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知觉
深度知觉(depth perception)指个体对物体距离远近以及三维空间关系的知觉,是把二维的视网膜像还原为有前后、有厚薄的三维世界的核心能力。伸手抓杯、走下楼梯、在车流中判断来车速度,都依赖对距离与空间的准确估计。视网膜本身是二维的,落在其上的光影并不直接包含“远近”这一维度,因此深度知觉必须诉诸一整套间接线索,把平面信息转换为空间判断。按照线索的来源,研究者通常把它分为双眼线索与单眼线索两大类,前者依赖两只眼睛的协同,后者在单眼条件下也能起作用。[1]
双眼线索
最重要的双眼线索是双眼视差。人的两眼相距约六厘米,同一物体在左右视网膜上成像的位置略有错开,这种位置差异随物体距离而变化:近处物体的视差大,远处物体的视差小,极远处则趋近于零。视觉系统能够检测这种细微的位置差,并据此计算相对深度,这一过程称为立体视觉。并非任意视差都能被融合,当错开量超过一定范围时,同一物体在两个眼中会被看成两个,形成双像;只有落在所谓融合区之内的差异才能被整合为单一的立体知觉。
视差的强大之处在于,它不需要任何可辨认的图形或熟悉的对象就能产生深度。20世纪60年代,尤勒斯发明了随机点立体图:两幅看似由随机噪点构成的图案,在计算机上让其中一幅相对另一幅整体横移一小段,单独看任何一幅都只是一片斑驳的噪点,看不到任何形状;但用立体镜或交叉眼的方式分别呈现给两眼,观察者会突然“看”到一个悬浮在噪点背景之前的清晰图形。这一演示无可辩驳地证明,双眼视差本身足以构成深度信号,无须借助轮廓、阴影或经验。此后随机点技术成为研究立体视觉的标准工具,也被用于临床筛查立体视功能。
另一类双眼线索是辐合。看近处物体时两眼向内转动,看远处时趋于平行,眼外肌的收缩状态与转动角度提供了关于距离的动觉信息。辐合在近距离范围内较为有效,通常在一两米之内起明显作用,距离再远,两眼视线近乎平行,其分辨力便迅速下降。相较视差,辐合提供的深度信息粗糙得多,更多起辅助与校验作用。
单眼线索
单眼线索种类繁多,可大致归为图画性线索与运动性线索。图画性线索是画家在平面上制造纵深感所依赖的手段,包括遮挡、相对大小、纹理梯度、线条透视、空气透视与阴影。遮挡是最强也最可靠的线索,被挡住的总被判断为更远;相对大小依据的是同一类物体在视网膜上成像越大则越近;纹理梯度指地面或墙面的纹理随距离增加而变得密集细小,这种密度的系统变化直接指示了表面的延伸方向;线条透视指平行线在远处汇聚于一点;空气透视指远处景物因大气散射而对比降低、色调偏蓝;阴影则通过明暗分布暗示物体的凸凹与光源方向。
运动性线索主要来自观察者自身的移动。当人乘车前行时,近处景物在视野中快速后退,远处景物移动缓慢,极远处几乎不动,这种运动视差的差异直接给出相对距离。转动头部时也会产生类似效果。此外,眼睛的调节——睫状肌改变晶状体曲率以使不同距离的物体聚焦——在很近的范围内提供微弱的深度信息,其有效范围通常不超过一两米。这些线索各自都不精确,但在自然环境中彼此印证,联合起来便足以支撑相当稳定的空间判断。[2]
发展研究:先天与经验之争
深度知觉是先天具备还是后天习得,是这一领域最古老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吉布森与沃克设计了一种被称为视觉悬崖的装置:一块厚玻璃台面被从中一分为二,一侧玻璃下方紧贴棋盘格图案,看上去像坚实的浅滩;另一侧图案铺在玻璃下方较深处,形成视觉上的“深渊”。婴儿被放在中央的窄板上,母亲在浅侧或深侧招手呼唤,观察婴儿是否愿意爬过深侧。结果显示,会爬的婴儿绝大多数拒绝越过深侧,即使母亲呼唤也不肯前进;刚孵化不久的雏鸡、新生的小山羊等动物同样回避深侧。
这一结果常被引用来支持深度知觉具有先天基础。但批评者指出,婴儿的回避可能有多种解释:深侧图案的视觉特征本身可能与浅侧不同,婴儿也许只是被异常的视觉纹理吸引或惊吓,而非真正“看见”了落差;此外,婴儿在实验中会参照母亲的面部表情,这种社会参照也可能影响其是否前进。因此,视觉悬崖的结果更稳妥的解读是:婴儿在会爬的年龄已能区分深浅两侧的视觉信息,但这是否等同于成熟的深度知觉,仍不能简单断言。后续研究试图用更严格的控制排除混淆因素,结论依然存在分歧。
线索的整合与冲突
在自然环境中,多种线索同时存在,视觉系统需要把它们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深度判断。当代研究倾向于用加权整合来描述这一过程:每种线索按其可靠性被赋予权重,可靠性高的线索权重更大,最终知觉是各线索估计的加权结果。当线索彼此一致时,知觉稳定而准确;当线索被人为设置成相互矛盾时,知觉会在几种解释之间摇摆,甚至产生强烈的空间扭曲。
埃姆斯房间是展示线索冲突的经典装置。房间的实际形状是一侧远、一侧近的不规则四边形,但从特定视点看去,由于线条透视与地面纹理被刻意设计,它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长方形房间。于是站在近角的人显得异常高大,站在远角的人显得矮小,两人互换位置时身高仿佛在瞬间剧变。这一错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观察者依据单眼图画线索作出距离判断,而真实距离与线索暗示的距离相悖。它说明深度知觉高度依赖线索,一旦线索被操纵,即便是成年人也会看到明显违背常识的景象。[3]
测量与临床意义
立体视功能的临床检查通常使用偏振光或红绿眼镜配合专用图册,让受检者辨认图中哪些图形“浮起”,依据其可辨认的最小视差评定立体视锐度。这类检查在儿童视功能筛查中十分常见,因为立体视的缺失往往是斜视、弱视或双眼协同异常的早期信号。若一眼长期被抑制,大脑便无法利用双眼视差,患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深度判断会受损,上下楼梯、倒水、接球等动作都可能出现困难,虽然在单眼线索的补偿下多数人仍能应付一般活动。
对飞行、驾驶、外科手术、精密装配等职业而言,立体视的评估具有实际意义。飞行员在着陆时需判断跑道距离与下滑角,外科医生在显微镜下操作需精确的空间定位,这些任务都对深度知觉提出高于常人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立体视检查测量的是实验室条件下的视差分辨极限,它与真实作业中的空间判断并非完全对应,因此职业选拔往往把多项测评结合使用,而非单凭一项立体视图册定论。
争议与评价
除先天后天之争外,深度知觉研究还面临一个理论层面的分歧:知觉究竟是对线索的推断,还是对不变信息的直接拾取。推断模型把深度知觉视为一种在信息不足条件下的“解题”,大脑依据线索作出最可能的解释,错觉正是解题失败的产物;直接知觉模型则主张环境光中本就包含关于空间布局的完整信息,知觉者无须推断即可获得深度。两种立场在解释自然情境时差别不大,但在解释错觉与线索冲突时给出不同预测,至今未有定论。
近年来,虚拟现实与立体电影把深度知觉推向了应用前沿。这类系统通过为左右眼提供略有差异的图像来模拟视差,从而制造纵深;但若视差与人眼辐合、调节所提供的信号不匹配,观看者便会产生眩晕与视觉疲劳。这一现象反过来印证了深度线索之间必须协同的老问题,也说明实验室里分离研究的各种线索,在真实系统中是作为一个整体被使用的。如何在工程上重建这种协同,仍是人因研究的重要课题。[4]
参考资料
- ↑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4年访问
- ↑ Illusion,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Experimental Method,Simply Psychology,2024年访问
-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