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

费孝通
中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代表作《乡土中国》《江村经济》
出生/逝世	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
国籍	中国
籍贯	江苏吴江（今属苏州市）
身份	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

生平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他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费璞安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教育事业，是近代中国最早一批出国留学深造的知识分子之一，母亲杨䌹兰也是一位有文化的女性，曾任小学校长。在这样重视教育的家庭环境中，费孝通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他幼年时代就读于当地的蒙养院，后入苏州振华学校（今苏州市第十中学的前身）学习。

1928年，18岁的费孝通考入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医学预科，准备学医。但在东吴大学就读期间，他广泛接触了各种社会思潮，逐渐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0年他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中国社会学先驱吴文藻。在吴文藻的指导下，他开始系统学习社会学理论和方法。1933年他从燕京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师从俄国裔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史禄国对费孝通的学术训练产生了深远影响，费孝通在史氏指导下系统学习了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等知识，并学会了严谨的田野调查方法。1935年他以论文《中国农民的人体测量》获得硕士学位。

1935年秋，取得清华硕士学位的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一同前往广西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瑶族社会调查。这次调查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重要起点，但也给他留下了终身的创伤。1935年12月16日，费孝通夫妇在深山密林中迷路，费孝通误入当地猎人设置的捕兽陷阱，身受重伤。王同惠独自下山寻求救援，却在途中失足坠崖，不幸遇难。妻子在蜜月旅行中的意外死亡是费孝通一生中最沉痛的打击，但他化悲痛为力量，在养伤期间整理了妻子留下的调查笔记，于1936年完成了《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署名费孝通、王同惠合著。

1936年暑期，费孝通回家乡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这就是后来被学界称为"江村调查"的著名田野工作。同年他赴英国留学，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在导师的指导下，他运用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理论框架，将开弦弓村的调查材料撰写成博士论文《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译名《江村经济》）。193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江村经济》于1939年在英国出版，立即在国际人类学界引起轰动。马林诺夫斯基在该书序言中高度赞誉："我敢于预言，它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本书后来成为研究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经典之作，至今仍是国际学术界引用率最高的中国研究著作之一。

1938年费孝通回到抗战烽火中的祖国，任教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后担任燕京大学、云南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室（即著名的"魁阁"研究室）主任。在昆明期间，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术研究和实地调查，带领一群年轻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内地农村、手工业和少数民族的社会学调查。"魁阁"时代是费孝通学术研究的高产期，他先后出版了《禄村农田》《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等重要著作，并撰写了《生育制度》这部理论力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历任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他担任了清华大学副教务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等职务，积极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和社会学研究工作。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和对待。他被迫中断学术研究二十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受到严重冲击，下放到湖北干校劳动改造。但即使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费孝通仍然保持着学者的本色——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读书思考，默默关注着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变化。

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和"右派"平反政策的落实，年近古稀的费孝通恢复了名誉和职务。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成为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领军人物。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此后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等职。在生命的最后二十余年里，他以惊人的精力和创造力投入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一系列对中国改革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命题。他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每一个省份，深入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他的足迹遍布全国。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在北京病逝，享年94岁。

主要学术贡献

江村经济与农村研究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最负盛名的著作，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该书以一个村庄——开弦弓村（费孝通取学名为"江村"）——为个案，通过对该村土地利用、家庭手工业、农业生产、贸易和资金流转等方面的细致描述，全面展现了中国传统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费孝通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外来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农村经济将走向何方？他特别关注家庭手工业（尤其是养蚕和缫丝业）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指出在农村人口过剩、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家庭手工业是维持农民基本生活的"安全阀"。

《江村经济》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打破了传统人类学以"原始部落"为研究对象的范式，将人类学的田野方法应用于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中国农村社区。费孝通在研究中表现出对社会底层群体深切的关怀，他不仅分析了农村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更关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困境。这种"从下往上看"的研究视角，成为费孝通学术思想的重要特征。他后来提出的"志在富民"的学术理念，正是这种底层关怀的自然延伸。

乡土中国与差序格局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学术生涯中另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书出版于1947年，全书收录了十四篇论文，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特征的深刻剖析。费孝通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差序格局"。

费孝通用"差序格局"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他认为，西方社会是一种"团体格局"——人与人之间界限分明，个人权利优先；而中国传统社会则是"差序格局"——以个人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面一般，一圈一圈地向外扩散，亲疏远近分明。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人的道德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模式。"差序格局"概念至今仍是中国社会学最经典的学术概念之一。此外，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还提出了"熟人社会""礼治秩序""男女有别""长老统治""无讼"等一系列富有洞察力的概念，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提供了独特的分析框架。《乡土中国》的文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有深刻的学术洞察力，又有浓郁的文学韵味，是中国社会学普及程度最高的著作之一。

小城镇与区域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将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1980年代初期，他针对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城市化不应走西方大规模城市化的道路，而应当通过发展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离土不离乡"的城镇化模式。这一观点对中国后来的城市化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费孝通还通过对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苏南模式"（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为主）、"温州模式"（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主）、"珠江模式"（以引进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等概念。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他还特别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提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理论，为理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和特征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著名演讲，系统阐述了他关于中国民族关系的核心理论。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多元"是指中国各民族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多样性，"一体"是指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纽带。他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来概括他对跨文化理解和民族团结的期望。这一理论成为理解中国民族关系的重要框架，对中国民族政策的理论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思想体系

文化自觉论

晚年的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每个民族都应当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知道它从何处来、向何处去、在世界文化中处于什么位置。"文化自觉不是'复旧'，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在认清自己文化根基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实现文化创新。"他主张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既要避免自大，也要避免自卑，应当以平和、理性的态度进行文化反思和文化建设。"文化自觉"思想是费孝通学术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至今仍对中国文化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富民思想

费孝通一生治学，始终贯穿着"志在富民"的主线。从青年时代的江村调查到晚年的农村发展战略研究，他始终关注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体。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小康"。他主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调整产业结构、改善基础设施等途径，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他的"富民"理念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还包括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改善农村的社会环境。这种务实而富有温情的学术态度，使他的研究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他的老友、人类学家李亦园曾评价说："费先生治学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中国农民能过上好日子。"

历史贡献

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最重要的奠基人和重建者之一。他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开创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本土化道路，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学术概念。1952年至1978年间，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大陆被取消，费孝通的学术研究也因此中断了二十多年。1979年社会学恢复后，他以古稀之年承担起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重任，培养了大批社会学人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他培养的学生如王思斌、郑杭生等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领军人物。

在中国现代化研究领域，费孝通贡献了许多具有政策指导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战略。他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为理解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和文化认同提供了重要框架。他的"文化自觉"思想在全球化时代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还积极参与政治生活，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民盟的领导职务，为国家的发展和统一大业建言献策。

在国际学术界，费孝通享有崇高的声誉。他是国际应用人类学会名誉会长、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1年他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赫胥黎奖章，这是该学会的最高荣誉。他还获得了香港大学、澳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名誉博士学位。他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日、韩、法、德等多种文字，在全球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历史评价

费孝通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位极其独特的人物。他既是顶尖的学者，又是从政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既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又具有开放的全球视野；既从事高度专业的学术研究，又以其通俗易懂的文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普通读者。这种多重角色、多元影响的结合，在当代中国知识界极为罕见。

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费孝通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称赞他为"中国社会学泰斗""卓越的社会学家"。学术界一致公认他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最重要的奠基人。他的《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已成为中国人文学科的必读书目。在台湾和香港，他的著作同样受到高度重视，被广泛用于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

在国际学术界，费孝通被公认为20世纪最杰出的中国社会科学家之一。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曾说："费孝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类学家之一，他不仅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在公众中也具有巨大影响力。"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评论《江村经济》时指出，"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杰作。"费孝通的国际同行们一致认为，他开创了中国乡村研究的先河，其学术贡献具有世界意义。

轶事典故 =

开弦弓村的由来

1936年费孝通在家乡吴江进行田野调查时，选择了一个叫做"开弦弓村"的小村庄作为研究对象。"开弦弓"这个名字源于村庄的布局——村子沿着一条弯曲的河道而建，形状像一张拉开的弓。费孝通后来在著作中将这个村子命名为"江村"(Jiangcun)。1980年代他重访开弦弓村时，村民们敲锣打鼓地迎接他，感谢他让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名扬天下。此后他又多次回访开弦弓村，跟踪调查这个村庄六十年的变迁，这一追踪研究在人类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学术实践。2002年，92岁高龄的费孝通最后一次回到开弦弓村，面对这片熟悉的土地，他感慨万千："我的一生就是从开弦弓村开始的。"

第一任妻子的悲剧

王同惠是费孝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两人在共同的学习和调查中相爱，1935年夏在未名湖畔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新婚不到一周，这对年轻的学者夫妇就踏上了赴广西大瑶山的田野调查之路。费孝通在调查中误入陷阱，腰椎严重受伤。王同惠在漆黑的夜里独自翻山越岭寻找救援，不幸在悬崖边上坠入深谷牺牲，年仅24岁。这个悲剧改变了费孝通的人生。他后来在《花蓝瑶社会组织》的序言中写道："同惠死了，她的死是为了这个贫弱民族的研究。我现在不敢说成功还是失败，但是不能不死。最后还有一句话要说：不要忘了我们的理想，不要让后来的年轻人走上我们那条绝路。"费孝通怀着对亡妻的无限思念和对事业的执着，继续完成了他们共同拟定的学术计划。1939年他与第二任妻子孟吟结婚，孟吟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和学术助手。

谦逊的学术泰斗

尽管取得了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费孝通晚年在学生们面前从不以"大师"自居。他常说："我这一辈子只知道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从不觉得比别人高明多少。"当他被评为中国社会学泰斗时，他幽默地说："我不是泰斗，是'太斗'。口袋里钞票太少，不够用，所以叫'太斗'——太太要跟我斗。"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却体现了费孝通低调谦逊的品质。他晚年经常告诫年轻学者："做学问要实，不要虚；要看脚下的土地，不要只看天上的云。"这种脚踏实地的学术风格和朴实谦和的人生态度，是他留给后学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人物关系

费孝通的学术启蒙始于燕京大学的吴文藻教授。吴文藻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在燕京求学期间深受其学术思想的熏陶，并因吴文藻的推荐而得以进入清华和后来赴英留学。费孝通与中国民族学先驱潘光旦保持了终身的友谊，两人在民族问题和社会学研究方面有着广泛的交流。费孝通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是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创始人，费孝通在伦敦将马氏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道路。

在政治方面，费孝通长期与共产党领导层保持着良好关系。他1940年代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与民盟的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胡愈之等交往密切。新中国成立后，他与周恩来总理有过多次接触，周总理的关心和支持对他学术事业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他与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有所交往，他的政策建议受到国家领导层的重视。他的学生遍布中国社会学界，许多成为中国各大高校社会学系的学科带头人。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 2.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4. 张冠生.《费孝通传》. 北京: 群言出版社，2000年. 5. 徐平.《费孝通评传》.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7年. 6. 李亦园.《费孝通与人类学》.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 7. 王铭铭.《费孝通与现代中国人类学》. 北京: 三联书店，2000年. 8. 潘鸿雁.《费孝通晚年思想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9. David Arkush (阿古什). 《费孝通传》. 董天民译.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 马戎等编.《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