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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知理论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社会认知理论是加拿大裔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学习与人格理论。该理论在行为主义的基础上引入认知因素,强调个体、环境与行为三者之间的交互决定关系,认为人的学习大量地通过观察他人及其行为结果而发生,并通过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调节机制对行为施加控制。社会认知理论既解释了社会行为的习得过程,也揭示了动机与情绪在学习和行为改变中的作用,是当代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与行为治疗的重要理论基础。[1]

概念界定

社会认知理论早期称为社会学习理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对认知过程与自我调节机制的强调而改称社会认知理论。班杜拉认为,传统行为主义把学习归结为刺激与反应的联结,把环境视为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忽视了人的认知能力和主体作用;人本主义则过分强调自我的内部决定作用,忽视环境约束。社会认知理论试图超越二者的对立,把人理解为具有自我反思与自我调节能力的主体,同时承认社会环境和行为结果对人的持续影响。

这一理论的核心命题是:个体并非被动地接受环境塑造,而是能够观察、表征、预测和调节自己的行为;学习既可以通过亲身实践获得,也可以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而间接获得。因此,社会认知理论又被称为观察学习理论或模仿学习理论,但它并不限于模仿,而是把注意、记忆、动机、情绪和自我调节等过程统一纳入解释框架。[2]

理论渊源与发展

班杜拉出生于加拿大,后在斯坦福大学长期任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通过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实验研究发现,儿童观察到成人榜样攻击玩偶后,会更多地表现出类似的攻击行为,即使没有受到任何奖励;这一发现促使他提出观察学习的概念。1963年发表的攻击行为实验与1971年的波波玩偶相关研究,奠定了社会学习理论的实验基础。1977年,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概念,1986年出版《思想与行动的社会基础》,系统阐述三元交互决定论和自我调节理论,1997年又出版《自我效能:控制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体系。

班杜拉的理论经历了从社会学习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的演变。前者侧重观察学习与强化机制,后者增加了对认知表征、自我效能、自我调节和集体效能等问题的分析,体现出从"行为如何被习得"向"人如何成为自身行为的主体"的重心转移。[3]

三元交互决定论

三元交互决定论是社会认知理论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班杜拉认为,个体因素、环境和行为是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三类决定因素,任意两者之间都存在双向的因果联系。个体因素包括认知能力、情绪倾向、生理特征和信念等;环境包括物理环境与社会环境;行为则是个体作用于环境的具体活动。

在交互过程中,人的信念和期望能够强有力地支配行为,行为及其结果又反过来影响认知内容与情绪反应;个体可以通过自身特征引发环境中不同的反应,也可以借助行为改变环境,使之更适合自己的需要。例如,一个预期同伴会敌视自己的儿童,可能以攻击性行为先行应对,而该行为又招致同伴真正的敌意,从而强化其原有预期。这种循环说明,行为既非单纯由内部特质决定,也非单纯由外部刺激决定,而是三者持续交互的产物。[4]

观察学习及其过程

观察学习又称替代学习,指个体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强化结果而获得新的行为反应,或使已有行为反应得到矫正。班杜拉认为,观察学习使人不必经历试误过程就能迅速获得大量行为模式,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机制。

观察学习包括四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其一是注意过程,个体必须注意到榜样行为的关键特征。榜样的相似性、吸引力、权威性以及观察者自身的兴趣、需要和认知能力,都会影响注意的程度。其二是保持过程,个体把观察到的行为以表象和言语符号的形式储存在记忆中,通过复述和组织形成可提取的心理表征。其三是再现过程,个体把符号表征转化为实际行为,涉及反应的选择、组织与根据反馈进行的调整。其四是动机过程,个体是否把习得的行为表现出来,取决于对行为结果的预期。

在强化问题上,班杜拉区分了三种形式。直接强化指学习者自身行为受到奖励或惩罚;替代强化指观察者看到榜样受到强化后,倾向于表现出相应行为;自我强化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自身行为进行评价和奖惩。三种强化机制说明,行为的学习与行为的表现并不等同,人可以在没有外部强化的情况下习得行为,也可以在自我标准作用下维持行为。[5]

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班杜拉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概念,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在一定水平上完成某一活动或任务的能力判断与信念。它关注的不是实际能力本身,而是人对自身能力的估量,这种估量直接影响活动选择、努力程度、坚持性和面对困难时的情绪反应。

班杜拉及其合作者提出自我效能感的四种主要信息来源。第一是直接的成败经验,即个体过去在类似任务中的成功或失败,这是最强有力的影响因素;持续成功会提高效能感,反复失败则会降低效能感。第二是替代性经验,即观察与自己相似他人成功完成任务,从而使个体相信"我也有可能做到"。第三是言语劝说,即他人通过鼓励、反馈和说服性建议影响个体的自我判断,其效果取决于劝说者的可信度与内容与现实的契合程度。第四是情绪与生理状态,个体在紧张、焦虑或高唤醒状态下容易低估自己的能力,而平静、积极的情绪状态有助于形成较高的效能预期。

自我效能感具有多重功能:它决定人们对活动的选择与坚持性,影响面对困难时的态度,影响新行为的获得与表现,也影响活动中的情绪体验。班杜拉还提出集体效能概念,指群体成员对集体完成某项任务能力的共同判断,它并非个体效能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互动中形成的涌现属性。后续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与学业动机、学习成绩、职业选择以及心理健康密切相关。[6]

自我调节与教育应用

自我调节是指个体通过设定目标、监控行为、对照标准进行评价并作出反应,从而控制自身行为的过程,包括自我观察、自我判断和自我反应三个环节。班杜拉认为,人不仅受外部结果影响,更能通过自我生成的内部结果调节行为,这使个体成为自身发展的主动参与者。

在教育领域,社会认知理论具有广泛应用价值。首先,示范教学是观察学习理论的直接应用。教师通过清晰展示目标行为、提供言语指导并安排练习与反馈,可以帮助学生快速掌握新技能。示范既可以是真实榜样的现场演示,也可以是象征性示范,如视频、图像和叙事中的人物行为,还可以是创造性示范,即通过组合多种榜样特征形成新的行为模式。

其次,教师可以通过改善学生的成败经验、提供相似榜样、给予具体可信的鼓励和缓解考试焦虑等方式提升自我效能感。研究与实践表明,归因指导具有重要作用:引导学生把成功归因于自身的努力和有效策略,把失败归因于策略不当或努力不足,有助于维持较高的效能感和坚持性。再度,合作学习和同伴互评可以借助替代性经验与言语劝说拓展学生的效能来源;班级中的榜样示范、价值观教育和行为契约,也都可以用社会认知理论加以解释和设计。[7]

争议与评价

社会认知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把认知与动机因素系统纳入学习理论,弥补了传统行为主义忽视人的主体性的缺陷;观察学习概念解释了无需直接强化即可发生的学习现象,自我效能感概念则为理解学习动机提供了有力工具,二者在教育与临床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这一理论也受到若干质疑。其一,观察学习实验多在实验室情境中以儿童对榜样的模仿为对象,其结论能否直接推广到课堂中复杂知识技能的学习,仍需谨慎。有学者指出,社会认知理论更适合解释社会性行为和动作技能的学习,对陈述性知识掌握和高难度认知技能训练的解释力相对有限。其二,自我效能感的概念与自尊、控制点、成就动机等既有概念存在一定重叠,其独立性与测量方式受到讨论。其三,理论强调个体对环境的主动塑造,容易被批评为低估了结构性社会条件对个体发展的制约。其四,不同文化中榜样、权威与自我表达的意义差异很大,观察学习与自我效能的形成机制是否具有跨文化一致性,仍需更多研究。

总体而言,社会认知理论已成为连接行为主义与认知心理学的重要桥梁,其概念体系持续影响着教学设计、学习动机研究、组织行为与心理治疗等领域。[8]

参考资料

  1. ↑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 ↑ 少数民族儿童价值观教育场域建构的机理与路径——基于社会学习理论视角,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3. ↑ 科普中国:阿尔伯特·班杜拉,科普中国。
  4. ↑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5. ↑ 科普中国:社会学习理论,科普中国资源服务。
  6. ↑ 科普中国:自我效能感,科普中国。
  7. ↑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视角的价值观教育场域建构,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8. ↑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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