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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伯格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科尔伯格(1927—1987)是美国发展心理学家,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创立者。他反对把道德看成一套由成人灌输的行为规则,也反对把它归结为随年龄自然成熟的品格或情绪习惯,而主张道德判断本身是一种认知结构:一个人如何论证“什么是对的”,取决于他此刻能够组织起来的推理形式,而这种形式会沿着一条可辨认的序列逐级重组。他把这条序列分为三个水平、六个阶段,并设计了一套评分程序,把访谈中的道德推理归入相应阶段。这一工作使道德成为可以实证研究的心理学问题,也把“公正”“权利”“义务”这些哲学概念带进了发展心理学的实验室,同时招致了关于性别偏见与文化偏向的长期争论。[1]

从哲学争论到实证研究

科尔伯格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儿童与青少年如何论证道德两难,于20世纪50年代末完成。他受到皮亚杰早期儿童道德判断研究的启发:皮亚杰发现,儿童对游戏规则的理解,会从“规则来自权威、不可更改”逐渐转变为“规则是同伴之间协商的约定”,这一转变被解释为认知结构的变化,而不是知识的简单增加。科尔伯格接过这一思路,但认为皮亚杰对青少年以后的道德发展描述得过于简略,需要用更精细的阶段划分来填补。[2]

他的方法很朴素:给被试讲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故事,然后追问“应该怎么做”“为什么”。最著名的是海因茨偷药的故事——海因茨的妻子患了重病,唯一可能救她的药被药剂师标了高价,海因茨凑不够钱,是否应该去偷。科尔伯格关心的不是被试回答“该偷”还是“不该偷”,而是支撑这个回答的理由。同样是主张偷药,有人因为“妻子死了就没人照顾自己”,有人因为“好丈夫应当救妻子”,也有人因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这三种理由在他看来分属三种不同的道德结构。

他追踪同一批男孩多年,反复访谈,观察他们的推理如何随年龄改变。这种纵向研究的设计使他能够主张:阶段的变化不是随机的,也不是单纯由知识增多带来的,而是有方向、有次序的。这一方法上的选择也埋下了隐患——样本来自特定地区、特定性别的儿童,结论的普遍性从一开始就依赖外推。

三个水平与六个阶段

科尔伯格把道德判断分为三个水平,每个水平包含两个阶段。前习俗水平以自我为中心,个体尚未真正理解并认同社会的规则。第一阶段是惩罚与服从定向,判断对错的标准是会不会受到惩罚、权威是否允许,偷药之所以错,是因为会被抓、会坐牢。第二阶段是朴素的工具性相对主义,个体意识到各人有各人的利益,对错取决于能否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者能否通过交换换来好处,此时偷药可以因为“妻子活着对他有用”而被接受。

习俗水平的特点是个体已经把所在群体的期望内化,把维护关系与秩序本身当作理由。第三阶段是人际和谐定向,也就是通常说的“好孩子”取向,判断的标准是能否得到身边人的赞许、是否辜负了别人的信任,偷药的理由变成“一个好丈夫不能见死不救”。第四阶段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取向,重心从具体的人转向制度,个体认为法律与义务必须被遵守,否则社会将瓦解,此时即便同情海因茨,也会因为“偷窃违法”而主张不偷。

后习俗水平则试图把道德从既有规则中抽离出来,依据更普遍的原则来评判规则本身。第五阶段是社会契约与个人权利定向,个体承认法律是人为的约定,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修改,但生命、自由这类基本权利不能被多数人的便利所压倒,据此可能主张偷药。第六阶段是普遍伦理原则定向,个体依据自己选择的、要求始终一贯的公正与尊重人格的原则来判断,不惜与法律冲突。[3]科尔伯格承认,第六阶段在实证样本中极为罕见,后来他一度倾向于弱化这一阶段的地位。

阶段的结构性质

在科尔伯格的理论中,阶段不是一堆可以随意拼接的知识点,而是组织推理的整体结构。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往往以一种阶段为主导,同时残留着前一阶段的痕迹、偶尔冒出下一阶段的萌芽,但评分时依据的是他论证中最稳定的组织形式。阶段之间是质变关系,而不是量的累积:第三阶段的人并不是比第二阶段的人“更善良”,而是他用来支持判断的理由类型已经不同。

阶段顺序被假定为普遍而不可跳跃的。个体可以停留在某一阶段不再前进,也可以在不同内容上表现出略微不同的水平,但不能跳过中间阶段直接抵达更高阶段。推动这种向上移动的机制是认知失衡:当个体遇到用现有结构无法圆满处理的道德冲突,尤其是当他接触到比自己高一个阶段的推理时,原有的平衡被打破,他被迫重组出包容性更强的结构。逻辑思维的发展与角色采择能力被看作必要条件——一个人必须先具备相应的认知发展水平、能站在他人立场上设想冲突,才可能达到相应的道德阶段;但这些条件只是必要而非充分,具备形式运算能力的人未必都达到后习俗水平。

这一套主张的野心在于普遍性:科尔伯格认为,道德判断的内容随文化而变,但阶段的顺序跨文化一致,因为它是认知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道德领域的表现。正是这一普遍性断言,后来成为争论的焦点。[4]

测量工具与教育实践

为了使阶段判断可以重复,科尔伯格及其同事把访谈整理成标准化的道德判断访谈,围绕若干假设的两难故事提出一组固定的追问,再依据一套以“公正”概念为核心的评分手册,把被试的每段论证归类到相应阶段,最后给出各阶段的使用比例。这套程序使道德发展从思辨命题变成了可测量的变量,但也把大量解释权交给了经过训练的评分者,评分者之间的一致性因此成为反复被检验的问题。

比评分更实际的影响在教育领域。科尔伯格反对把道德教育等同于灌输既定美德,提出道德讨论法:教师呈现略高于学生当前水平的推理,让学生在讨论中体验冲突,从而自发地向上一阶段移动。他还在学校推行“公正团体”实验,让学生与教师共同制定并执行规则,把校园本身变成实践民主与公正的场所。这些尝试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影响了不少学校的德育课程,也暴露了理想与操作之间的落差——集体讨论未必按设计的方向推进,学校的制度约束常常压过教师的意图。

后来,雷斯特等人编制了确定问题测验,用选择题代替开放式访谈,使大规模施测与跨群体比较成为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评分者主观性的问题。工具的改变带来结果的变化,这本身提示:所谓“阶段”在多大程度上是心理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是测量程序的产物,并不容易分清。

争议与批评

最著名的批评来自吉利根。她指出,科尔伯格的理论建立在男孩样本上,而他所推崇的“权利”与“公正”语言,是一种偏向男性的道德声音;许多女性更倾向于以关怀、责任与人际关系来组织道德判断,这种“关怀伦理”在他的量表里被归入较低的第三阶段,从而被误读为发展不足。科尔伯格后来承认关怀取向的重要性,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写阶段体系。

文化偏向的批评同样尖锐。研究者发现,第四、第五阶段的推理带有明显的西方式个人主义与契约色彩,在强调集体、等级与角色义务的社会里,被试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达成熟的道德理解,却被量表判为较低阶段。更棘手的是,后习俗阶段在多数成人样本中比例极低,某些群体中几乎测不到;一个理论上代表发展顶点、实际上几乎无人达到的阶段,其经验地位难免可疑。

还有学者指出,科尔伯格把“结构”与“内容”分得太干净。同一阶段可以容纳截然不同的道德内容,而评分手册对某些内容的敏感,可能悄悄把文化偏好写进了结构判断。就预测效度而言,道德推理水平与实际的道德行为之间只有中等偏弱的关联,能讲出高阶段理由的人未必在情境压力下做出相应行为,这一点后来被社会心理学的情境研究反复证实。

20世纪90年代以后,海特等人提出社会直觉模型,主张道德判断往往是快速直觉的产物,事后才被理性化为理由,这与科尔伯格“推理先行”的图景正好相反。这一挑战并没有推翻道德认知发展的研究传统,却迫使后来的研究者更谨慎地看待“阶段”与“推理”的地位。

影响与评价

科尔伯格的贡献在于确立了一个研究纲领:道德不是外在于心理的规范,而是可以被描述其内在组织方式的认知成就;发展不是知识的堆积,而是结构的重组。他把哲学上的公正问题转化为可访谈、可评分、可追踪的经验问题,使道德心理学从边缘议题变成发展心理学的核心分支之一,也直接塑造了20世纪后期学校德育的实践语言。

他的局限同样清楚:过度理性主义,把道德窄化为判断与论证,忽视了情感、习惯与直觉;阶段体系带有明显的价值预设,把某种自由主义式的道德理想当作发展的终点。今天的研究者大多不再把六个阶段当作严格的经验阶梯,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理想化的描述框架;但“道德判断有结构、结构会随认知发展而重组”这一核心洞见,仍然是理解道德发展的起点。[5]

参考资料

  1. ↑ Kohlberg's Theory of Moral Development,Simply Psychology,2023年
  2. ↑ Jean Piaget's 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Simply Psychology,2023年
  3. ↑ APA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24年访问
  4. ↑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24年访问
  5. ↑ 中国心理学会官网,中国心理学会,2024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