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时记忆
短时记忆(short-term memory)指信息在意识中被短暂保持、容量有限的存储系统,通常维持数十秒,若不加以复述便迅速丧失。它是记忆多阶段加工中的中间环节,向上承接感觉记忆中被注意选中的信息,向下通过复述与组织把内容送入长时记忆。打电话时默念一串号码、心算时暂存中间结果、读长句时把前半句的意思留在脑中与后半句拼接,靠的都是短时记忆。由于它的容量小、寿命短,人才能在纷至沓来的信息中保持一个清晰的当下焦点,而不被无穷的旧内容淹没。
多存贮模型中的位置
短时记忆作为独立概念的确立,与阿特金森和希夫林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多存贮模型密切相关。该模型把记忆分为感觉记忆、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三级,信息依次流过,短时记忆是承上启下的枢纽:它接收来自感觉登记的输入,通过复述把材料转入长时存储,同时从长时记忆中调取知识来参与当前的加工。模型还假定短时记忆的容量有限,一旦超载,旧项目就会被挤出。这一框架简洁有力,长期主导了教材的叙述,尽管后来的研究对其“单一通道”和“被动仓库”的假设提出了修正。[1]
模型的核心是“复述”这一机制。维持性复述只是把材料原样重复,能延长保持时间却未必加深理解;精细复述则把新材料与已有知识联系起来,更容易转入长时记忆。这一区分解释了为何死记硬背的号码转眼即忘,而经过意义加工的内容却能留存。短时记忆因此不只是一个容器,它的加工方式直接决定了信息能否跨越那道通往长时存储的门槛。
容量与组块
短时记忆最著名的特征是其有限的容量。米勒(George Miller)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经典论文中指出,人一次大约能把握七个左右的项目,正负两个,这一“神奇的数字”成为心理学中最广为人知的结论之一。更重要的贡献是“组块”概念:容量限制以有意义的单元为单位,而非以字母或数字的个数计。把一串无关联的数字重新编码为几个有意义的组合,就能在同样的容量内装入更多信息,电话号码的分段、身份证号的切分,都是借助组块降低负荷的日常策略。
关于容量的具体数值,后来的研究提出了更保守的估计。考恩(Nelson Cowan)综合多种实验条件后主张,纯粹的短时存储容量约为四个组块,米勒的“七”很可能混杂了复述、组块与长时知识的贡献。这一修正并未否定容量有限这一事实,而是提醒人们:容量的测量高度依赖材料、任务与被试的策略,脱离具体条件谈一个固定数字并不严谨。容量究竟由“槽位”的数量决定,还是由可分配的资源总量决定,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
编码方式与保持
短时记忆的编码以听觉或言语形式为主。康拉德(R. Conrad)在20世纪60年代的实验中发现,被试在回忆视觉呈现的字母时,错误多发生在读音相近的字母之间,而非形状相近的字母之间,说明材料即便以视觉方式输入,也常被转换成语音码来保持。这一发现支持了短时记忆的“语音偏向”,也为后来语音环路的概念埋下伏笔。当然,视觉与空间信息同样可以短时保持,尤其在处理图形、方位等材料时,编码方式会随任务而变。
保持的维持依赖复述与注意的持续投入。一旦复述被打断,痕迹便迅速衰退。布朗与彼得森夫妇在20世纪50年代末设计的分心任务实验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点:让被试记住三个字母,随后立即从事倒数的分心作业以阻止复述,结果在短短十几秒后,回忆成绩就降到很低。这一范式把“时间流逝”与“复述中断”分离开来,说明短时记忆的遗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维持,而非单纯的时间侵蚀。
遗忘机制与系列位置效应
短时记忆的遗忘由多种机制共同造成。衰退说认为痕迹随时间自然减弱;干扰说强调新进材料对旧材料的覆盖,分心任务之所以有效,正因为它不断注入新内容;提取失败说则主张信息仍在,只是失去了合适的提取线索。多数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在没有复述的情况下,衰退与干扰难以截然分开,二者在同一过程中交织。
系列位置效应为短时记忆的存在提供了行为证据。让被试记忆一长串词并自由回忆,位于开头的项目因得到更多复述而成绩较好,称为首因效应;位于末尾的项目因仍停留在短时记忆中而成绩也好,称为近因效应;中段项目两头不靠,成绩最差。若在回忆前插入一段分心任务,近因效应便消失,而首因效应不受影响。这一分离说明末尾项目的优势确实来自短时存储,而开头项目的优势来自已经转入长时记忆的内容,两类记忆在同一张成绩曲线上留下了各自的印记。
与工作记忆的关系及争议
20世纪70年代以后,巴德利与希奇提出工作记忆的概念,主张短时存储并非被动的仓库,而是与加工活动融为一体的有限平台。此后,“短时记忆”与“工作记忆”常被并用,但侧重不同:前者强调存储,后者强调在存储的同时进行操作。一些理论认为,所谓短时记忆不过是长时记忆中处于高度激活状态的那一部分,不必假设一个独立的存储系统;另一些理论则坚持存在专门的短时缓冲,工作记忆只是在其上叠加了执行控制。[2]
这场争论的焦点在于“独立性”。支持独立存储的证据来自脑损伤患者:某些患者长时记忆严重受损,短时记忆却相对完好,反之亦有病例。支持“激活说”的证据则来自这样的事实:短时记忆的成绩深受长时知识的影响,专家能在同样容量内记住更多有意义的内容,仿佛容量本身被知识扩展了。两种立场各有难以反驳的案例,折中的看法是,短时记忆既依赖专门的缓冲,也离不开长时知识的支撑,把它看作一个纯粹的容器或纯粹的激活状态,都失之片面。
测量与应用
短时记忆的测量以广度任务最为常用。数字广度要求被试按顺序或倒序复述一串数字,倒序因需要额外的操作而更难,是临床智力测验与记忆评估的常规项目;词语广度、空间广度则针对不同材料。此外,自由回忆的系列位置曲线、分心任务下的保持量,也都是刻画短时记忆的经典指标。这些任务简便易行,能较敏感地反映注意与存储的异常。
在应用中,短时记忆的限制塑造了许多日常设计与学习策略。电话号码分段、口令分组、界面中步骤的合并,都是为迁就有限容量。教学中把长讲解拆成短单元、在新信息之间留出加工间隙,能降低短时负荷,提高理解与保持。临床上,短时记忆的缺损是多种认知障碍的早期信号,评估其容量与保持有助于区分正常老化与病理性衰退。评价短时记忆这一概念,应当看到它把“当下能把握多少”变成一个可测量的问题,也应当承认,随着工作记忆研究的深入,那个曾经边界清晰的“短时仓库”,正在被更复杂的加工图景所取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