发生,但体积差异与疾病之间孰因孰果尚难判定。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海马体积同样偏小,究竟是应激的结果还是易感素质的标记,纵向研究仍未给出统一答案。伦敦出租车司机的研究则从另一侧提供了线索:需要长期记忆城市道路的司机,其后部海马灰质体积大于对照,且与从业年限相关。这类发现支持经验塑造结构的观点,但横断面设计无法排除“先天较大者更易入行”的选择效应。

颞叶癫痫与海马的关联更为直接。相当一部分难治性颞叶癫痫患者存在海马硬化,即神经元丢失与胶质增生,手术切除病灶可显著减少发作,代价是可能加重记忆障碍。术前用影像与记忆测验评估两侧海马的功能储备,因此成为常规流程。

争议、局限与应用

最核心的争议是记忆巩固的时间尺度。标准巩固理论认为,海马只是临时支架,随着时间推移,记忆逐渐转移到新皮层,海马的作用随之淡出;多重痕迹理论则主张,细节丰富的情景记忆终身依赖海马,只有语义化的要点被转移出去。两种理论都能解释部分数据,分歧部分源于所测记忆类型不同,部分源于动物与人类研究结论的落差。

另一争议是成年海马是否持续产生新神经元。齿状回在啮齿类中确有神经发生,人类研究的结果则反复摇摆,方法学差异使结论难以统一。若人类成年后神经发生极少,那么“海马通过新增细胞更新记忆”的流行叙述就需要改写。此外,LTP与记忆的因果链、动物模型向人类的推广、海马体积差异的因果方向,都是尚未解决的难题。

应用层面,海马研究支撑了记忆障碍的早期识别与康复训练,也影响了癫痫外科的术前评估。在计算神经科学中,海马被视为“快速学习系统”,与缓慢学习的新皮层互补,这一互补学习系统的思路被借入机器学习,用于缓解神经网络学习新任务时对旧知识的覆盖。海马研究的价值,正在于它把一个哲学色彩的问题——经验如何变成记忆——转化为可测量、可干预的生物学问题,同时不断提醒研究者,结构、功能与经验之间的关系远比单一的“脑区—功能”对应复杂。

参考资料

  1. ↑ Hippocampus,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2. ↑ Memor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3. ↑ Psychology,Nature,2024年访问
  4. ↑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