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

赵树理
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山药蛋派"文学创始人
出生/逝世	1906年9月24日—1970年9月23日
国籍	中国
籍贯	山西沁水（今属晋城市）
身份	小说家、人民艺术家
代表作	《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

生平

赵树理，原名赵树礼，乳名常孩，1906年9月24日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赵和清是一位精通农活、略通文墨的农民，对民间曲艺和地方戏曲有着浓厚的兴趣，能够表演多种民间说唱艺术。母亲则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妇女，性格刚强而坚韧。赵树理从小就在浓厚的民间艺术氛围中耳濡目染，父亲在农闲时经常给乡亲们讲书说唱，赵树理因而熟悉了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包括说书、鼓词、地方戏曲等。这种早期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他后来"为农民写作"的文学理念和"大众化"的艺术风格。

赵树理七岁入私塾读书，十四岁考入沁水县立第二高等小学。1925年，十九岁的赵树理考入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在长治师范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新文学作品和进步书刊，特别是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作品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他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7年，赵树理因参与学潮被学校开除，此后辗转于沁水、太原等地，一边谋生一边坚持自学和写作。

1929年，赵树理在太原开始发表作品，最初的作品以诗歌和小说为主，尚未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1930年代初期，他先后在太原、长治等地担任小学教师和中学教师，同时坚持写作。这一时期，他曾一度因为与左翼文艺界的联系而被当局注意，不得不避居乡下。1936年，赵树理参加了山西新军，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赵树理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他先是在"民族革命大学"学习，之后被分配到地方从事民运工作和文化宣传工作。1940年，他调到华北《新华日报》工作，从事编辑和记者工作。在根据地期间，他深入农村基层，与农民群众一起生活、劳动，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文艺素材，对农民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状况有了深切的了解。

赵树理文学创作生涯的转折点发生在1943年。这一年，他在太行山区农村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了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篇小说由彭德怀将军亲自题词推荐出版，一经发表便轰动了整个解放区，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小二黑结婚》的成功使赵树理一夜之间成为解放区最受欢迎的作家，也标志着他的文学创作进入了黄金时期。

1943年至1947年是赵树理创作的高峰期。继《小二黑结婚》之后，他又在1943年底完成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1945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等重要作品。这些作品以其鲜明的民族化、大众化风格，深刻反映了中国农村在革命变革中的巨大变化，赢得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评价。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专门会议，号召全区文艺工作者向赵树理学习，赵树理因此被正式命名为"赵树理方向"，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一面旗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树理于1949年进入北京，历任北京市文联副主席、《说说唱唱》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1950年代，他仍然坚持以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写出了《登记》《锻炼锻炼》《三里湾》（1955年）等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重要作品。其中，《三里湾》是他新中国成立后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这一时期，赵树理还培养和影响了一批来自山西的青年作家，逐渐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流派之一。

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赵树理的创作在1950年代后期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他坚持"说老实话、写老实文"的创作态度，不愿意迎合浮夸的政治口号，对当时"大跃进"和"放卫星"等极左现象持保留态度。1960年代初期，他的作品受到了一些批评，被认为"写中间人物"、不够"革命"、不符合所谓"三突出"原则。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赵树理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被反复批斗、关押和劳动改造。1970年9月23日，赵树理在山西太原含冤逝世，享年仅六十四岁。

1978年，赵树理获得彻底平反，他的作品重新受到重视和高度评价。19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赵树理的研究日益深入，他的文学史地位得到了重新确认。如今，赵树理被公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家，是中国文学大众化和民族化道路上的开拓者和实践者。

创作历程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探索期（1920年代末至1942年）、创作鼎盛期（1943年至1949年）和深化发展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

早期探索期是赵树理寻找创作方向的阶段。他在1929年开始发表作品，最初写一些短诗和短篇小说，但尚未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形式上受新文学影响较大，内容上也以反封建、求进步为主题，但总的来说还不成熟。更重要的是，赵树理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文学必须为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所接受，必须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必须使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这一信念源自他在根据地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时亲身体会到的一个现实——新文学虽然思想进步，但形式上欧化严重，普通农民根本看不懂也不爱看。为此，他立志要做一名"文摊文学家"，用民间文艺的形式写新式的文学作品。

创作鼎盛期是赵树理文学成就最为辉煌的阶段。1943年《小二黑结婚》的发表标志着赵树理个人创作风格完全成熟。这篇小说以山西农村一对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为核心，塑造了小二黑和小芹两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新一代农民形象，同时也刻画了二诸葛、三仙姑等带有浓厚迷信思想的旧式农民形象。作品在艺术上汲取了传统说书艺术的精髓，采用白描手法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使叙事既生动有趣又富有深意。194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以"板话"（一种民间说唱形式）为主要叙事手段，讲述了农民积极分子李有才利用快板揭露地主阴谋的故事，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意义尤其突出。194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则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通过一个村庄的变迁展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农村的深刻变革。这三部作品奠定了赵树理作为新中国文学最重要代表作家之一的地位。

深化发展期是指1949年后的创作。进入北京后，赵树理虽然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始终没有脱离农村这个创作源泉。他经常回到山西农村体验生活，与农民保持密切的联系。195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小说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通过三里湾村在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展现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性和艰巨性。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他创作了《"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卖烟叶》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虽然继承了以往的乡土风格，但在思想内涵的深刻性上有了新的拓展。

从整体上看，赵树理的创作历程呈现出一条从学习新文学到回归民间艺术、从启蒙农民到反映农民生活的完整轨迹。他的艺术道路选择不是偶然的，而是出于对文学功能的深刻理解和对农民群众的真挚感情。

代表作品

• • 《小二黑结婚》**（1943年）是赵树理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也是解放区文学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小说以山西某农村青年小二黑和小芹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写了他们为争取婚姻自主而与封建家长和专制势力进行斗争的经历。小二黑是一个积极上进、思想进步的青年，小芹则是一个单纯勇敢、敢爱敢恨的农村姑娘。他们的爱情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挠：小二黑的父亲二诸葛迷信思想严重，认为两人八字不合，坚决反对这门婚事；小芹的母亲三仙姑则贪图彩礼，想把女儿嫁给一个有钱的老汉；村中的恶霸金旺兄弟也对小芹心存不轨，利用职权欺压这对恋人。在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小二黑和小芹最终战胜了封建势力和坏人，实现了婚姻自主。小说最精彩的是对二诸葛和三仙姑这两个封建落后人物的刻画——二诸葛的愚昧可怜、三仙姑的滑稽可笑，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过目难忘。这篇小说虽然篇幅不长，但结构紧凑、情节生动、语言通俗，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彭德怀将军在为该书所作的题词中写道："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不仅解决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而且给文艺工作者从向群众学习的角度上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小二黑结婚》还被改编为多种地方戏曲、歌剧和电影，在中国民间流传极广。

• • 《李有才板话》**（1943年）是赵树理最具艺术创新意义的中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李有才是一个农村贫苦农民，他虽没读过什么书，却天生一副好口才，擅长编唱快板。他利用快板这种民间艺术形式，讽刺地主阎恒元的剥削压迫行为，揭露其破坏减租减息运动的阴谋，同时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教育贫苦农民团结起来与地主斗争。小说最突出的特点是"快板"（即"板话"）贯穿始终，成为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有才编唱的每一段快板都既有趣味性又有战斗性，既保持了民间艺术的鲜活特色，又赋予了新的政治内容。这种将民间说唱形式与新文学叙事有机结合的艺术手法，在当时是一个重大创新，是赵树理"民族化、大众化"创作理念的最成功实践。茅盾曾高度赞扬这部作品，认为它"在形式上一个大突破，提高了群众的艺术水平"。

• • 《李家庄的变迁》**（1945年）是赵树理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具史诗性质的作品。小说以山西省一个普通村庄李家庄为舞台，通过铁锁等普通农民的生活遭遇和命运变迁，展现了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小说的叙事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涉及的人物众多，事件纷繁，但赵树理以极高的叙事技巧，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细腻的日常描写有机结合，使读者既能看到时代大潮的波澜壮阔，也感受到每个普通人命运中的离合悲欢。这部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赵树理全部农村社会经验的总汇和总结，是他对农村革命斗争史诗性书写的尝试和成果。

• • 《三里湾》**（1955年）是赵树理新中国成立后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华北农村的三里湾村为背景，描绘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农村各阶层人物的不同心态和复杂斗争。作品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积极投身合作社的年轻干部王满喜、郭全海，动摇观望的中农马多寿，思想保守的老农民袁天成夫妇，在合作化浪潮中各具心态、各取所向。小说通过对三里湾村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展现了合作化运动给农村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带来的深刻变化。与同时代许多歌颂"大跃进"的浮夸作品不同，赵树理在《三里湾》中保持了现实主义的态度，既写了运动的必要性，也写了其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显示了作家的独立思考和艺术良知。可以说，《三里湾》是195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此外，赵树理还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登记》（1950年）被称为"《小二黑结婚》的姊妹篇"，从新的时代视角展示了婚姻法的实施对农村社会的影响；《"锻炼锻炼"》（1958年）以轻松幽默的笔调描写了农村干部整顿劳动纪律的故事；《套不住的手》（1960年）则通过一双勤劳的手的故事赞美了劳动者的品格。这些作品虽然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成就上各有所长，但都共同体现了赵树理一以贯之的"为农民写作"的创作立场和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文学特色

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个人风格，这种风格被文学史家概括为"赵树理风格"或"山药蛋派风格"，其核心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创作立场上的"为农民写作"。赵树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自觉地站定农民立场的作家。他曾经明确表示："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识字的人看的，也是写给不识字的人听的。"这种创作立场决定了他所有作品的基本面貌：在题材上，他始终专注于农村生活；在思想上，他从农民的视角出发去看待世界；在情感上，他对农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和理解。他笔下的农民形象既有憨厚朴实的一面，也有落后愚昧的一面，既不是被丑化的对象，也不是被神化的英雄，而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创作立场，使赵树理在同时代作家中显得格外独特。

其次是艺术形式上的"民族化、大众化"追求。赵树理坚定不移地主张文艺应当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他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等话本小说）的叙事传统，同时又创造性地融入了民间说唱艺术的诸多元素。他的小说在结构上通常采用单线叙事、环环相扣的"线性结构"，故事有头有尾，情节波澜起伏，悬念迭生，这种结构最符合中国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在语言上，他使用经过提炼的北方农民口语，简洁明快、生动活泼、幽默风趣，避免了新文学中常见的欧化句式。

第三是白描手法的大量运用。赵树理的小说很少有大段的心理描写或景物描写，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和细节来展现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这种手法直接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收到了以少胜多、以简驭繁的艺术效果。例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作者几乎没有对他进行过多的心理分析，只写了他几个迷信的动作和语言——占卜算卦、看八字、挑吉日——就把一个老迷信农民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

第四是幽默和讽刺的运用。赵树理的作品中充满了幽默感和讽刺意味，但他的讽刺不同于鲁迅的冷峻和钱钟书的尖刻，而是一种温和的、善意的、带有乡土气息的讽刺。他用一种带着笑容的笔调来写那些落后、可笑的人物和现象，既有批判的内核，又有宽容的温度。三仙姑装神弄鬼的行为、二诸葛迷信迂腐的言谈、老秦的胆小怕事，在赵树理笔下都被处理成引人发笑但又引人深思的形象。

第五是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民间文艺的创新性继承。赵树理不是简单地照搬传统形式，而是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他将快板、鼓词、戏曲等民间艺术形式融入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之中，用传统手法表现现代生活、传播现代思想，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被证明是文学大众化的一条有效途径。

文坛影响

赵树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影响深度和广度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居于前列。

赵树理的最大历史贡献是开创了"山药蛋派"这一极具影响力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以赵树理为旗帜，以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山西作家为主要成员，共同形成了一个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民族化大众化为艺术追求、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作家群体。这一流派贯穿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数十年，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山西地域范围，对全国范围内的农村题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辐射作用。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灵魂人物，其创作理念和艺术风格成为这一流派的最高典范和最基本的艺术规范。

在文学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方面，赵树理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自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如何解决新文学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问题，一直都是中国文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赵树理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大众化方案：采用民间形式、使用通俗语言、讲述群众熟悉的故事、表达群众关心的主题。他的成功实践对中国文学的大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推动，也影响了后来一系列文艺政策和文化运动的方向。

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方面，赵树理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范例。他一方面积极服务于革命事业和政治需要，将自己的创作自觉纳入革命事业的整体格局之中；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不肯为了迎合政治而歪曲生活真实。在1950年代后期浮夸风盛行之时，他坚持"说真话"的创作态度，因此受到批评和打压。赵树理的道路说明了：一个有良知、有节操的作家，即使在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艺术独立性和判断力。

在国际上，赵树理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俄、日、日、德等人种文字，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法国等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作品被外国学者作为了解中国革命时期农村社会的重要窗口。日本学者竹内实等人对赵树理进行了专门研究，高度评价了他在文学大众化方面的贡献。

在文学教育领域，赵树理的作品一直是中小学语文教材的重要选篇对象。《小二黑结婚》（节选）和《老杨同志》等作品长期出现在语文教材中，对培养青少年一代的文学素养和乡土感情发挥了积极作用。

历史评价

赵树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经历了一个由极高到跌落又回升的变化过程，他的评价史折射了中国文学政治生态的起伏变化。

1940年代，赵树理在解放区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赵树理方向"被正式确立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学习方向，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殊荣。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都对赵树理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因此他被誉为"文艺座谈会后最杰出的作家"。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前期，赵树理在新中国的文学评价体系中仍然保持了很高的地位，但已经出现了一些批评性的声音。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没大没小"、"境界不高"、"缺乏理想"，也有人批评他"中间人物论"的倾向。面对这些批评，赵树理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立场，不为所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树理被极左势力彻底否定。他的所有作品都被打成了"毒草"，他被批判为"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最终在迫害中含冤去世。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悲剧之一。

1978年改革开放后，赵树理的名誉得到彻底恢复。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赵树理的评价逐渐回归理性和客观。文学史家们重新确认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将他视为"五四"新文学与新中国文学之间的重要桥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将赵树理的创作视为"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过渡的标志"，这一判断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进入21世纪，赵树理研究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态势。除去传统的现实主义、大众化等研究视角，文化研究、接受美学、民间文化等新的视角被引入赵树理研究中，推动着这一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赵树理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作家，更是一位深刻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文学大师，他的作品所蕴含的乡土精神和人文关怀，具有超越特定历史时期的永恒价值。

当然，对赵树理的评价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政治宣传色彩过浓，艺术独立性不足；有人批评他过于迁就农民的审美趣味，在艺术形式上缺乏更高的追求。但正如文学研究界普遍认同的那样，赵树理的价值恰恰在于他开辟了一条与"五四"以来的欧化文学传统不同的、面向中国民间和普通大众的文学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轶事典故

赵树理一生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和有意义的趣闻轶事，这些故事使他的形象更加鲜活丰满。

赵树理与农民群众之间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这在现代作家中是十分罕见的。据说他在下乡体验生活时，从不摆作家的架子，而是主动帮助农民干活，和老乡们一起吃粗粮、睡土炕，在田头地角、场院炕头通过"拉家常"的方式了解农民的生活和思想。他常常用自己的稿费给贫困的农民买药治病、接济生活有困难的乡亲。在回北京工作后，他仍然与山西老家的农民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他常说："我离开了农民就写不出东西来。"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关于《小二黑结婚》创作原型的。据考证，小说的素材来自于赵树理在太行山区工作时听到的一个真实案件：当地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遭到家长的反对和恶霸的破坏，最终在抗日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得以完婚。赵树理对这个故事进行了艺术加工，融入了自己对农村社会的深刻理解，最终成就了这部经典之作。

赵树理与老舍的友谊也值得一提。两人同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老舍是主席，赵树理是副主席，二人私交甚笃。两个人都出身底层，都致力于文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都擅长幽默讽刺，因此有很多共同语言。据说老舍非常欣赏赵树理的作品，称赞他是"从土里长出来的作家"，这个评价后来广为流传。

在1950年代后期，"浮夸风"盛行时，赵树理因不愿写违背生活真实的"大跃进诗歌"和"放卫星"作品而受到批评。有人劝他"紧跟形势"，他回答说："我就不信一亩地能打一万斤粮食，我也不能写出这样的事来欺骗老百姓。"这种坚持说真话的态度，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心和骨气。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树理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据回忆，他被批斗时仍然保持着一份农民式的执拗和朴素的幽默感。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人让他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平静地说："我没有反党，我一直听党的话，党让我怎么写我就怎么写。如果说我写的不够好，那是我的水平问题，不是态度问题。"这种在极端困境中的坚持，令人肃然起敬。

赵树理逝世之后，消息传到他的家乡沁水，许多农民自发为他举行了简朴的悼念活动。一位老农说："赵树理是咱农民自己的作家，他走了，咱心里不好受。"这种来自最基层的老百姓的真情实感，是对赵树理作为人民作家最质朴也最深切的评价。

人物关系

赵树理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有一定的交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之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被视为贯彻讲话精神最成功的作品。据记载，毛泽东曾经读过赵树理的一些作品并给予肯定。周恩来也曾接见过赵树理，对他的创作表示关心。

在文学界，赵树理与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著名作家都有交往。郭沫若对赵树理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是"作家下乡、作品下乡"的典范。茅盾在评论中多次赞扬赵树理的创作成就，认为他是"用民族形式写新内容"最成功的作家之一。赵树理与老舍的友谊尤其深厚，二人在北京期间经常相互走访、切磋创作。老舍称赵树理为"土圣人"，这一雅号体现了老舍对赵树理的高度认可。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其他成员的关系是流派内部的核心关系。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山西后辈作家，都曾受到赵树理的热情指导和提携。赵树理与他们的关系既是师长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是志同道合的文学伙伴。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创作、互相改稿、共同下乡采风，共同推动着"山药蛋派"的发展壮大。

赵树理的家庭生活朴素而艰苦。他的妻子是他在家乡由父母包办娶的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不高，但贤惠持家、善良坚韧，在赵树理外出参加革命和从事文学工作的漫长岁月中承担了全部的家庭责任。赵树理对妻子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后来帮助妻子学习文化，两人的感情在共患难中愈加深厚。赵树理有多个子女，其中有的后来也从事了文化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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