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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区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自然保护区湿地芦苇与飞鸟
自然保护区丹顶鹤日落湿地
自然保护区草原上的鹿群
自然保护区湖泊秋色倒影
自然保护区山水林嵌套景观

自然保护区,是指为保护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以及具科学价值的自然遗迹,由法定程序划定、设置专门机构管理、对人为活动加以限制或禁止的特定陆域或海域,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也是保护地体系中保护强度较高的一类。[1]它最易被望文生义地等同于普通公园或风景区,取向却几乎相反:城市公园以人工休闲空间为本,自然保护区以长久保存自然面貌与生态过程为本,科研、教育与有限参观都从属于保护目标。另一常见误解,是以为边界一划保护便自动完成;划界只是起点,日常管理是否到位才决定它是不是有效的保护空间。

与相邻类型相比,自然保护区把限制开发的底线设得较严,以特定对象或完整生态系统为核心,而非以公众游憩为制度性功能。又因边界固定而生态过程流动,保护区几乎处处要处理保到什么程度、管到什么程度的平衡,这一张力贯穿设立、管理与评估全过程。

设立目的与保护对象

保护对象大体可归为相互交叠的几类:具区域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如原生林、草地、湿地、荒漠与近岸海域;珍稀濒危物种及其集中分布、繁殖、越冬与停歇的栖息地;以及地质剖面、古生物遗迹、特殊地貌与水源涵养区等具科学意义的遗迹。完好的食物网、自然更新、火干扰格局、传粉与散布关系、种质资源与演化过程,同样在保全之列。就地保护之所以被置于优先位置,正因它把物种连同相互作用与环境背景一并留下,使适应与演化得以继续。

目的并不单一。保存生物多样性与生态过程是主线,长期科研监测、环境教育与种质储备是附带功能,部分区域还须在不削弱保护目标的前提下容纳传统生计。多重目的之间常有张力:把保护区办成单一濒危物种的救护站,容易忽略维系该物种所需的整片生态系统;把科普与参观放得过重,又可能侵蚀要保护的自然性。较成熟的做法,是在总体规划里把保护目标写成可监测、可考核的指标,并明确各类功能的主次。[2]

功能区划与空间结构

分区是把保护要求落到地块的核心工具。按中国现行制度,自然保护区一般划为核心区、缓冲区与实验区:核心区以保存原生状态为目的,原则上禁止进入,确因科研需要须经审批,且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缓冲区环绕核心,只准从事科学研究观测;实验区位于外围,可开展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及珍稀濒危物种驯化繁殖,但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景观的生产设施。分区并非把土地简单切块,而是依生态敏感度、繁殖地与饮水点分布、植被脆弱度与访客可达性逐块判定,同一条山谷不同区段可适用不同规则。

与分区配套的,是边界与连通性的处理。生态上合理的边界宜沿山脊、分水岭、河流与林线等自然单元闭合,但权属、既有村落、道路与矿权已在空间上沉淀多年,画在图上合理的线落到地面常需反复协调。分区之外还须设外围缓冲带,与相邻保护地、廊道和踏脚石斑块衔接,避免单区被高强度利用的基质围成孤岛;跨行政区单元更需要统一巡护与监测口径。分区并非永久不变,随监测发现物种分布变化、外来种扩散或干扰压力转移,管控强度应按程序调整。[3]

类型划分与保护地体系

按主要保护对象,自然保护区大体可分为以生态系统整体为目标、以野生生物及其栖息地为目标、以及以自然遗迹为目标的类别,其下再按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地质遗迹与古生物遗迹等细分。按管理层级,还可区分由较高层级批准设立与由地方批准设立的不同等级,主管部门、经费来源与执法授权随之不同。国际层面另有按管理目标区分的保护地类别,把严格封护、生态系统整体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等取向分别归类,便于各国按统一口径统计比较。

把自然保护区放进整个保护地体系看,才不会误当它是所有保护空间的统称。自然公园、风景名胜区、禁猎区与禁渔区、种质资源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世界自然遗产地,以及并非以保护为主业却客观起保护作用的其它区域措施,各有设立依据与准入尺度:有的以景观审美与游憩为主,有的只限制某类利用行为,有的是叠加在本国保护地之上的国际认定标签。一地保护成效,往往取决于这些类别能否按保护强度与目标互补组合。[4]

设立程序与日常管理

设立通常要经过较长论证链条:先做生态本底与权属调查,再评估保护价值与可行性,随后比选边界方案、协调既有权利与社区诉求、向社会公示,最后由法定层级批准并公布范围与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再细化巡护、科研、社区与应急事项。土地与资源权属的处理尤为费时,国有土地可由国家直接行使管理权,集体土地、承包地、林地与草场往往需借助协议保护、租赁、置换或生态补偿,在不简单剥夺既有权益的前提下把保护要求落到地块。[5]

日常管理由机构、制度与作业共同支撑:勘界立标、界碑界桩与巡护路线把抽象边界变成地面标识;反盗猎与非法采集查处、火源管理、外来种清除、疫源疫病监测、受损湿地与河岸带辅助恢复、人兽冲突应急处置,构成常规作业;执法授权、特许经营监管与规划实施的公开评估,把纸面制度转为实际约束。科研监测含物种编目、栖息地制图、固定样地与样线、红外相机、声学记录、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指标不求多而求长期、可重复、口径一致。监测结果反过来修正分区、调整容量、识别优先干预的退化斑块,形成监测、评估与调整的闭环。[6]

设计原则与长期争论

系统保护规划把选点从逐个挑好看的地方,转为按代表性、互补性、充分性、连通性与成本组合保护网络:所选区域应覆盖各类生态系统,补足已有保护地未覆盖的对象,面积足以维持目标种群,彼此留有扩散通道,并以有限投入取得最大覆盖。面积与形状也受关注,紧凑的大块区域边缘比例低、内部生境多、局域灭绝风险较小,狭长或被切割的区域易受外部影响。关于应建一个大保护区还是若干小保护区的长期讨论,至今无普适答案:大区利于大型兽类与完整过程,多个小区可覆盖更多生境类型、分散单一事件风险,结论取决于目标物种、景观基质与主要威胁。[7]

争论还延伸到管理与尺度。干预强度上,一种意见主张让自然过程自行调节、人为介入应限于消除已造成的损害,另一种认为在种群过小、栖息地已被切割的现实下,补水、补植、迁地救护与疫源监测不可或缺;较稳妥的处理,是把干预当作有目标、有期限、有后评估的管理实验,以免把自然系统养成依赖人工维护的半人工系统。尺度上,气候带移动、物候改变与物种分布迁移,会使某时期划定的边界日后不再覆盖关键栖息地。应对思路因而从划一块地封起来,转向以区域生态网络为单元的适应性管理,并把跨境、跨流域协作纳入常规机制。

局限、成效与概念辨析

现实落差多集中在名义保护与实质保护之间。边界按生态完整性划定,却受制于既有行政、权属与开发格局,面积可能被压缩到不足以维持关键种群;多部门与多级政府并存时,规划、执法与投资仍可能各行其是;申报阶段投入集中,日常巡护与监测经费却长期不足,形成所谓纸面保护区。旅游压力是另一类问题,设施硬化、道路加密与访客超限会逐步侵蚀设立之初要保护的自然性,而门票与经营收入又常被寄望于反哺管理,保护与创收的界线极易模糊。成效评估若只看面积、机构数量与投入,而不用目标种群趋势与生态过程是否恢复衡量,很难把这些落差暴露出来。

概念边界也须厘清。与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相比,自然保护区以保存自然面貌为先,游憩从属且受严格约束;与国家公园相比,后者通常面积更大、以生态系统整体性与制度化公众开放并重,准入尺度更宽,严格保护区则倾向封育与最小人为干扰;禁猎区、禁渔区只限制特定利用行为;栖息地与生境是生态学概念,不是管理单元;世界自然遗产与国际重要湿地属国际认定,可叠加在本国保护地之上;迁地保护则在原生境之外以种质保存、人工繁育等方式进行。自然保护区只是保护地体系中的一类,其独特之处在于把较高强度的限制与专门管理绑定在明确界定的空间上。把它当旅游区、当地名,或以为划界即等于保护成功,都是与制度本意不符的误读。[8]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