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书
琴书是一种以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说唱相间的中国曲艺曲种的总称,广泛流传于山东、北京、徐州、四川、云南等地,形成了山东琴书、北京琴书、徐州琴书、四川扬琴(四川琴书)、云南扬琴等众多地方分支。琴书以唱为主、以说为辅,唱腔婉转优美,伴奏乐器除扬琴外还常配以坠琴、二胡、筝、三弦等,被誉为曲艺百花园中音乐性最强的曲种之一。2008年,山东琴书等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定义与总体特征
琴书属于坐唱类曲艺,表演者多坐于桌前,兼操乐器、分担角色。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其一,以扬琴(洋琴)为标志性伴奏乐器,故在许多地区又称"扬琴";其二,说唱结合,以叙事性唱段为主体,唱中夹白、白中带唱;其三,曲目题材以民间故事、历史传说、生活伦理为主,语言通俗生动,富于乡土气息;其四,音乐结构兼具曲牌联缀与板腔变化因素,唱腔旋律性强,与地方方言声调紧密结合。琴书艺人常说"三分唱、七分弹",足见音乐在其艺术构成中的分量。
历史沿革
关于琴书的起源,学界一般认为其与明清时期流行的俗曲小唱关系密切。清代乾隆年间前后,扬琴自波斯一带传入中国并广泛流行于民间,各地艺人以扬琴伴奏演唱地方小调与曲牌,逐渐形成了不同地域的琴书雏形。山东琴书源于清代乾隆年间鲁西南一带的民间小曲联唱,起初在文人雅士间自娱清唱,后进入市井,由坐堂清唱发展为民间卖艺的表演形式;清光绪年间,山东琴书艺人进入城市演出,艺术渐趋成熟。北京琴书形成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单琴大鼓演变而来,经艺人在改革中吸收京韵大鼓与民歌成分,以北京语音行腔,遂成独立曲种。四川扬琴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中期,与当地坐唱清音传统交融,形成了唱腔庄重典雅的独特风格。各路琴书在二十世纪中叶得到整理与提高,涌现出一批经典曲目与代表人物。
主要分支
山东琴书是影响最大的分支,流行于山东及苏豫皖邻近地区,以山东方言演唱,主要曲牌有〔凤阳歌〕、〔垛子板〕等,表演形式多为二至五人的坐唱,主唱者操扬琴,他人分操坠琴、古筝、京胡等,代表曲目有《包公案》《王定保借当》《打黄狼》等。北京琴书以三弦、扬琴(后多用扬琴为主弦)伴奏,唱腔朴实流畅,节拍变化灵活,善以幽默风趣的语言刻画市井人物。徐州琴书流行于江苏徐州及周边,与山东琴书同源而又有地方特色,唱腔中融入了苏北民间音乐成分。四川扬琴则以成都为中心,唱腔分"大调"与"越调"两类,行腔讲究字正腔圆,有"成都清音之祖"的说法,传统曲目多取材于戏曲故事。此外还有云南扬琴、贵州文琴(贵州琴书的前身)等地方形态,共同构成琴书家族的丰富面貌。
艺术特色
琴书的艺术特色首先体现在音乐上:唱腔以曲牌为骨、以方言为魂,同一曲牌在不同地区演化出迥异韵味,如〔凤阳歌〕在山东琴书中发展出慢、中、快多种板式变化;伴奏则以扬琴的清亮音色铺底,坠琴、古筝等穿插托腔,形成"托、抱、衬、垫"的丰富织体。其次是表演的"一人多角":坐唱艺人以声音造型区分生旦净丑,说表时插科打诨,唱段时深情婉转,一人便可演出一台"戏"。再次是文学性:琴书唱词讲究合辙押韵、雅俗共赏,许多曲目改编自戏曲、小说,叙事曲折、刻画细腻,具有较高的民间文学价值。
代表人物与传承
各路琴书在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众多名家。山东琴书有老一辈艺人在改革唱腔、规范伴奏方面的诸多创造,二十世纪中叶起专业剧团整理演出《大刚与小兰》等新曲目,使琴书登上大舞台;北京琴书在艺人们的改革下形成以扬琴、三弦伴奏的标准编制,代表作《杨八姐游春》《拦马》等脍炙人口。当代,琴书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山东、北京、四川等地通过传承人制度、曲艺进校园、专业院团展演等方式加以保护,但听众老龄化、青年人才断层等问题依然突出,活态传承仍是当务之急。
影响与意义
琴书是明清以来中国民间音乐与说唱文学交融的活化石,它保存了大量传统曲牌与地方音调,为音乐学、语言学、民俗学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琴书以扬琴伴奏的传统,也推动这件外来乐器彻底中国化并反哺于民间音乐各门类。作为"说唱中见戏"的艺术,琴书对地方戏曲的形成亦有滋养作用。在今天,琴书既是乡愁的载体,也是中华曲艺多样性的重要见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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