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
| 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 |
| 出生 | 1897年12月21日 浙江省绍兴县 |
|---|---|
| 逝世 | 1969年12月25日 台湾省台北市 |
| 国籍 | 中国 |
| 籍贯 | 浙江省绍兴县 |
| 身份 | 教育家、历史学家 |
| 主要贡献 | 主持中央大学校政，五四运动学生领袖，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 |
| 代表作 | 《科学与玄学》《新人生观》《逝者如斯夫集》 |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笔名毅，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驻印度大使等职。罗家伦是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在主持中央大学期间，将其打造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最全的综合性大学。
生平
罗家伦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罗乃康是前清贡生，家境殷实，重视子女教育。罗家伦自幼聪慧，入读私塾，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1911年，他入读上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开始接触新式教育，并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1917年，罗家伦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就读于国文门。在北大期间，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与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交往密切。1918年冬，他与傅斯年、徐彦之等共同发起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罗家伦任编辑。他在《新潮》上发表了一系列提倡白话文、批判封建伦理的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力量。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罗家伦是运动的核心组织者之一。当天下午，他与傅斯年、段锡朋等人带领学生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出发，高呼爱国口号，向使馆区进发。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正是罗家伦在游行前夜提出的。他还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其开篇语"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成为振奋一代中国人的名句。
五四运动后，罗家伦于1920年考取穆藕初奖学金（中国最早的公派留学奖学金之一），赴美国留学。他先入读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历史与哲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22年，转往英国伦敦大学深造，随后又游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在欧洲五年的游学生涯中，他广泛涉猎了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形成了开阔的学术视野。
1925年回国后，罗家伦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清华大学，罗家伦被任命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在清华校长任上虽仅两年，但他为清华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重要基础。1930年，因清华师生对校务理念存在分歧，他辞去校长职务。
1932年，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这是其教育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在他长达十年的主持下，中央大学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中国学科最齐全、规模最宏大的高等学府。1941年，因与教育部在办学理念上产生分歧，他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
离开中央大学后，罗家伦先后担任新疆监察使、驻印度大使等职。1949年赴台湾，先后任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等职。晚年致力于写作，整理出版了自己的文集和史著。1969年12月25日，病逝于台北，享年七十二岁。
教育事业
罗家伦的教育事业以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两个阶段最为重要。
在清华大学校长任上（1928—1930年），罗家伦面对着将一所留美预备学堂转型为现代综合性大学的艰巨任务。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正式确立其国立大学的地位。他对清华的制度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一是推行教授评议会制度，确立教授治校的基本原则；二是建立文、理、法三个学院，奠定了清华的学科格局；三是延聘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如冯友兰、杨振声、俞平伯等纷纷应聘来清华任教；四是严格招生制度，提高了清华的生源质量。这些举措使清华在短短两年内就呈现出现代大学的气象。他主持修建的"清华学堂"等一系列建筑，至今仍是清华园内的标志性建筑。
1932年出任中央大学校长，是罗家伦教育生涯的巅峰。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难形势和中央大学因学潮而极度混乱的局面，他提出了"安定、充实、发展"的治校方针，分三个阶段推动中央大学的振兴。
第一阶段（1932—1934年）以安定为主。他整顿校纪，平息学潮，建立了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他提出"诚、朴、雄、伟"的校训，以此作为全校师生的精神标杆。"诚"即真心诚意做学问，"朴"是朴实无华的学风，"雄"是雄伟宏大的气魄，"伟"是追求伟大的志向。这一校训后成为中央大学的灵魂，至今仍激励着其后继者南京大学的师生。
第二阶段（1934—1936年）着重于充实。罗家伦大力添置图书设备，延聘优秀师资，充实各学院的教学内容。他先后邀请了胡焕庸、张其昀、孙本文、秉农山、童第周、徐悲鸿等一大批名家来校任教。中央大学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八大院系蔚然齐备。1935年，中央大学学生人数达到三千余人，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
第三阶段（1937—1941年）重点在发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大学被迫西迁重庆。罗家伦主持了这次规模空前的大学迁移。他亲自选定重庆沙坪坝为校址，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校舍建设，保证了在战火中按时开学。更为感人的是，中央大学的农学院师生冒着炮火，把从国外引进的优良种畜从南京一路赶到了重庆，成为战火中大学西迁的一段佳话。在重庆的艰难环境中，中央大学的学术研究不但没有中断，反而保持了一流水平，被誉为"战时中国最高学府"。
教育理念
罗家伦的教育理念深受蔡元培的影响，同时也融合了他在西方多国游学的见闻与思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
他的核心教育理念是"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所"。他反对将大学简单等同于职业培训所，强调大学的根本使命是追求真理、研究学问。他认为，大学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完全的人"，即具备广博知识、独立人格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为此，他特别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他在中央大学推行了文理渗透的课程制度，要求文科学生必须修读一定的自然科学课程，理科学生也必须学习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
在学术自由方面，罗家伦是坚定的捍卫者。他在中央大学多次强调："大学应当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即使在抗战时期的特殊环境中，他也尽力维护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大学内部事务。他曾说过："知识分子的脊梁是思想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有创造性的学术。"
罗家伦极其重视教授队伍的建设。他提出了"要办好的大学，先要有好的教授"的理念。在延聘教授时，他坚持唯才是举、不拘一格。他不仅从国内外知名学者中遴选人才，还敢于启用年轻人。中央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只有二十多岁，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还特别注重改善教授待遇，提高薪金，修建教授住宅，使教授能够安心教学与研究。
关于大学生的人格培养，罗家伦著有《新人生观》一书，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理想。他认为，大学教育的核心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塑造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他教育学生要有"大我"精神，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结合起来；要有科学精神，尊重事实、追求真理；要有创造精神，敢于突破旧框框、开创新局面。
学术贡献
罗家伦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外交史和文学三个领域。
在历史学方面，罗家伦用力最勤的是中国近代史和边疆史研究。他编著了《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一书，以严谨的考据方法，对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的历史细节进行了精密考证，澄清了许多历史疑点。他的《中国近代史纲要》虽未最终成书，但已发表的章节展现了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洞见。
罗家伦在边疆史研究方面也卓有建树。他曾担任新疆监察使，在新疆考察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撰写了大量关于边疆问题的研究论文，从中外历史的宏观视角论证了中国对新疆等地的主权，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学术斗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后来被整理成《边疆问题的过去与现在》等文集。
在新文化运动史研究方面，罗家伦作为五四运动的亲历者，留下了一系列珍贵的历史回忆录。他的《五四运动纪实》《我所认识的蔡元培先生》等文，以当事人的视角记录了那个伟大时代的历史细节，成为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要参考史料。
罗家伦的文学创作也颇受瞩目。他的散文以文笔优美、感情真挚著称，《逝者如斯夫集》收录了他的大量散文佳作。他的《新人生观》一书，以流畅的文字阐述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一时洛阳纸贵，多次再版，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此外，他还擅长旧体诗词，留下了不少佳作。
在外交史领域，罗家伦利用其担任驻印度大使的便利条件，搜集了大量中印关系史资料。他撰写的《中印古代交通史》等论文，对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评价
罗家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受到后世的一致肯定。教育部前部长陈立夫曾评价："志希先生是一位有眼光、有魄力的教育家。他主持中央大学的十年，是中大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在清华大学的评价中，罗家伦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早期校长之一。虽然他在清华的任期不长，但他奠定了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型的根基。清华校史中的"罗家伦时代"，被视为清华现代制度建设的关键时期。清华大学至今仍保留着罗家伦当年题写的"清华学堂"匾额。
中央大学（其继承者为今南京大学）对罗家伦的纪念尤为隆重。在南京大学的校史上，罗家伦被列为最杰出的校长之一。他在战火中带领中央大学西迁并保持学术水准的壮举，被视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动人的篇章之一。南京大学的校训"诚、朴、雄、伟"和校歌均为罗家伦所定，至今沿用。
当然，罗家伦也有一些争议。他在处理学生运动时立场较为强硬，曾引起部分师生不满。另有人批评他在清华大学时期与部分教授关系紧张，导致了后来辞职的结局。但综合来看，这些并不减损他作为杰出教育家的历史地位。
晚年的罗家伦在台湾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事业，担任多项文化机构的领导职务。他的逝世使中国教育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路人。1997年，在罗家伦百年诞辰之际，海峡两岸学术机构分别举行了纪念活动，出版了纪念文集，对他一生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轶事典故
五四口号的诞生：五四运动游行前夕，罗家伦彻夜未眠，奋笔疾书起草宣言和口号。他写下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个后来传遍全国的口号。当有人问为何这样写时，他说："国权不能外争，国贼不能内惩，中国就没有希望了。"这句话凝聚了当时所有爱国青年的心声。
与清华的因缘：罗家伦28岁出任清华校长时，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他上任第一天就对全校师生说："清华不是我一个人的清华，是所有中国人的清华。我们要把清华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两年内在清华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沙坪坝之牛"：抗战时期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最为人称道的是农学院师生将良种牛赶到了重庆。这些牛在重庆繁殖后代，为当地畜牧业作出了贡献。有人说罗家伦是"赶着牛上大学"，他风趣地回答："没有这些牛，中央大学就不是完整的中央大学。"
与徐悲鸿的友谊：罗家伦任中央大学校长时，邀请画家徐悲鸿来校任教。徐悲鸿在中大期间创作了大量传世之作，包括《愚公移山》《奔马》等。罗家伦对艺术教育的大力支持，使中央大学的艺术系成为当时全国最优秀的艺术教育基地之一。
校歌的作者：罗家伦亲自为中央大学创作了校歌。歌词"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三足兮曰知仁勇"大气磅礴，体现了他的教育理想。这首校歌至今仍在南京大学和新竹中央大学传唱不息。
人物关系
与蔡元培：罗家伦在北大读书时深受校长蔡元培的赏识。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对罗家伦产生了深刻影响。罗家伦后来在中央大学推行的诸多改革，都可以看到蔡元培的影子。
与傅斯年：罗家伦与傅斯年是北大同学、新潮社的发起伙伴和终身挚友。五四运动当天两人并肩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后来两人都在各自的教育和学术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视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与胡适：罗家伦在北大时受教于胡适，两人保持了一生的师生之谊。胡适曾高度评价罗家伦的教育成就，称"志希是继蔡先生之后最能领会大学精神的人"。
与吴稚晖：吴稚晖是罗家伦的忘年交和精神导师。罗家伦年轻时即深受吴稚晖思想的影响，两人在中央大学期间更有密切往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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