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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需(先秦时期人物)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田需,战国时期魏国大臣,事魏襄王、哀王,官至相国。《战国策·魏策》载其与田文(薛公)、公孙衍(犀首)、周宵、惠施、苏代等人往还之事;《史记·魏世家》记哀王九年“魏相田需死”,楚相昭鱼闻之而忧,与苏代谋立太子为相。田需处于魏国合纵连横的枢纽位置,其进退牵动齐、秦、韩、楚诸国的相位布局。惠施以“树杨”为喻告诫其“树难去易”,是战国政治生态的著名寓言。

时代与身份

田需活动的年代,约在魏襄王(前318—前296年在位)至魏哀王(前296—前296年以后)之间。《史记·魏世家》记哀王九年“魏相田需死”,又记“张仪、魏章皆归于魏”,可知其卒年距张仪之死(哀王十年)不远,约当前296年前后。

“田”为齐国大族之氏,然战国之士游仕列国,田需仕魏,未必为齐之公族。其名“需”,《战国策》诸本或作“需”,或作“孺”,当以“需”为正。

田需在魏国的地位,可由《战国策·魏策》所载三事见之。其一,“苏代为田需说魏王”章,苏代劝魏王“舍需于侧”,以稽查田文、公孙衍二人的外心;其二,“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章,记三人结党欲罪犀首,犀首反以“召文子而相之”破其谋;其三,“田需贵于魏王”章,惠施以“树杨”为喻,戒其善事左右。三事皆显示田需为魏王亲近之臣,然其地位并不稳固。

战国相位的性质,与后世宰相不同。其时“相”为各国君主的辅政之职,或由本国世族担任,或由客卿充任,其任命往往受制于国际形势。田需为魏相,其去留不仅是魏国内政,也是列国关注的焦点。《史记》记“楚害张仪、犀首、薛公”,可见楚国之忧,正在于魏相人选可能改变魏国的外交倾向。

苏代“舍需于侧”之策

《战国策·魏策一》载:“苏代为田需说魏王曰:‘臣请问文之为魏,孰与其为齐也?’王曰:‘不如其为齐也。’‘衍之为魏,孰与其为韩也?’王曰:‘不如其为韩也。’而苏代曰:‘衍将右韩而左魏,文将右齐而左魏。二人者,将用王之国,举事于世,中道而不可,王且无所闻之矣。王之国虽渗乐而从之可也。王不如舍需于侧,以稽二人者之所为。’”

这段说辞的核心,是“稽”字。“稽”有考查、核验之义。苏代建议魏王将田需留在身边,作为考察田文、公孙衍的“标尺”:二人若知田需在王侧,且田需非其同党,则举事时必有所顾忌,不敢公然偏向齐、韩。此策的巧妙之处,在于不直接攻击田文、公孙衍,而是设置一个“监督者”,使二人的私心无所遁形。

“文”即田文,齐之薛公,孟尝君;“衍”即公孙衍,魏之犀首,曾相魏,主张合纵。二人皆为战国中期的风云人物:田文以养士著称,其政治根基在齐;公孙衍以合纵抗秦著称,其政治根基在韩。苏代指出二人“右齐”“右韩”而“左魏”,正是点中了客卿政治的要害:客卿虽仕于魏,其根本利益仍在母国。

魏王“果厝需于侧”,可见此策之效。然田需的地位,并未因此稳固。同篇又载:“魏文子、田需、周宵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谓魏王曰:‘今所患者,齐也。婴子言行于齐王,王欲得齐,则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务以齐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宵。”

这一段是田需政治生涯的转折。田需与魏文子、周宵结党,欲加罪于犀首;犀首乃以“召文子为相”之策反制,使文子入相,田需失势。“犀首以倍田需、周宵”之“倍”,即“背”,谓犀首借此背离了田需、周宵的联盟。策士之间的合纵连横,不仅在列国之间,也在朝廷之内。

惠施“树杨”之喻

《战国策·魏策二》载:“田需贵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杨,一人拔之,则无生杨矣。故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然而不胜一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今子虽自树于王,而欲去子者众,则子必危矣。’”

惠施此喻,是战国寓言中的名篇。杨树易生,横插、倒插、折而插之皆能活,喻田需得魏王信任之易;然十人种之,一人拔之,则无一得生,喻毁之者众则难保。其结论“树之难而去之易”,道尽了政治信任的脆弱。

“子必善左右”一句,是惠施的建议,也是战国政治的实情。在君主制下,大臣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君主的信任,也取决于同僚的态度。“左右”指君主身边的近臣,其毁誉足以动摇君心。田需虽有魏王之宠,然“欲去子者众”,其危可知。

惠施其人,名家巨子,曾任魏相,与田需同时。《庄子·秋水》载“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即指其相魏之事。以惠施的政治经验,此喻绝非空言。田需后来果然失势,其相位为田文所代,可见惠施之预见。

此喻在后世的流传甚广。“树难去易”成为形容政治地位不稳的成语,“十人树杨,一人拔之”成为形容众口铄金的典故。汉唐政论,屡引此语,以戒大臣之结怨。其思想价值,在于揭示了一个普遍的政治规律:建立信任需要长期的努力,而摧毁信任只需一时的谗言。

田需之死与相位之争

《史记·魏世家》记哀王九年:“魏相田需死,楚害张仪、犀首、薛公。楚相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谁而君便之?’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

这段记载,是理解战国相位政治的最佳材料。楚相昭鱼之忧,不在田需之死本身,而在其继任者:若张仪相魏,则魏亲秦;若犀首相魏,则魏亲韩;若薛公相魏,则魏亲齐。三者皆不利于楚。故昭鱼欲使魏太子自相,以维持魏国的中立。

苏代的说辞,堪称策士文书的典范。他先设一“君其为梁王”的场景,让昭鱼扮演魏王,自己则扮演说客,预演说服的过程。其辞曰:“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韩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齐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便也。”

“长主”二字,历来注家释为“年长之君”或“贤明之主”。苏代之意,是魏王年长而有主见,必不愿相位落入为他国谋者之手。这一判断,建立在对魏王心理的准确把握之上。

其结论“莫如太子之自相”,理由有三:其一,太子为储君,其相魏无外国之私;其二,张仪、犀首、薛公三人“皆以太子为非固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而欲丞相之玺”,即三人皆觊觎相位,故必争相讨好魏国;其三,以魏之强,辅以“三万乘之国”,魏必安。此说层层递进,逻辑严密,终使“太子果相魏”。

太子相魏的结果,是魏国在哀王时期维持了相对的独立。然此种“储君兼相”的安排,也埋下了继承与执政合一的隐患。战国后期,魏国在秦的压迫下日益衰弱,其相位的频繁更迭,正是国力不振的表现。

田需与战国中期的魏国政治

田需所处的时代,是魏国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魏惠王晚年,魏国在桂陵、马陵两战中被齐击败,霸权丧失;魏襄王、哀王时期,魏国在秦、齐、楚之间反复摇摆,合纵连横之策层出不穷。田需为相,正是这一格局中的一枚棋子。

从《战国策》所载看,田需的政治立场偏向“亲魏”,即试图在列国之间保持魏国的独立。他与魏文子、周宵结盟,欲罪犀首,其目的或在于削弱亲韩势力;而犀首反以召田文为相破之,使亲齐势力上升。田需之死,更引发楚、齐、秦、韩四国的相位角逐,可见其人之去留,关乎列国均势。

战国相位的制度,值得略作说明。其时各国之“相”,或称“相邦”“丞相”,为百官之长,其职权包括辅佐君主、统领百官、处理外交。相的任命,往往由君主与重臣商议,亦受外国压力影响。田需为相,其权力基础在于魏王的信任;一旦信任动摇,其位即危。惠施“树杨”之喻,正是对这种权力结构的形象概括。

田需其人,在战国史上并非第一流人物。他既无吴起之武功,亦无商鞅之变法,其见于史册者,多为相位之争的片段。然而正是这类“二流人物”,构成了战国政治的实际面貌:列国的兴衰,不全由一二雄主贤相决定,更多取决于众多中层官僚与策士的取舍。田需的价值,在于他提供了一个观察战国官场的样本。

史料辨析与评价

关于田需的史料,主要有三:其一,《战国策·魏策》的若干章,其文本多出于策士传习,带有明显的文学加工;其二,《史记·魏世家》的系年记载,其材料或本于《世本》《秦记》;其三,《史记·孟尝君列传》《田敬仲完世家》等篇的旁涉记载。三者可以互参,而不可偏信。

《战国策》所载苏代说魏王“舍需于侧”一事,与《史记·魏世家》的系年不尽相合。苏代活动于齐湣王、燕昭王时期,其说魏王之事当在魏襄王晚年;而《魏世家》记田需之死在哀王九年。两说的时间差,或由《战国策》篇章本无系年、刘向编次时以类相从而致。今日研究,只能取其大体,不可拘泥于一年一事。

田需的历史评价,历代少有专论。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可称道的功业,其形象多依附于苏代、惠施、犀首等人的说辞而存在。然从政治史的角度看,他至少提示了三点:其一,战国相位的脆弱性,大臣之进退往往取决于国际形势与君主好恶;其二,客卿政治的困境,客卿虽得任用,其根本利益仍在母国,故君主常以“稽”的方式加以防范;其三,政治联盟的易变,田需与魏文子、周宵的结盟,转瞬即为犀首所破,可见策士之间无永久之友。

惠施“树杨”之喻,至今仍具启示。它告诉后人:政治信任的建立如种树,需要众人之力;而其毁坏如拔树,一人足矣。田需之贵于魏王,而终不免于危,正是此喻的注脚。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