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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竺可桢
概述 近代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
出生/逝世 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
国籍 中国
籍贯 浙江绍兴
身份 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
主要成就 中国现代气象学奠基人、物候学开创者、浙江大学校长

生平

竺可桢在抗战期间带领浙江大学西迁的经历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感人的篇章之一。在两年多的西迁路上,他不仅要确保全校两千多名师生的安全,还要维持正常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每到一处短暂停留,他都立即组织师生开课学习。这种在战火中坚持办学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浙大西迁的路线经过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五省,行程达二千六百多公里,被称为文军长征。在遵义湄潭办学的七年是浙大历史上学术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之一。

竺可桢,字藕舫,1890年3月7日(清光绪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东关镇(今属绍兴市上虞区)一个商人家庭。父亲竺嘉祥经营米粮店。竺可桢幼年入私塾,在乡贤的教导下攻读四书五经。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超群,对自然现象尤为好奇,常观察花草树木的生长变化和天气阴晴的周期规律,这为他日后从事气象和物候学研究埋下了种子。

1905年,竺可桢考入上海澄衷学堂。1908年,他转入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前身)。1909年,他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他通过第二届庚款留美考试,赴美国留学,入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农学。1913年,他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气象学,师从当时的国际气象学权威麦克迪尔。1918年,他以论文《中国雨量之分类》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气象学博士。

1920年,竺可桢回国,受聘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前身),教授地理和气象学。1921年,他应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校长郭秉文之邀,在南京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气象学和地理学系,任系主任。在此期间,他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气象学专业人才,并着手开展全国范围的气象观测和研究工作。

1928年,竺可桢应蔡元培之邀,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在他的领导下,气象研究所在南京北极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气象台,并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数十个气象观测站,初步构建了中国的气象观测网络。他主持开展了系统的气象观测和预报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气象学教材,为中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他的推动下,中国的天气预报服务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

1936年,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他到任后提出了"求是"的校训,倡导"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治学精神。在抗战的烽火岁月中,他带领浙江大学师生历经艰辛,辗转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办学,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维持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使浙大的学术水平和师资力量不降反升,被时人誉为"东方剑桥"。他任浙大校长长达十三年,直至1949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还担任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等职。他积极参与新中国科学事业的规划和组织工作,主持制定了中国气象科学发展规划,推动建立了全国性的气象观测和研究体系。他还在物候学、地理学、科学史等领域持续进行深入研究。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竺可桢虽然受到一些冲击,但由于他的崇高声望和学术地位,总体上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他仍然坚持科学研究,完成了多部重要著作。1972年,他发表了著名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学术贡献

竺可桢的学术贡献横跨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和科学史四大领域,每一领域都有里程碑式的成果。

在气象学方面,竺可桢是中国现代气象学无可争议的奠基人。1921年,他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气象学系,系统引进了现代气象学的理论和方法。他领导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气象台——南京北极阁气象台,开创了中国系统的气象观测和预报工作。他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气象学》教材,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气象学专业人才。他本人对中国气候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如《中国气候区域论》、《中国气流之运行》等,奠定了中国气候学研究的基础。在他的推动和组织下,至1940年代末,全国气象观测站已从1930年代的几十个发展到数百个,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气象观测网络。

竺可桢还特别重视气象学研究的中国本土化。他反对简单地套用西方气象学理论于中国,强调应立足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适应中国地理和气候特点的气象学研究体系。他对东亚季风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中国气候受季风控制的基本规律,这些研究对于理解中国乃至东亚的天气和气候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地理学方面,竺可桢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奠定者之一。他在东南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理学系,编写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地理教材之一,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地理学专门人才。他提出了中国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推动了传统舆地之学向现代地理学的转型。他本人在地形学、气候学和水文学等多个分支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主编的《中国地理学》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在物候学方面,竺可桢是中国物候学的创始人和主要推动者。自1920年代起,他就开始系统记录和研究中国的物候现象——包括植物的发芽、开花、结果,动物的迁徙和冬眠,以及霜冻、结冰等自然现象的季节变化。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他于1960年代发表了《物候学》专著(与宛敏渭合著),系统阐述了中国物候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他利用自己从1924年起长达数十年的物候观测记录,结合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物候记载,分析了中国物候的变化规律。

在科学史方面,竺可桢对中国古代科学史有独到的研究。他精通中国古代文献,将历史研究与现代科学方法相结合,研究了中国古代在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等领域的成就。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发表于1972年,堪称经典之作。该文运用历史上文献记载的物候资料和现代气象观测数据,重建了中国近五千年的气候演变序列,得出了中国气候存在周期性波动的结论。这一研究在国际气候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被认为是古气候研究的开创性工作。

主要成就

竺可桢的主要成就可从科学事业创建、高等教育贡献和学术研究三个方面进行梳理。

在科学事业创建方面,竺可桢的最大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现代气象学事业。他从零开始,在南京北极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设备先进的气象台站——北极阁气象台,这是中国气象事业现代化的里程碑。他还积极推进全国气象观测站网的建设,至1930年代末,由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建立和管理的观测站达到近百个,其中很多建在西北、西南等偏远地区,大大扩展了中国的气象观测覆盖范围。他还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无线电气象广播和气象预报服务,为中国气象业务的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高等教育方面,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担任校长十三年的经历是其人生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他1936年到任时,浙江大学仅有三个学院,他大力扩充学科,到1948年已发展为文、理、工、农、法、医、师范七个学院,学科门类齐全。抗战期间,他率校西迁,途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五省,行程数千公里,历尽艰辛而弦歌不辍。他在西迁途中和地方办学期间,继续保持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吸引了大量优秀学者前来任教,使西南联大之外,浙江大学成为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另一学术高地。他的"求是"校训成为浙大精神的核心,至今仍激励着浙大学子。

在学术研究方面,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是其晚年最重要的科学贡献。该文利用《诗经》、《春秋》、《史记》、《齐民要术》等中国古籍中的物候记载、自然灾害记载等历史资料,以及近代气象观测数据,重建了中国五千年的气候变化历程,提出了中国近五千年中经历了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的阶段性结论。该文发表后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科学经典文献之一,也成为中国古气候研究的开山之作。

竺可桢还高度重视科学普及工作。他撰写了大量科普文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公众介绍气象知识、物候知识和地球科学常识,是中国现代科学普及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他的科普著作《物候学》成为科普创作的典范。

思想与影响

竺可桢的求是精神不仅体现在浙江大学校训中,更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他在物候学研究中持之以恒数十年如一日的观测记录,本身就是求是精神的最佳诠释。他重视实地观测和第一手资料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地理学和气象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早期提出并在浙大实践中不断完善的通才教育理念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还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鼓励学生敢于向权威挑战,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些教育理念使浙大在短短十几年间就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

竺可桢的思想核心是"求是"精神。他将"求是"作为浙江大学的校训,强调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和科学精神。他常对学生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好的教授和方法,而不在于大楼和设备的齐全。"他主张大学应以学术为本,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探索精神的人才,而不是单纯的职业培训机构。

竺可桢的科学观具有鲜明的实证主义特色。他始终以事实为根据,反对空谈和主观臆断。他的物候学研究就是这种态度的集中体现——他坚持四十年如一日地作物候观测记录,用详实的数据说话,从不依靠想象和推测得出结论。他教导学生:"科学是最老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观察不到的东西,不要写;不能证实的东西,不要说。"

竺可桢对中国科学事业的深远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气象学领域,他是公认的中国现代气象学之父,由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遍布全国气象部门。在地理科学领域,他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在中国科学界,尤其是中国科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方面,他作为副院长长期分管地学和生物学部工作,为中国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竺可桢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令人感佩。抗战期间他带领浙大西迁"读书救国"的经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保存了高等教育火种,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壮丽的篇章之一。他晚年虽年事已高,仍然密切关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在1970年代还向国家提出了关于加强自然资源调查和环境保护的建议。

历史评价

竺可桢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与蔡元培、梅贻琦和张伯苓并列。他在抗战期间对浙江大学的不离不弃,使这所大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持了学术生命力并且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他的求是校训和通才教育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在科学界他既是杰出的研究者又是卓越的科学组织者。他的人生成就以气象学为起点以物候学和古气候研究为高峰以高等教育管理为重要篇章,构成了一个中国现代科学家丰富多彩的人生图景。

竺可桢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和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在知识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哈佛大学曾评价他是"中国气象学之父"。

在高等教育界,竺可桢作为浙江大学校长在抗战时期保护和发展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珍贵成果,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杰出的大学校长之一,与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人齐名。他对浙江大学的影响至今不衰,浙江大学的学术传统和精神气质至今深深烙有竺可桢的印记。

竺可桢在个人品德方面也获得了几乎一致的赞誉。他生活简朴,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担任浙大校长期间,他经常步行上下班,把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改善教学条件和帮助贫困学生。这种身体力行的风范赢得了师生的衷心爱戴。

在国际学术界,竺可桢同样享有崇高的声望。他于1942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1948年当选为中国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还曾担任国际科学协会理事等国际职务。

轶事典故

竺可桢坚持了数十年如一日的物候观测记录,这在世界科学史上也堪称佳话。从1924年起,他无论工作多忙、身体多差,都坚持每天记录当天的天气状况和周围的物候变化。他记录了北京的柳树何时发芽、燕子何时归来、桃树何时开花、秋叶何时变黄……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1974年去世前夕。整整五十年的物候观测记录,成为中国物候学最宝贵的一手资料。

竺可桢在浙大西迁途中表现出的坚韧精神令人敬佩。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带领全体师生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西迁历程。在从杭州到遵义的数千公里跋涉中,他不仅要照顾全校数千师生的生活和学习,还要确保重要的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的安全。一路上他多次拒绝朋友和同事劝他离开浙大另谋高就的建议,坚持在困难中维持大学运转。他在日记中写道:"大学的精神在于师生之间的共同信仰和相互信赖,我不能也不愿抛弃浙大的师生。"

竺可桢有一个著名的习惯——每天写日记。他从1913年记到1974年,持续六十余年,留下的日记多达数十卷、数百万字。这些日记不仅记录了他个人的生活和工作,还详细记载了六十余年间中国的气候变化、社会变迁和学术发展,成为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史料。这些日记于1980年代后陆续出版,广受学术界重视。

竺可桢在晚年的"文革"风暴中仍然保持着学者的本色。当造反派要求他批判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时,他坚决拒绝。他继续埋头书桌,坚持完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用学术研究守护了一个科学家的尊严和良知。

人物关系

竺可桢的夫人张侠魂出身名门,为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的侄女。两人1920年结婚,育有三子二女。张侠魂于1938年因病去世,当时竺可桢正带领浙大师生西迁途中,此事对他的打击极大。1946年,竺可桢与陈汲女士再婚。

竺可桢与蔡元培关系极为密切。蔡元培不仅是他的绍兴同乡,更是他在科学事业上的重要支持者和引路人。蔡元培邀请他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二人长期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

竺可桢与胡适、李四光、翁文灏、傅斯年等文化名流均有深交。在科学界,他是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中国科学社"主要成员之一,共同创建和推动了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学术团体。他的学生中包括涂长望、赵九章、叶笃正等著名气象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气象学界的中坚力量。

竺可桢与宋庆龄、周恩来等政治人物也有交往。他在新中国时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要职,参与了一些国家重大科学决策。他对周恩来总理的远见卓识深为敬佩,两人在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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