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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科学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是研究认知活动的神经基础的交叉学科,处于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交汇处。它追问的是同一组问题的两面:注意、记忆、语言、情绪与决策等心理过程在行为层面呈现何种规律,这些规律又对应着大脑何种结构与活动。与只描述行为的传统心理学不同,它要求把心理功能落到具体的神经机制上;与只研究神经元的神经生理学不同,它以心理功能为组织线索,用脑的活动的数据去检验关于认知的假说。这一学科在20世纪后期随脑成像技术的成熟而迅速扩张,今天已成为理解心智如何由大脑产生的主要途径之一。

从颅相学到脑功能定位

把心理功能与大脑特定部位联系起来的想法由来已久。19世纪初的颅相学曾试图根据头骨形状推断性格与能力,其方法虽不科学,却提出了一个后来被证明有价值的假设:不同的心理功能可能由不同的脑区承担。真正的转折来自对失语症病人的临床观察,19世纪中后期,布洛卡与韦尼克先后发现,大脑左半球特定区域的损伤会导致不同类型的语言障碍,一者影响语言的产生,一者影响语言的理解。这些病例第一次以较为可靠的方式表明,复杂心理功能与特定脑区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此后的研究在定位与整体之间反复摇摆。20世纪上半叶,拉什利以白鼠为对象寻找记忆的痕迹,却得出记忆并非储存于某一特定部位的结论,转而强调皮层的等势性与功能的整体性。这一取向与临床的定位发现形成张力,也提醒研究者,脑的运作既有分工,又有整合。直到更精细的实验手段出现,人们才逐步认识到,简单的“一区一功能”图景不足以描述真实的大脑,许多心理功能依赖多个脑区构成的网络。[1]

学科的形成与方法革命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认知神经科学的名称出现得相对晚近。20世纪70年代末,米勒与加扎尼加等人开始用这一名称来标识一批共同关心心脑关系的研究者,随后相关的学术期刊与学会相继出现,学科建制逐渐成形。它的兴起与两股力量有关:一是认知心理学在20世纪中期确立了以信息加工刻画心理过程的范式,为研究提供了清晰的功能概念;二是神经科学积累了关于神经元、突触与脑区的丰富知识,为机制层面的解释提供了材料。

方法的革新是这一学科得以成立的关键。单细胞记录让研究者能在动物清醒时记录单个神经元对特定刺激的反应,休伯尔与威索尔对视觉皮层的研究即以此揭示了神经元对边缘方向与朝向的选择性。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则提供了另一条途径,病人H.M.因手术损毁双侧海马而丧失形成新外显记忆的能力,却仍能学习新的动作技能,这一分离有力地支持了记忆存在多种系统的观点。脑电图与事件相关电位以毫秒级的时间分辨率记录脑的电活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则能以较高的空间分辨率观察活体大脑在完成任务时的活动模式,后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成为最常用的工具。[2]

主要研究领域

记忆是认知神经科学最早取得突破的领域之一。海马及其邻近结构在情节记忆的形成中扮演关键角色,损毁海马会导致无法把新的经验转化为长时储存,而程序性技能的学习则更多依赖基底节与小脑。研究者进一步区分了编码、巩固与提取等环节各自的神经基础,并借助动物模型揭示了长时程增强这类突触可塑性机制,为“经验如何改变大脑”提供了细胞层面的解释。

情绪研究则以杏仁核为中心。杏仁核在恐惧学习与威胁检测中作用突出,损伤杏仁核的病人难以形成对危险刺激的条件性恐惧,也难以识别他人面孔中的恐惧表情。与此同时,前额叶皮层参与对情绪的调节,它与杏仁核之间的相互作用被用来解释焦虑与冲动控制。语言、注意、决策与社会认知也各有对应的研究传统,脑区之间的连接与网络逐渐取代孤立的脑区,成为描述认知机制的基本单位。裂脑研究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例,斯佩里等人对切断胼胝体的病人进行测试,发现两个半球可以各自独立地加工信息,这项工作要求研究者重新思考意识与统一自我的神经基础,并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3]

脑成像与逆向推理的难题

脑成像技术的普及带来一个方法论难题,即逆向推理。研究者通常从“某任务激活了某脑区”出发,推断该脑区执行某种认知功能;但同一脑区往往参与多种任务,激活本身并不能唯一地确定功能。一个区域在A任务中被激活,并不意味着凡该区域激活就必然在进行A任务。这一逻辑上的不严谨,使得不少仅凭成像激活作出的功能断言受到质疑,研究者因而呼吁把成像数据与损伤研究、行为数据、计算模型等多种证据结合起来,避免单凭一幅彩色脑图下结论。

与此相关的还有统计与可重复性问题。早期成像研究样本量普遍偏小,分析流程的灵活性又高,容易产生假阳性;后续的大样本研究与元分析显示,一些曾被广泛引用的激活结果并不稳健。这些问题并非认知神经科学独有,却因脑成像的高成本与高关注度而格外突出。近年来的开放数据、预注册与多中心合作,正是对这一困境的回应,学科的方法学标准也因此比二十年前严格得多。

争论:模块还是分布式

认知神经科学内部长期存在一场关于组织原则的争论。模块化观点主张,心智由若干功能专门、信息封装的模块构成,某些能力(如面孔识别、语言)有相对固定的神经基础,损伤特定区域会造成高度选择性的缺陷。分布式观点则强调,心理功能由广泛分布的神经元群体协同实现,同一区域可以因任务与情境的不同而参与不同的功能,所谓定位更多是统计意义上的偏好而非严格的专用。

这场争论并非非此即彼。大量证据显示,大脑既存在对特定类别刺激反应更强的区域,也存在跨越多个脑区的大尺度网络;简单的定位与彻底的分布都不足以描述实际情形。更深一层的问题关乎解释层次:即使知道了某个认知过程由哪些脑区实现,也未必等于解释了它为何具有那样的性质。有学者借用计算、算法与实现三个层次的区分指出,神经机制的回答与心理功能的回答属于不同层面,二者不能相互替代。这一提醒使认知神经科学不得不认真对待“神经数据究竟能说明什么”这一问题。[4]

应用与评价

在临床方面,认知神经科学为诊断与治疗提供了工具。术前对癫痫病人进行功能定位,可以尽量减少手术对语言与记忆的损伤;对脑卒中与退行性疾病的认知评估,有助于早期识别与干预;对意识障碍病人的研究,则尝试借助脑成像判断其残余的意识活动水平。在技术方面,脑机接口利用对神经信号的解码帮助重度瘫痪者控制外部设备,其原理正建立在对运动皮层活动规律的理解之上。教育、营销与法律等领域也出现了借鉴神经科学方法的尝试,尽管其中不乏过度包装的成分。

评价认知神经科学,应当同时看到它的力量与限度。它的力量在于把心理学的功能概念与生物学的机制证据连接起来,使关于心智的讨论不再停留于纯行为层面;它的限度在于,脑活动的相关并不自动等于因果解释,技术的精密也无法替代理论上的清晰。若把一幅激活图当作对心理过程的完整说明,就容易陷入化约主义的陷阱。真正有价值的做法,是让行为、计算与神经三个层面的证据相互约束,共同逼近对心智的理解。这一学科的前景,取决于它能否在积累数据的同时,保持对解释层次的自觉。[5]

参考资料

  1. ↑ Neuropsycholog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2. ↑ MRI,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3. ↑ Hippocampus,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4. ↑ Psychology,Nature,2024年访问
  5.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