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杜拉
班杜拉(1925—2021)是加拿大裔美国心理学家,社会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被引用最多的心理学家之一。他最重要的主张是:人的许多行为并非通过亲自尝试与奖惩习得,而是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而习得,观察本身就能形成新的行为方式。这一立场打破了行为主义“学习必须依赖直接强化”的教条,把注意、记忆、预期与自我评价重新放回学习过程,也为后来的社会认知理论、自我效能研究以及大众传媒对攻击性影响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
从行为主义内部的反叛
班杜拉生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一个小镇,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读本科,后到美国艾奥瓦大学攻读临床心理学博士,20世纪50年代初起在斯坦福大学任教,长期研究儿童的攻击性与社会行为。当时的行为主义主流认为,学习就是刺激与反应之间联结的建立,强化是必要条件。班杜拉在临床与实验中都看到反例:儿童常常在没有被直接奖励的情况下学会新行为,只要他们看到别人做了,并且看到别人做后的结果如何。
20世纪60年代初,他与同事做了一项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实验:让学龄前儿童观看成人对一个充气玩偶又打又踢,随后让儿童进入同一房间。看到成人攻击行为的儿童,明显比未观看的对照组更多模仿出类似的攻击动作,甚至发明出新的攻击方式。这一结果说明,行为的习得未必需要学习者本人获得强化,替代性强化——看到他人因某行为受到奖惩——就足以调节行为。它把“榜样”从教育口号变成了可操纵的实验变量,也第一次在严格的实验条件下证明,观察可以独立于直接强化而产生学习。[2]
观察学习的四个过程
班杜拉把观察学习拆解为四个相互衔接的过程。注意过程决定了个体从大量示范信息中选取什么,示范者的地位、吸引力、行为的显著性以及观察者自身的状态,都会影响注意的分配。保持过程指把观察到的行为以表象或言语编码的形式存入记忆,没有保持,模仿就无从谈起。动作再现过程是把内部的编码转化为实际动作,这一环节需要练习与自我矫正,也受身体能力的限制。动机过程则决定学到的行为是否真的表现出来:结果预期、替代性强化与自我评价共同起作用,所以“学会”与“做出”并不是一回事。
这四个过程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班级里的学生看到同样的示范,习得与表现却大不相同。它也使“模仿”从一个笼统的词变成了可以分别测量的环节——是没注意到,还是没记住,还是做不到,还是不想做,干预的着力点完全不同。在教育情境中,这一区分意味着:学生不会做题,可能根本不是缺乏动机,而是注意或编码环节出了问题。
示范的来源在班杜拉看来并不限于活人。他把示范分为真实示范、符号示范与抽象示范几类:父母和教师是真实示范,影视、书籍与广告提供符号示范,而抽象示范则传递规则与原理,让学习者从多个具体例子中抽出共同的准则。这一扩展使他的理论能够解释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的巨大影响,而不必假设每个人都亲历过被示范的行为。与之相配的是他对结果预期与效能预期的区分:前者是对“做了这件事会有什么后果”的判断,后者是对“我能不能做成这件事”的判断,两者共同决定行动的选择与坚持。
交互决定论与自我调节
早期行为主义把人看作环境刺激的被动接受者,班杜拉则提出交互决定论:个人因素、行为与环境三者相互影响,任何一方都不是单向的原因。环境塑造行为,行为也改变环境,而人的预期、信念与自我评价又在这两者之间起调节作用。这一模型既保留了环境的重要性,又给主体的认知活动留出了位置,是它区别于极端行为主义的关键。
在此基础上,他发展出自我调节与自我效能的概念。人并不只依据外部奖惩行动,还会为自己设定标准,依据标准评价自己的表现,并由此产生自我满足或自我谴责。自我效能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完成某项特定任务的信念,它影响人是否愿意尝试、遇到困难能坚持多久、情绪上是否紧张。班杜拉认为,效能信念主要来自亲身成功的经验,其次是他人的替代经验、言语说服与生理情绪状态;其中反复的成功体验最有说服力,而单纯的口头鼓励作用有限,这也是为什么“你能行”式的空泛激励往往收效甚微。[3]
道德推脱与攻击性研究
班杜拉晚年关注人如何在做了伤害他人的事之后仍然维持自我评价。他提出道德推脱的概念,指个体通过一系列认知重构使自己摆脱道德自我约束:把有害行为重新解释成为了更高目的、用委婉语言掩盖行为的性质、把责任分散或推给权威、把受害者贬低为咎由自取。这些机制并不否定人已有的道德标准,而是让标准在特定情境下被暂时停用。这一分析把攻击性、暴力与组织作恶联系起来,也解释了为何许多普通人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会参与伤害行为,而不必是通常意义上的“坏人”。
在攻击性研究上,他既强调观察与示范的作用,也强调媒体环境。他主张,长期接触暴力示范会增加攻击行为的可得性、削弱对受害者的共情、并塑造“暴力可以解决问题”的结果预期。这一立场使他成为关于电视与媒体暴力争论中的重要一方,也使他与纯粹强调本能或挫折的理论区分开来。[4]
应用领域
自我效能理论提出后,迅速成为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在临床领域,班杜拉用“引导性掌握”解释恐惧症的治疗:不是先让病人放松再面对恐惧对象,而是通过示范、分级任务与逐步放手,让病人一次次获得“我能应付”的亲身体验,效能信念随之上升,回避行为才真正减少。这一思路与系统脱敏互为补充,区别在于它把改变的重心放在成功经验的积累上,而非仅仅放在焦虑的消退上。
在教育领域,效能信念被用来解释学业投入与坚持:相信自己能掌握材料的学生,更愿意在难题上花时间,遇到失败也更倾向于归因于方法而不是能力。在健康领域,同样的机制被用于戒烟、康复训练与慢性病自我管理,干预者设计循序渐进的成功体验,帮助病人重建对自身行为的控制感。在组织管理中,领导者的示范与授权被认为通过提升下属的效能信念而影响绩效,这一解释比单纯的奖惩模型更能说明为什么“身教”有时比“言传”有效。
争议与评价
对班杜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几点。其一,玩偶实验的情境与真实生活相距较远,实验室里的即时模仿能否外推到长期的攻击倾向,存在争议;有研究者指出,实验测量的是特定情境下的行为模仿,而非稳定的攻击特质,而且儿童面对的玩偶本就被设计为可以击打的对象。其二,观察学习理论在解释复杂社会行为时,仍需要补充情感、动机与发展差异的因素,四个过程的框架被认为描述性强于预测性,难以事先指明在具体情境中哪一种过程会占上风。其三,交互决定论虽然避免了单向决定论的片面,但也因为“什么都相互影响”而难以做出可证伪的具体预测。
尽管如此,班杜拉的影响是深远的。他把学习从“刺激—反应—强化”的狭窄通道里解放出来,确立了观察、榜样与认知过程在行为习得中的地位,为社会认知理论铺平了道路;自我效能概念则越出心理学,进入教育、健康、管理与运动训练等领域,成为解释坚持与成就动机的核心变量。今天讨论榜样教育、媒体影响或组织中的示范效应,几乎都无法绕开他的框架。[5]
参考资料
- ↑ Albert Bandura's Social Learning Theory,Simply Psychology,2023年
- ↑ Learning theor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Self-Efficacy Theory,Simply Psychology,2023年
- ↑ Aggressive behaviour,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 ↑ Social psycholog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