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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身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碑身,是石碑三部分(碑首、碑身、碑座)中的主体部分,位于碑首之下、碑座之上,正面称"碑阳",背面称"碑阴",两侧称"碑侧"。碑身刻有碑文(亦称"碑志"),是碑刻文字的主要载体,书法价值极高。碑身的形状有长方体(最常见)、方柱等,其正面多刻颂德、纪事之文,背面(碑阴)多刻题名、捐资人姓名,两侧(碑侧)或刻题记、边饰。早期汉碑之碑身,常有"碑穿"(穿孔,由下棺之碑的孔演变而来)与"碑晕"(圆环纹)。碑文的行款、字体、刻工,以及碑身之边饰、界格,均为碑身的重要内容。碑身遂成为石碑雕刻中文字镌刻最集中、书法价值最高的部分,与碑首之螭龙、碑座之龟趺相配,共成一碑之气象。

名称与含义

碑身,是石碑的主体部分,位于碑首之下、碑座之上,为全碑之中段,故称"碑身";因其载碑文,亦称"碑版"(版即木板、版牍,引申为刻文之处)。碑身之正面称"碑阳",背面称"碑阴",两侧称"碑侧",此三名,皆以碑之向背、侧旁而定,是碑身各面的专称。

碑身之用,在于"载文"与"示久"。碑之本旨,在于刻石纪事、颂德述德,而碑文(碑志)正是纪事述德的核心所在,碑文刻于碑身,故碑身首在载文;同时,碑身以坚致之石刻文,使文字得以传之久远,故碑身又在于示久。碑身遂兼具"载文"与"示久"双重之用,是石碑中最为核心、最见文化价值的部分。

碑身雕刻,即以碑身,尤其是其碑文、边饰与形制为对象的雕刻。其内容涵盖碑身之形状(长方体、方柱)、碑文(碑志,含碑阳之正文、碑阴之题名、碑侧之题记)、碑穿与碑晕、以及边饰与界格诸端。碑身雕刻是石碑雕刻中文字镌刻最集中、书法价值最高的一部分,其碑文之书体、行款、刻工,是研究书法史、文字史与碑刻工艺的核心材料。

历史源流

碑身之源,当溯至碑之源流。周代"下棺之碑"为引棺入圹之具,其上穿孔以系绳索,尚无刻文之制。汉以后,碑由引棺之具演为刻石纪事之文字碑,碑身遂渐成为载文的载体,碑身之制亦逐渐形成。

汉代碑身,多为长方体,其正面刻碑文(颂德、纪事),背面刻题名,两侧或刻题记。汉碑碑身之显著特征,一为"碑穿"——碑身上部有一圆孔(穿孔),此穿由下棺之碑系绳之孔演变而来,是汉碑由引棺之碑演化的"活化石";二为"碑晕"——碑首与碑身相接处或有圆环纹,环绕碑首,是汉碑的又一显著特征。汉碑之碑文,多为隶书("汉隶"),其字端严古朴,是隶书的典范,如《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张迁碑》《曹全碑》等,皆为汉碑碑文的杰出代表。

魏晋南北朝时期,立碑之风一度受抑,然墓志渐兴,碑身之制于墓志中亦有体现。其时碑刻之书体,由隶渐入楷,气象为之一变。至隋唐,立碑之风复兴,碑制趋于定型,碑身之制亦渐趋完备。唐代碑刻尤盛,碑身高大,碑文多由名家书写(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碑文气象端庄,遂成楷书的典范。唐碑之碑身,碑文之外偶有碑穿之遗制,然碑穿之制渐趋消失。

宋元明清,碑身之制渐趋规范化、等级化。碑文之书体,楷、行、隶、篆各有其用,行款、界格渐趋严整。碑身之文,或由皇帝御笔("御碑"),或由名家书写("名碑"),其书法价值愈受重视。碑林亦渐形成,如西安碑林(北宋始建,汇集汉唐以来碑石),成为碑身碑文荟萃之所。历代刊刻的刻经碑、御碑、题名碑等,使碑身碑文之内容愈益繁富,碑身遂成为集书法、文字、史料于一身的文化宝库。

形制与结构

碑身的形制,大体可分形状、碑文布局、碑穿与碑晕三端论之。

其一,形状。碑身之形状,以长方体(竖长方形)为最常见,高而窄,厚而实,气象端庄;亦有作方柱形(四面等宽或近等宽)者,如《石台孝经》碑即以方柱体为之,四面刻文。碑身之大小、高矮、厚薄,须与碑首、碑座相称,方显一碑之匀停。

其二,碑文布局。碑身之正面(碑阳)多刻碑文之正文(颂德、纪事),是全碑文字的核心;背面(碑阴)多刻题名(立碑者、捐资人之姓名),或刻碑文之续、跋、题记;两侧(碑侧)或刻题记、边饰、纹样。碑文之外,碑身或有"界格"(以方格、竖线分划碑文,使字行整齐),或有"边饰"(碑身四周刻云纹、卷草、缠枝花、龙纹之属),碑文之行款(横书、竖书、行数、字数)、书体(篆、隶、楷、行)、刻工,皆为碑身的重要内容。

其三,碑穿与碑晕。早期汉碑之碑身,上部多有"碑穿"(一圆孔,由下棺之碑系绳之孔演变而来),是汉碑由引棺之碑演化的重要标志;碑首与碑身相接处或有"碑晕"(圆环纹,环绕碑首)。碑穿、碑晕之制,至唐以后渐趋消失,是汉碑特有的形制特征。

雕刻题材与手法

碑身雕刻的题材与手法,可自碑文、边饰与界格、雕刻技艺三端论之。

其一,碑文。碑文(碑志)为碑身的主体,其内容有颂德(墓碑、功德碑)、纪事(纪事碑)、题名(题名碑)、刻经(刻经碑)、录诏令(诏令碑、御碑)等类。碑文之书体,有篆、隶、楷、行各种:汉碑多为隶书,气象端严古朴;唐碑多为楷书,气象端庄雄浑;篆书多用于碑额(篆额)与特定之碑;行书则多见于书家墨迹之碑。碑文之行款、字径、书体、刻工,皆为碑身雕刻的核心内容。

其二,边饰与界格。碑身之四周,或刻边饰,或作界格。边饰多作云纹、卷草、缠枝花、龙纹、忍冬纹之属,以浮雕、线刻为之,环绕碑身,取吉祥绵长之意;界格则以方格、竖线分划碑文,使字行整齐,便于观读与镌刻。碑阴、碑侧或另刻题记、题名、边饰,皆为碑身雕刻的重要内容,与碑阳之碑文相配,使碑身内容更为丰富。

其三,雕刻技艺。碑身雕刻以线刻(刻字、刻边饰)与浮雕(边饰、界格)为主,讲求字口深峻、笔意不失。汉碑之字,以"书丹"(以朱笔书于石上)后由刻工镌刻,其字或存书丹之迹、或见刀法之痕,是研究书丹、镌刻工艺的重要材料。碑身之边饰、界格,则以浮雕、线刻为之,层次分明。碑身雕刻的技艺,与石碑雕刻整体相通,讲究"身正文重",碑身之碑文与碑首之螭龙、碑座之龟趺相配,共同构成一碑之气象。

代表实例

汉碑碑身,是碑身形制中最早、最具时代特色的实例。东汉碑刻存世者众,如《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张迁碑》《曹全碑》等,其碑身多为长方体,正面刻颂德、纪事之碑文,背面刻题名;碑身上部多有"碑穿",是汉碑由引棺之碑演化的重要标志。汉碑之碑文,多为隶书,端严古朴,是隶书的典范,曲阜孔庙诸汉碑可为其代表,是研究碑身形制与汉代书法的珍贵实物。

唐碑碑身,是碑身向雄浑、规范化发展的关键实例。唐代碑刻尤盛,如西安碑林所藏诸唐碑,其碑身高大,碑文多由名家书写(如颜真卿《颜勤礼碑》《多宝塔碑》、柳公权《玄秘塔碑》等),楷书碑文端庄雄浑,遂成楷书的典范。唐碑之碑身,碑文之外偶有碑穿之遗制,然碑穿渐趋消失;碑身与碑首之螭首、碑座之龟趺相配,气象堂皇。

《石台孝经》碑,是碑身以方柱形为之的著名实例。此碑刻于唐代,碑身作方柱体,四面刻文,上为唐玄宗所书《孝经》,下为玄宗之注,碑身四面皆刻文字,气象端庄,是碑身形制中别具一格的一例,现存西安碑林。

乾陵无字碑之碑身,是碑身雕刻中最为独特的实例。乾陵为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之陵,陵前之"无字碑"高大雄浑,其碑身不刻一字("无字"),与碑首之螭首、碑座之龟趺相配,其缘由众说不一(或谓功高无字可书,或谓任后人评说,或谓本拟刻文而未果),遂成碑刻史上的著名奇观,是碑身形制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例。

此外,各地庙宇、书院、祠堂、陵墓之碑,其碑身各有其制,共同构成碑身雕刻绵延二千余年、文种繁富的宏大谱系。

文化内涵

碑身雕刻的文化内涵,可自"载文传世""书法载体""礼制史料"三端论之。

其一,载文传世。碑身以坚致之石刻文,使文字得以传之久远。碑文(碑志)载颂德、纪事、题名、刻经、诏令之属,皆借碑身之石,得传诸后世。故碑身是古人"以石传文、以文传德"的重要载体,寄托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愿。

其二,书法载体。碑身之碑文,多出自名家之手,篆、隶、楷、行各体荟萃,刻工精到,故碑身是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汉碑之隶、唐碑之楷,皆以碑身传世,成为后世书法的典范与取法之源;碑身之书丹、镌刻,又是研究书丹、刻工工艺的核心材料。碑身遂于载文传世之外,又兼具书法艺术之重。

其三,礼制史料。碑身之大小、形制、书体、行款,多与碑之等级、时代相关,是研究礼制与制度的直观材料;碑文之内容,又是研究历史人物、事件、制度、社会的重要史料。碑身遂成为集书法、文字、史料于一体的文化宝库,是"石史"(以石为史)中最核心的一环。

保护与传承

碑身位于碑之主体,其碑文之字口最易受风雨侵蚀与人为损坏而磨泐、漫漶;长期暴露室外,受冻融、盐析、酸雨影响,碑身尤易生风化、酥碱、裂隙、剥落。加之近代以来城镇改造、工程建设、盗拓盗掘,部分碑身被迁移、损毁、断折或流失(如昭陵六骏等名品之流散海外),其珍贵之碑文尤须珍护,故碑身之保护日益为文物与碑刻界所重。

在保护方面,重要的碑刻多随其所在地的庙宇、陵墓、书院、碑林一并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受到系统管理。曲阜孔庙汉碑、西安碑林唐碑、唐乾陵无字碑等,皆随其所在文物整体纳入保护体系,文物部门对其开展测绘、建档、拓本整理与环境整治。修缮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对缺失、残损的碑身以同质材料、传统工艺补配,并注重字口、边饰的协调与可识别性。对碑文漫泐之碑,则以早期拓本参校,或加设保护罩、控制湿度,以延缓风化。拓印作为金石学与书法研究的重要传统,亦须在严格管理下有限进行,以免损伤碑石。

在传承方面,碑身雕刻所代表的碑刻、书法与石雕技艺,被纳入文物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传承的范畴。相关机构与匠师通过对现存碑身的测绘、摹刻、拓本研究,梳理其形制、题材、章法、书体与刀法谱系,延续选料、放样、书丹、镌刻、拓印等传统工序,使这一兼具载文传世、书法艺术与史料价值的石刻门类得以延续与弘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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