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
王世杰（1891年3月10日—1981年4月21日），字雪艇，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教育家、外交家。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要职。他是民国教育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也是抗战后期重要的外交主管官员，在民国政坛和学术文化界均有重要影响。
| 字 | 雪艇 |
|---|---|
| 出生 | 1891年3月10日 湖北崇阳 |
| 逝世 | 1981年4月21日（90岁） 台湾台北 |
| 国籍 | 中国 |
| 籍贯 | 湖北崇阳 |
| 身份 | 法学家、教育家、外交家 |
| 主要职务 | 教育部长、外交部长、 总统府秘书长 |
生平
求学经历与学术生涯
王世杰1891年3月10日出生于湖北省崇阳县一个书香门第。其父王英是前清秀才，以教书为业，对儿子的教育极为重视。王世杰幼年在家乡读私塾，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1907年，十六岁的王世杰考入湖北优级师范学堂。1910年，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学习法律。在北洋大学期间，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表现出对法学和政论的浓厚兴趣。1912年，王世杰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湖北省官费留学名额，远赴英国留学。他先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专攻政治学和经济学。1915年获政治学硕士学位。1917年，他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巴黎大学法学院是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法学研究机构之一。在巴黎期间，王世杰在著名法学家的指导下，专攻宪法学和国际法学。他刻苦钻研，广泛涉猎各国宪法制度和国际法理论，于192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宪法上的君主制与共和制之比较》在学界获得了不错的评价。1921年，王世杰学成归国。由于他在欧美两所名校获得了政治学和法学两个学位，加之精通英法两种语言，他很快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他先被聘为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讲授宪法学和国际法学。他在北大任教期间，以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讲课条理清晰而深受学生欢迎。1924年，他与胡适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评论》杂志。这是一份在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的综合性政论刊物。王世杰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讨论法律、政治和宪政的文章，展现了他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王世杰应蔡元培之邀，协助筹建国立武汉大学。1928年武汉大学正式成立后，他担任首任校长。武汉大学的创办凝聚了王世杰大量的心血。他亲自选定了珞珈山校址，主持了校园规划设计和建设施工。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在一片荒山上建成了一座近代化的大学校园。珞珈山武汉大学的宫殿式建筑群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与现代大学功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当时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之一。在办学理念上，王世杰主张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严格考试、中西并重。他延揽了大批第一流的学者来校任教，使武汉大学迅速跻身全国一流大学之列。
教育部长与文化政策
1933年，王世杰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他在这个位置上工作达五年之久（1933-1938年），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教育改革措施。在王世杰的主持下，教育部对全国的高等教育进行了调整和整顿，确立了大学、独立学院和专科学校的三级高等教育体制。他推动制定了大学课程设置和学分标准，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他还大力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在他的支持下，中央研究院的各项工作得到了推进，各大学的研究机构也获得了更多的经费支持。他提倡"科学救国"的理念，认为国家富强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中等教育方面，他推行了中学毕业会考制度，提高中学教育的质量。在国民教育方面，他推动了识字运动和平民教育的发展。在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下，王世杰还面临着战时教育的特殊挑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王世杰的主导下，教育部制定了战时教育政策，组织沿海高校内迁，保证了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延续。1938年，王世杰在国民参政会成立后辞去教育部长职务，转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设置的最高咨询机关，王世杰在这个位置上负责协调国民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关系，推动各党派在抗日大旗下团结合作。
外交部长与联合国创建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世杰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职务。当时中国的外交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作为战胜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空前提高。王世杰在外交部长任内的首要任务，是参与联合国创建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1945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上，王世杰积极参与联合国宪章的讨论和起草工作，为联合国制度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成功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中国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取得的重要成果。在对苏关系方面，王世杰面临着极为棘手的问题。1945年，他与宋子文一道赴莫斯科，与苏联进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谈判涉及外蒙古、东北铁路、大连旅顺港等重大利益问题。王世杰以国际法学者的专业素养，在谈判中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他最终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该条约因承认外蒙古独立而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战后对日和约问题上，王世杰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主持了战后对日政策的研讨和制定，为日后处理日本问题奠定了基础。此外，王世杰在外交部长任内还积极推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友好关系，为中国争取战后美国的经济援助做出了努力。
台湾时期与晚年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王世杰随政府迁往台北。在台湾初期，他继续担任外交部长一段时间。此后历任总统府秘书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总统府资政等要职。在总统府秘书长任内，王世杰作为蒋介石身边的重要幕僚，参与了台湾内外政策的研讨和制定。他以其法学和国际法方面的专业知识为蒋介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他还在台湾大学等高校继续从事法学教学工作。王世杰晚年最重要的成就是推动了中国文化事业和学术研究的发展。1962年，他在胡适去世后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直担任到1970年。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他致力于推动台湾的学术研究工作，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他主持召开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提升了中研院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在他的努力下，中央研究院成为海内外华人学术界最有声望的学术机构之一。他还主持编纂了多部大型文化典籍和工具书，为中华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学术工作，王世杰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他一生信奉"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的理念，但他也充分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知识分子要改变国家面貌，必须参与政治。这种将学术追求与政治实践相结合的人生态度，贯穿了他的一生。1981年4月21日，王世杰在台北病逝，享年九十岁。他的去世使中国知识界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学术领袖和法学权威。
政治生涯
王世杰的政治生涯是一条典型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先是在学术和高等教育领域建立了崇高的声望，然后被延揽进入政府高层，从教育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到外交部长，再到总统府秘书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学术和政治两个领域都有着杰出的表现。在政治立场上，王世杰属于国民党内的自由派和开明派。他推崇西方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主张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他在国民党内的人缘较好，与胡适、傅斯年、蒋廷黻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保持了很好的私谊。他虽然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多年，但他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学术操守。
主要贡献
王世杰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外交事业和学术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第一，他是国立武汉大学的主要创办人。武汉大学在短短几年内从无到有、从创建到崛起，王世杰作为首任校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选定的珞珈山校址至今仍是武汉大学的标志。第二，他在教育部长任内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确立了中国大学教育的基本制度框架，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三，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参与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工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制度的确立做出了努力。中国成功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王世杰是其中重要推动者之一。第四，他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推动了台湾学术研究的发展，加强了中研院的国际学术交流。
历史评价
王世杰在民国政治人物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为人正派、清廉自守，在腐败丛生的民国官场中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操守。在学术界，他被公认为中国宪法学和国际法学的权威学者。中国的法学界和法律工作者常常引用他的法学著作和理论。在教育界，他是武汉大学的创建者之一，被武汉大学师生视为"校父"级别的奠基人。在外交界，他参与联合国的创建，为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做出了贡献。
轶事典故
珞珈山主
王世杰在创建武汉大学时，亲自翻山越岭，勘定校址。他一到珞珈山就被这里的湖光山色所吸引，当场决定将校址设在这里。他后来在回忆中说，建立武汉大学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工作"。
两袖清风
王世杰在民国政坛中以廉洁著称。他身居高位多年，却始终两袖清风，不积私财。在台湾时，他住在中研院配给的普通宿舍里，家中陈设极为简朴。他的妻子一直操持家务，没有保姆佣人。
法学家本色
王世杰一生都在运用他的法学知识服务国家。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都坚持依法办事，强调程序和规则。据说有一次蒋介石想通过总统令的方式批准某项不符合现行法规的预算，王世杰以总统府秘书长的身份据理力争，坚决不同意，最终迫使蒋介石收回成命。
培养人才
王世杰在北大、武大任教期间培养了大批学生。他的学生遍布中国和台湾的法学界、政界和教育界。他在八十寿辰时，他的学生们自发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学术研讨会，以表达对这位老师的敬意。
人物关系
- 父亲：王英——前清秀才
- 妻子：萧德华——贤惠持家
- 女：王秋华——旅美学者
- 子：王纪五——学者
- 朋友：胡适（1891-1962）——王世杰的挚友和学术同道
- 朋友：傅斯年（1896-1950）——学术上的好友
- 上司：蒋介石（1887-1975）——王世杰曾长期服务
- 合作者：蔡元培（1868-1940）——教育部时期的上司和前辈
法律人生
王世杰一生都以法学家的身份自居，即使在担任高官期间也从未放弃学术研究和写作。他的《比较宪法》一书自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在民国时期多次再版，是当时中国大学法律系的标准教材和必读书目。他在该书中提出了许多关于宪法保障、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精辟见解。他还著有《国际法原理》等国际法专著，对中国国际法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他运用自己深厚的国际法知识，在多个重要的国际谈判中维护了中国的基本权益。他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时的发言充分展现了中国法学家的学识和风度，赢得了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评价。他一生秉持"法治高于人治"的信念，认为一个国家只有走上法治的轨道，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
武大情缘
王世杰对武汉大学有着极深的感情。他在担任校长期间与师生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武大师生亲切地称他为"老校长"。即使在离开武大担任高官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仍然始终心系珞珈山下的校园。他在台湾时经常向来访的武大校友打听母校的近况。1980年代初，武汉大学派人辗转找到王世杰在台湾的住所，向他介绍了武大改革开放后的新面貌。王世杰听后十分感动，表示希望有朝一日能再回珞珈山看看。虽然这个愿望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的心与武大始终在一起。武汉大学至今仍然珍视这位创校校长的遗泽，校园内设有王世杰的塑像和纪念室，以纪念这位为武大创建倾注了无数心血的教育家。
治学精神
王世杰的治学精神体现了民国时期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的严谨学风。他做学问讲究"言必有据、论必有理"，每写一篇文章都要查阅大量的中外资料，反复核实每一个数据和典故。他的《比较宪法》一书从初稿到成书历时五年，期间修改了十几次，引用了几百种中外文资料。他在北大和武大任教期间，对学生要求也极为严格。他的考试题目往往既需要学生精通教材内容，又需要有独立思考和批判分析的能力。很多武大老校友回忆说："王校长的课是最难修的，但也是最受益的。"他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仅影响了武大的第一届学生，也通过他们影响了后来更多的中国学者。中国现代法学界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中国近代法学的根在武大，武大的根在王世杰。"
纪念与研究
王世杰去世后，武汉大学在校园内设立了他的半身铜像作为永久纪念。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也多次举办纪念他的学术研讨会。他的法学著作至今仍然是中国法学专业学生的重要参考书目。在两岸学界，王世杰被视为中国现代法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的"法治立国"理念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正如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法治就是国家之福，人治就是国家之祸。"这句话至今仍然振聋发聩。
家国情怀
王世杰的一生体现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家国情怀。他放弃在国外优裕的学术生活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以教育救国、学术强国为己任，在高等教育和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始终保持着一个传统士大夫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双重品格：既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传统理想，又有以法治精神和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理念。他在抗战期间曾说过："中国的希望在教育，教育的基础在大学。办好一所大学，比打赢一场仗可能更加重要，因为打仗只能赢得一时，办教育才能赢得未来。"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教育家的远见卓识和使命感。在他身上，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学术与政治实现了有机的结合。
武大的创立
武汉大学的创建过程充分体现了王世杰的创业精神和教育理念。1928年，他受蔡元培之托前往武昌筹备一所国立大学。当时的武昌还没有一所高水平的国立大学。王世杰经过精心考察，最终选定了武昌东湖之滨的珞珈山作为校址。这里湖光山色、风景秀丽，是一个读书治学的好地方。王世杰亲自参与了校园的规划设计，提出将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与现代大学功能相结合的方案。校园建筑采用琉璃瓦大屋顶的宫殿式建筑风格，内部则是现代化的教学和实验设施。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成为了武汉大学的标志性特色。王世杰还为武汉大学延揽了大批一流学者来校任教，包括闻一多、叶圣陶、陈源、周鲠生、杨端六等知名教授。在短短几年内，武汉大学的学术水平就跃居全国前列，成为与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等齐名的全国一流学府。
王世杰一生的学术成就和政治贡献使他成为民国知识分子从政的杰出代表。他的人生轨迹证明了知识分子参与国家治理不仅可能，而且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他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曾经说道："我这一辈子做了三件事：办了一所大学、参与制定了一批法律、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出了一点力。这三件事，我都没有做得很完美，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段话谦虚而中肯地概括了他一生的三大功业：创办武汉大学、主持立法院的立法工作、参与联合国创建。今天武汉大学师生仍然深深地怀念这位"老校长"，法学界也尊重这位学术先贤。武大校训"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所体现的精神，正是王世杰当年办学理念的传承和发展。
王世杰是中国近代法治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的学识人品和贡献值得后世永远铭记。他的法治立国和教育兴国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法治建设的每一步进展都可以追溯到王世杰那一代法学家们当年播下的种子。
王世杰以法学家和教育家的双重身份在民国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创办的武汉大学至今仍是中国的著名学府，他参与制定的法律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他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的贡献也应当被历史所铭记。他的一生是对学术救国和教育兴国理念的完美诠释。
王世杰的法学思想、教育理念和外交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是中国现代法治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重新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的历史地位应当得到更充分的肯定和更深入的研究。
王世杰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对于今天中国的大学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主张的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原则至今仍是高水平大学的核心价值观。他参与创建的武汉大学今天仍在珞珈山下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他的法治思想也在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中继续发挥着积极影响。王世杰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现代教育和法治的史册之中。
王世杰先生的一生是学术与政治完美结合的一生。他以法学和教育立身，以外交和行政报国，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他的一生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以学术报国为志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崇高品格。
参考文献
1. 王世杰．《王世杰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5年． 2. 王世杰．《比较宪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 3. 杨树标．《王世杰传》．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年． 4. 谢幼田．《王世杰与中国教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 5. 蒋永敬．《王世杰与联合国》．台北：《近代中国》第98期． 6. 陶希圣．《王雪艇先生与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 7. 齐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9年． 8. 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9. 武汉大学校史编写组．《武汉大学校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