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

王云五
出生	1888年7月9日; 清江苏省嘉定县（今属上海市）
逝世	1979年8月14日（91岁）; 中华民国台北市
国籍	中国
籍贯	江苏嘉定
身份	出版家、政治家、学者
主要贡献	主持商务印书馆，编纂"万有文库"，创立四角号码检字法

王云五（1888年7月9日—1979年8月14日），原名王之瑞，字岫庐，号云五，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学者、政治家，商务印书馆历史上极其重要的掌门人之一。他出身寒微，以惊人的勤奋自学成才，从小学徒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出版家和学者。1920年代进入商务印书馆后，他推行科学管理法，主持编纂了"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等大型出版工程，创立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对中国近代出版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他还曾担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等政府要职，是一位横跨出版界和政坛的传奇人物。

生平

寒微出身与自学成才（1888—1911）

王云五1888年出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一个贫苦家庭。父亲王明远在上海的一家小店做伙计，收入微薄，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母亲是传统的中国家庭妇女，勤劳俭朴。王云五四岁时父亲在上海稍有积蓄，将全家接到上海市区居住。他在六岁时进入私塾读书，但只读了不到三年，就因为家境实在困难而中途辍学。那一年，他还不满九岁。

八九岁时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王云五却不得不告别学堂，到上海的一家五金店做学徒。每天的工作是打扫店铺、招待顾客、送货跑腿，收入极其微薄。但令人惊叹的是，这个小学徒并没有因为失学而放弃学习。他在繁忙的学徒工作之余，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自学。每天清晨天不亮他就起床读书，深夜里别人都睡了，他还在油灯下看书。他买不起新书，就向书铺租书来看，一本薄薄的小书只租一天，租金是一个铜板。他咬紧牙关，宁可省下一顿饭钱也要挤出读书的费用。

就这样从八九岁到十七八岁，在十年的学徒和店员生涯中，王云五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自学了英文、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等多门课程。他的英文尤其令人刮目相看——完全依靠一本英汉字典和几本英文读物，硬是自学到能够流利阅读英文原著的水平。他读的书极为广泛，从中国的四书五经到西方的科学著作，从《天演论》到《原富》，无所不读。他的知识面之广、自学能力之强，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堪称罕见。

大约在十八岁时，王云五的人生迎来了第一个转折点。中国新公学（一所由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新式学堂）招聘英文教习，王云五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前往应聘。他以一口流利的英文和对答如流的学识打动了主考官，被录取为英文教员。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份"体面"工作。在新公学教书期间，他遇到了一位影响他一生的人物——宋耀如（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对这个自学成才的青年非常赏识，不仅把自己的英文藏书借给他阅读，还在生活和思想上给予了很多帮助。此外，王云五还与一位名叫胡适的年轻学生有过交集——当时胡适是王云五英语课上的学生，两人虽然年龄相仿，但师生情谊对后来他们长达数十年的交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教育与学术积累（1911—1920）

辛亥革命后，年轻的王云五对新生的民国充满期待。他辞去教职，短暂地在南京临时政府中担任过一些文书工作，但很快发现官场并不适合自己。1913年他回到上海，担任英文杂志《英语周刊》的主编，开始涉足出版领域。这是他从事出版工作的起点。同年他还加入了"中国公学"，担任英文教授兼教务长，在教育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14年，王云五与友人合办"公民书局"，尝试自己经营出版事业。虽然这次创业并不算成功，但让他初步了解了出版业的经营门道。1916年他撰写的《英文格言字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书，销量不错。此后他翻译了多部英文著作，渐渐在上海的文化圈中有了名气。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王云五在学术上也有了一定的积累。他广泛涉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撰写了不少有分量的论文和译文。这时的他已经从一个自学青年成长为一位有相当学识的青年学者。他的勤奋、好学和广博的知识面在上海知识界获得了普遍的认可。

进入商务印书馆（1921—1929）

1921年，王云五的人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因为感到自己年纪大了，知识结构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主动向总经理张元济提出辞职。张元济和高梦旦经过讨论，决定寻找一位通晓西学、具有现代管理理念的年轻人来接替编译所的工作。在胡适的推荐下，王云五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胡适当时已经是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在学术界的名气很大。张元济和高梦旦最初想请胡适来主持编译所。胡适经过慎重考虑后婉言谢绝，但他向张元济推荐了王云五。胡适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说："王云五先生是一个极有才干、极勤奋、极有条理的人。他的学问渊博，英文极好，并且对出版事业有独到的见解。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张元济对胡适的推荐非常重视，亲自约见王云五。经过几次谈话，张元济对王云五的印象很好，决定聘请他担任编译所副所长。王云五到任后，很快就展现了卓越的工作能力。他做事极其有条理，工作效率惊人，而且对出版选题有独到的判断力。1922年，高梦旦正式退休后，王云五升任编译所所长。从此，他成了商务印书馆实际上的"总编辑"。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一个拥有两百多名编辑的大型机构，管理难度很大。王云五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引入西方企业的科学管理法，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和绩效评估制度。他将编译所下辖的部门进行了重新整合，将原来的国文部、英文部、史地部等传统分类改组为按丛书和项目划分的动态编组。他还推行了"编译计酬"制度——编辑人员按照完成稿件的数量和质量获取报酬，打破了"吃大锅饭"的局面。这些改革虽然引发了一些争议，但确实大幅提高了编译所的工作效率。

主持商务印书馆（1930—1946）

1930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去世后，董事会推举王云五出任总经理。这是王云五出版事业的高峰期，也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

王云五担任总经理后，实施了一套更加全面的管理改革方案。他引入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推行"科学管理法"，对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印刷、发行三大系统进行了全面改造。他实行了成本核算制度，对每一本书的印刷成本、纸张消耗、发行费用进行精确计算。他还建立了预算制度，每年年初各业务部门都要提交详细的年度预算，经总经理审批后严格执行。这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商务印书馆的运营效率和经济收益。

然而，王云五的"科学管理法"也引发了商务印书馆员工的普遍不满。部分员工认为他过于强调效率和利润，忽视了出版事业的文化本质和社会责任。1932年商务印书馆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劳资冲突（即"商务大罢工"），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张元济、高梦旦等老辈出版家对王云五的一些做法也持有保留意见，但总体支持他的改革方向。这次罢工最后经过调解才得到解决。

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遭到毁灭性的轰炸。王云五在灾难面前展现了强大的领导力和组织能力。他迅速动员全体员工投入重建工作，在上海租下临时厂房，订购新的印刷设备，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生产能力。他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宣布商务印书馆"不日恢复出版"，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在王安顿下，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业务在短短几个月内就部分恢复运转。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王云五将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迁至长沙，后又迁至重庆。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他带领商务印书馆在西南大后方继续出版图书，为战时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利用自己在政界的人脉关系，为商务印书馆争取到了政府支持和资金帮助。据统计，抗战时期商务印书馆在大后方出版的图书超过三千种，为维持战时文化火种发挥了巨大作用。

从出版家到政治家（1946—1979）

抗战胜利后，王云五辞去了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转而投身政界。1946年，他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后改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他又短暂地担任了几个月财政部长，在极其艰难的经济形势下试图挽救濒临崩溃的金融体系。这段从政经历使他与其他民国出版家区别开来——他是唯一一位在中央政府担任过部级要职的出版人。

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王云五也随之前往台北。在台湾期间，他先后担任过行政院设计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资政等职务，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他始终没有完全离开出版和学术领域。他在台湾主持创办了"华国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后独立为台湾商务印书馆），继续从事出版工作。他还主持了"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将《万有文库荟要》等出版项目在台湾接续完成。

在台湾的三十年间，王云五还致力于学术研究，撰写了大量著作。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图书目录学等各个领域。他在七十岁以后仍然笔耕不辍，出版《岫庐论学》《岫庐八十自述》等重要著作。1965年以后他还陆续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目录学史》等多部学术著作。1979年8月14日，王云五在台北病逝，享年九十一岁。巧合的是，他的去世日期——8月14日——与张元济是同一天，两位相差二十一岁的出版巨匠竟然在同月同日辞世。

事业历程

编译所长时期的成就（1921—1929）

王云五担任编译所所长期间，商务印书馆迎来了又一个出版高峰期。他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推动了"万有文库"的出版。万有文库是王云五构想的一套大规模普及性丛书，试图以最经济的方式将古今中外最重要的知识分辑出版，让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能够以极低的价格购买到整套文库。这个计划规模极为宏大，计划出版两千多种图书，分装为若干辑，每辑分成若干类，涵盖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文学、史地等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万有文库的出版工作从1929年开始启动，第一辑于1931年出版，收入图书一千零十种。万有文库的定价极低，每本书仅售一角银元，因此迅速打开了市场，发行量达数十万册，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最成功的普及性丛书之一。万有文库的出版，使许多边远地区的读者第一次以可承受的价格接触到了系统的现代知识。

王云五在编译所时期的另一大创举，是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汉字检字长期以来一直是中文工具书使用的巨大障碍。传统的部首检字法繁琐不便，笔画检字法也不够精确。王云五多年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反复实验，他设计出一套以数字编码汉字的检字方法——四角号码。他给每个汉字按四个角的笔画特征编制四个数字，形成一个四位数的编码，按照号码顺序就可以快速找到任何一个汉字。这个方法简单易学、方便快捷，1930年代以后被《王云五大辞典》《辞源》等大量辞书采用，极大地提高了中文检字的效率。四角号码检字法至今仍在使用，是王云五留给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遗产之一。

总经理时期的改革（1930—1946）

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面推行"科学管理法"（又称"科学管理运动"）。他将美国工程师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引入商务印书馆的运营中，对编辑、印刷、发行、财务等各个环节进行了全面优化。他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流程和操作规范，建立了严格的成本核算和财务控制系统。他还引进了现代会计制度，对商务印书馆的资产、负债、收支进行了清晰的核算管理。在极短的时间内，商务印书馆的运营效率大幅提升。

在王云五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还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出版工程。《丛书集成》是一项大规模的丛书汇编工程，计划收录宋代以来最重要的丛书一百部，分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文学、史地等十大类，每类再细分为若干小类。全部出齐后共收书四千余种，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丛书汇编工程之一。此外还有《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历史丛书》《大学丛书》等一批高质量的学术出版项目。这些出版工程极大地丰富了民国时期的学术出版图景。

1932年商务印书馆被炸后，王云五主持的恢复重建工作堪称奇迹。在他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在废墟中迅速恢复出书能力，194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年出书量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尤其是在纸张极度短缺、印刷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他采取了各种方法保证出版。他利用自己在政商两界的关系，为商务印书馆争取到了平价纸张配额和政府资助，使商务印书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能维持出版业务的正常运转。

台北时期的出版工作（1949—1979）

王云五在台湾期间，重新建立了商务印书馆的业务。台湾商务印书馆在他的主持下，陆续出版了多种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和工具书，包括《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四部丛刊续编》《万有文库荟要》等。他还编纂了多部字典和词典，如《王云五综合词典》《王云五新词典》等。年过古稀的他，每天仍然工作十小时以上，其勤奋精神令人惊叹。

主要贡献 =

万有文库与知识普及

万有文库是王云五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的最大贡献之一。在此之前，中国的图书出版基本上是为知识精英服务的，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系统的学术知识。万有文库以极低的价格（每本一角钱）和极大的规模（两千多种书），使那些原本无力购书的人也能拥有自己的小型图书馆。据统计，万有文库前后共发行约六十万册，销售覆盖全国两千多个县，对中国底层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后来成名的人士回忆说，万有文库是他们年轻时最重要的知识来源。

四角号码检字法

四角号码检字法是王云五最有名的发明，也是他贡献给中国文字学的重要遗产。这个检字法简单、快捷、准确，一度成为中国辞书的标准检字方法。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的近七十年间，大量中文辞书都使用四角号码检字法。即使是在今天，四角号码仍然是很多图书馆编目和排检的重要辅助方法。

图书分类法

王云五还在图书分类法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他为万有文库设计了独特的分类体系——"王云五分类法"，分为十个大类，每类下再分若干小类。这个分类法被后来很多中小型图书馆采用。他在图书分类和书目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使他成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现代出版企业管理

王云五将科学管理法引入出版企业，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一个开创性的尝试。虽然他的管理方式在商务印书馆内部引发了一些争议，但从客观效果来看，这套管理制度大幅提高了商务印书馆的经营效益。他所建立的现代出版企业管理制度，对后来中国出版业的企业化管理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行业影响

王云五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如果说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缔造者"，那么王云五就是商务印书馆的"再造者和现代化推动者"。他带领商务印书馆在1932年被毁后迅速复兴的奇迹，至今仍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传奇。他在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等大型出版工程中展现的宏大气魄，为中国现代普及性丛书出版树立了标杆。

王云五的勤奋精神和个人才华也给中国出版界留下了深远的印象。一个只读了不到三年私塾的人，通过自学掌握了中、英、日等多国语言，成为学术渊博的学者和出色的出版家，这个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的成功证明了勤奋和毅力可以战胜环境的限制，激励了无数后来者。

当然，王云五也存在一些争议。他对"科学管理法"的推行太过强势，不太注重员工的感受，导致商务印书馆内部长期存在劳资矛盾。他后来从政时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在通货膨胀失控的情况下推行币制改革，历史评价存在分歧。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现代出版家的杰出地位。

历史评价

王云五是一位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在出版领域，他的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胡适称他是"最有办法、最多方面的人才"。张元济对王云五的评价前后有所变化，但总体肯定他的才干和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世界各国图书界对四角号码检字法评价很高，称之为"王码"或"王氏检字法"。

1950年代以后，由于王云五的政治立场在台湾，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一度比较负面，主要集中在他担任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尤其是财政部长）时期的作为。但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术界对王云五的研究开始持更加客观、多元的态度，学术界出版了多部王云五的研究专著和传记，充分肯定了他在出版事业上的巨大贡献。

轶事典故 =

深夜苦读

王云五在五金店做学徒时，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晚上收工后还要打扫店铺。但他总能在深夜挤出时间读书。为了节省灯油钱，他常常到路灯下看书。有时实在太困了，他就用冷水洗把脸继续读。他的英文基础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打下的。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人生最大的公平，不在于出生的环境，而在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胡适的推荐

胡适与王云五的交往始于师生关系——王云五在新公学教英文时，胡适是他的学生。后来在世界知识剧增、两人再度相遇时，胡适对王云五的博学深感惊讶。胡适说："我教过王云五先生英文，那时他是一个年轻人。后来我知道他读了那么多书，掌握了那么多种知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正是这种对他"超乎寻常的勤奋和广博"的印象，使胡适毫不犹豫地将他推荐给张元济。

一日十书

王云五的阅读量极其惊人。据说他每天都要读至少十本书，而且每一本都要写出简要的摘要。他自己有几万册藏书，每一本他都翻阅过。他有一个独特的阅读方法——先看目录和序言，再快速浏览全文，抓住核心观点和材料，最后做笔记。这种方法使他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取大量信息。有人问他为什么能读那么多书，他说："不是我的脑子比你好，是我比你更愿意把时间用在读书上。"

人物关系

王云五与张元济的关系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上最值得关注的人物关系之一。张元济是王云五的"伯乐"，将王云五从编译所副所长一步步提拔为总经理。王云五对张元济始终怀着敬重之情，重大事务必先征求张元济的意见。两人在经营理念上存在一些分歧——张元济更注重文化品质，王云五更注重经营效率——但两人在共同目标上是高度一致的。王云五晚年说过："没有张先生，就没有今日之我。"

王云五与胡适的交往始于师生，终于终身的朋友。胡适推荐王云五进入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则主持出版了胡适的大量著作，包括《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等传世之作。胡适在晚年送给王云五一幅字："努力做学问，尽力做事。"这幅字，王云五挂在家里直到去世。

参考文献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
王云五：《岫庐论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
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三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
周馥昌：《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载《出版史料》1988年第3期。
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
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徐雁：《王云五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郭太风：《王云五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