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态
| 社会心态 | |
|---|---|
| 英文名 | Social Mentality |
| 学科领域 | 社会心理学、社会学 |
| 代表学者 | 杨宜音、王俊秀 |
| 核心议题 | 心态结构、时代特征、测量指数、培育路径 |
| 相关概念 | 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社会预期、社会舆论 |
社会心态(英文:Social Mentality)指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条件下,弥散于社会或特定群体之中的认知倾向、情绪基调与价值取向的总和。它不是一个可以指认的实体,而是无数个体心态在互动与传播中涌现出的整体性心理状态;它也不等同于一时一地的情绪波动,而是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时代气质。社会心态兼具群体性与时代性:群体性意味着它属于"我们"而非"我",个体身处其中却难以凭一己之力改变;时代性意味着它随社会结构、制度环境与重大事件的更替而嬗变,因而成为观察一个时代的精神症候。
概念界定
社会心态与个体心态的关系,是理解这一概念的首要问题。个体心态指具体个人的心理状态,可通过访谈与量表直接把握;社会心态则是众多个体心态在交往、模仿与共识形成过程中聚合而成的宏观状态。这种聚合不是简单平均:一个社会中多数人感到焦虑,社会心态便呈现焦虑的基调;但社会心态也会反过来塑造个体,使原本平静的人在与周围人的比较中变得不安。二者互为因果,构成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循环。
社会心态与几个邻近概念需要区分。社会心理是学科对象,指社会情境中个体与群体的心理过程与规律,偏重机制;社会心态是状态描述,偏重特定时空下的总体面貌。意识形态是系统化、理论化的观念体系,由专门机构生产与传播;社会心态则是自发的、弥散的、未经系统化的感受与判断。国民性指较长历史时段中形成的民族性格,变化缓慢;社会心态则聚焦于特定时期,对政策与经济波动更为敏感。
社会心理学家杨宜音把社会心态界定为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群体中的社会共识、社会情绪与社会价值取向。这一定义把"共识""情绪""价值"三者并列,提示社会心态既有认知成分,也有情感成分,还有规范成分。
结构层次
研究者通常把社会心态拆解为若干可分析的层面。社会认知层面指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基本判断:社会是否公平,机会是否开放,努力是否有回报,他人是否可信。社会情绪层面指弥散的情绪基调:焦虑、怨气、倦怠、乐观、自豪。社会价值取向层面指人们珍视什么、追求什么:稳定、财富、家庭、个人成就还是公共责任。社会行为倾向层面指在上述认知、情绪与价值之下形成的行动意向:储蓄还是消费,奋斗还是躺平,参与还是退出。
四个层面并非并列的抽屉,而是相互渗透的整体。认知为情绪提供依据,情绪为价值判断染色,价值取向又反过来筛选认知。一个认为"努力无用"的人,更容易感到无力与怨愤,也更容易把稳定置于成就之上。正是这种相互渗透,使社会心态难以被单一指标捕捉,也使干预社会心态的努力常常顾此失彼。
时代性与群体性
社会心态的时代性,体现在它与重大社会变迁的同步起伏。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心态的主调是脱贫的渴望与对未来的乐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制与下岗潮带来失落与不安;进入21世纪,经济高速增长伴随消费主义与竞争焦虑;近年来,经济增速换挡、就业压力与人口结构变化,又使"内卷""躺平""松弛感"等语汇相继流行。这些语汇的更替,本身就是社会心态变化的语言痕迹。
社会心态的群体性,则体现在不同人群的心态差异。代际之间,成长于物质匮乏期的老年人与成长于丰裕期的青年人,对风险、储蓄与稳定的态度明显不同。城乡之间,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边缘感与本地居民的优越感形成对照。职业之间,体制内外的安全感差异、平台从业者的不确定性,也塑造着不同的心态底色。把握社会心态,既要看总体基调,也要看群体分化。
政策脉络
社会心态进入公共政策视野,是近十余年的事。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这一表述把社会心态从学术概念提升为治理目标,其背景是经济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增多与公众心理压力的上升。"奋发进取"指向发展动力,"理性平和"指向情绪调适,"开放包容"指向群体关系,三者构成了一个兼顾活力与秩序的表述。
与此相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自2011年起连续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围绕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社会情绪、社会预期、国家认同等主题开展年度调查。蓝皮书的意义不只在于数据,更在于建立了一套可比较、可追踪的观测框架,使"社会心态"从模糊的印象变为可以被讨论、被比较的对象。此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心理健康促进行动等政策相继展开,社会心态的治理从倡导层面进入制度建设层面。
测量与指数
社会心态的测量面临一个根本困难:它既是整体性的,又只能通过个体回答来间接推断。常用方法有三类。其一是大规模抽样问卷,通过代表性样本推断总体分布,社会心态蓝皮书与各类综合社会调查多采用此法。其二是量表与指数,把若干题项合成为公平感指数、信任指数、幸福感指数,以便跨年度比较。其三是文本与行为数据,通过社交媒体的语词频率、搜索行为、消费结构等间接刻画心态变化。
三类方法各有盲区。问卷受社会赞许性影响,受访者可能隐瞒真实想法;指数在合成过程中会丢失信息,权重的设定也难免主观;文本数据覆盖面广但代表性弱,容易被少数高活跃用户主导。因此严谨的研究主张多源互证:把调查、访谈与平台数据放在一起比对,寻找相互印证或相互矛盾的线索。
影响因素
社会心态的起伏受多重因素影响。结构层面,经济增长速度、就业形势、收入分配格局与社会流动机会,构成了心态的物质基础;当上升通道收窄,焦虑与无力感便容易蔓延。制度层面,社会保障的覆盖与公平、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司法与行政的可预期性,塑造着人们的安全感与信任感。文化层面,媒介叙事、教育内容与公共话语,提供了解释现实的框架;同一个事实,被讲述为"转型阵痛"还是"制度缺陷",会引发截然不同的心态反应。
比较机制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人们判断自己过得好不好,依据的往往不是绝对水平,而是与参照群体的比较。当周围人都在进步而自己原地踏步,即使生活改善,也可能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社交媒体的普及放大了这一机制:他人精心呈现的生活成为日常参照,比较的基准被不断抬高,满足感因而被持续稀释。
争议与评价
围绕社会心态的研究存在三组争议。第一是概念边界:社会心态究竟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还是社会情绪、社会信任、社会价值观等概念的集合名词?若不能厘清边界,研究便容易沦为印象式描述。第二是测量效度:指数化的社会心态是否忠实于其整体性?把复杂的心态压缩为几个数字,可能精确却失真。第三是规范预设:培育"理性平和"的心态,究竟是通过改善民生与制度来消除焦虑的根源,还是通过引导与调适来降低表达的强度?前者治本而缓慢,后者见效快却可能掩盖问题。
尽管争议不断,社会心态研究仍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视角。它提醒人们,制度的运行不仅取决于条文与资源,也取决于人们如何感受、如何预期、如何彼此看待。忽视心态的治理,往往在数据上成功,在人心上失败。
参见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网. 社会心态与社会心理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 2024. https://www.cssn.cn/shx/ 2. 中国政府网.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国政府网, 2011. https://www.gov.cn/zhengce/ 3. 求是网. 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 求是网, 2023. https://www.qstheory.cn/ 4. 光明网. 理论频道·社会心态与社会治理. 光明网, 2023. https://theory.gmw.cn/ 5.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 2024. https://www.stats.gov.cn/sj/ndsj/ 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社会心态与社会变迁研究.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23.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