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甲(先秦时期人物)
辛甲,辛氏,名甲,原为商纣之臣,后归周,任周初太史。《史记·周本纪》记“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把他列入弃商归周的贤者之列;《左传·襄公四年》记“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并保存了他所命《虞人之箴》的全文;《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辛甲》二十九篇”,注“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
辛甲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主要有二:一是“官箴”制度的开创者,二是“谏而不听则去”的典范。前者关乎制度,后者关乎士人的出处之道。二者都与“谏”这一行为有关,故辛甲的形象,始终与“谏”字相连。
归周:一个“贤者去商”的样本
辛甲归周之事,《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只有一句: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这一句出现在“文王断虞芮之讼”之后、“伐崇”之前,是文王“受命”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司马迁列举的五人,是一个“贤者名单”:太颠、闳夭、散宜生是“文王四友”中的三位,鬻子即鬻熊(楚之先祖),辛甲则是“商之旧臣”。五人的共同点,是“皆往归之”——主动投奔。
这一叙事,有明显的目的性:它要说明文王之兴,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得人”。贤者纷纷来归,是“天命所归”的征兆。这一“得人者兴”的逻辑,在战国秦汉的史论中反复出现,成为“周之所以兴”的标准解释。
辛甲在五人中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商臣”身份。其他四人大约都是“西土之人”或“四方之士”,唯辛甲是“纣之臣”。他的归周,不是“择主而事”的寻常选择,而是“弃暗投明”的政治决断。这一身份,使他成为后世“谏不行则去”的典型。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只说他“往归之”,未言其归周后的职守。辛甲任“太史”,是《左传》提供的。二书合观,方见其全。
“七十五谏”与《别录》之说
辛甲“七十五谏”的故事,不见于《史记》,而出于刘向《别录》与《汉书·艺文志》。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辛甲》二十九篇”下班固自注:“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
刘向《别录》的记载更详,今本已佚,然《史记·周本纪》索隐、《文选》李善注等皆有引录,其大略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之周。召公与语,贤之,告文王,文王亲自迎之,以为公卿,封长子。”
这段文字,比《史记》的“往归之”丰富得多:谏七十五次、去周、召公与语、文王亲迎、封长子。五个环节,构成一个完整的“贤者归周”故事。
“七十五谏”这个数字,显然不是实数。先秦两汉文献中的数字,常以“三”“九”“七十”“七十二”“七十五”等表示“多”或“极致”。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孟子“七十者衣帛食肉”,皆非确指。辛甲的“七十五谏”,与其说是“谏了七十五次”,不如说是“谏之再三而不听”的修辞表达。
但这一数字的“修辞性”,并不减损故事的“真实性”。它所传达的核心信息是:辛甲曾反复谏诤,纣王始终不听,于是他选择离开。这一“谏—不听—去”的三段式,是先秦士人“出处”观的标准模型。《论语·先进》“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万章下》“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皆与此同调。
辛甲之所以被反复称引,正因他提供了一个“早期样本”:在“君臣之义”尚未绝对化的时代,士人可以选择“去”。这一选择,在後世的专制体制下愈发困难,故“辛甲”之名也愈发成为一种“理想”。
“官箴王阙”与《虞人之箴》
辛甲在制度史上的贡献,是“命百官,官箴王阙”。
《左传·襄公四年》记晋悼公欲伐戎,魏绛谏阻,引用了辛甲的故事:
“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这段话包含三层。其一,制度:“命百官,官箴王阙”——命各职官,各以其职守之事,规谏君王的过失。“官箴”即“以官守为箴”,每一官职都有其“箴”,针对君王在该官职领域内的过失提出谏言。
其二,实例:《虞人之箴》。“虞人”是掌山泽苑囿之官,其箴以“禹迹九州”开篇,说百姓有寝庙、鸟兽有茂草,“各有攸处”,故“德用不扰”——各安其位,不相干扰。继而以“后羿”为反面: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即沉溺田猎、荒废国事,终致“不恢于夏家”(未能光大夏业)。末句“兽臣司原,敢告仆夫”——我作为掌原兽之官,谨此报告您的侍从。
其三,用意:魏绛引此,是为谏阻晋悼公“好田猎”。他以“虞人之箴”为据,说明“田猎过度”可以亡国。
“官箴”作为一种文体,即由此起源。后世的“箴”文,如扬雄《州箴》《官箴》、崔骃《百官箴》、胡广《百官箴》,皆祖此意。刘勰《文心雕龙·铭箴》说“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并说“斯文之兴,盛于三代”,以《虞人之箴》为“箴”体之祖。
这一制度的深意,在于“以职守谏”。它不是让少数“谏臣”专门进言,而是让每一个职官都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提出意见。掌山泽者言田猎,掌财用者言奢侈,掌刑狱者言滥杀——如此,君主的过失便无处可藏。这一设计,是中国古代“制度性谏诤”的早期形态。
《辛甲》二十九篇与道家
《汉书·艺文志》把《辛甲》列入“诸子略·道家”,著录“二十九篇”。
道家类所收的先秦著作,除《老子》《庄子》外,尚有《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黄帝四经》等。这些书多托名上古君臣,其内容以“君人南面之术”为主,属“黄老”一系。
《辛甲》二十九篇,今已亡佚,其内容无从详考。但从“道家”的分类与“七十五谏”的注文看,其书大约讲“谏诤之道”与“君臣相处之术”,与《管子》《鬻子》同类。
这一分类,透露了一个信息:在汉代人的知识分类中,辛甲不是“史官”,而是“道家者流”。这与《左传》的“大史”形象、与《史记》的“归周贤者”形象,都不相同。三人三面,各有来源。
战国秦汉的“托名”之风,在此又一次显现。诸子百家为了论证自己的主张,常把自己的话“安”在古人头上。辛甲既是“谏七十五次”的忠臣,又是“去商归周”的智者,其形象正好可以承载“谏”与“隐”两种取向,故被道家取为“托名”的对象。
必须强调:《辛甲》二十九篇,不能当作“辛甲本人的著作”来引用。它是“战国道家借辛甲之名所立之说”,其价值在于反映战国思想,而不在于反映西周史实。这一分辨,与前述《尹佚》二篇的性质相同。
封长子与辛姓源流
《别录》记辛甲归周后“封长子”。长子,即今山西长子县,属上党地区。
长子之封,见于方志与地志。《汉书·地理志》上党郡有“长子”县,注引应劭曰:“今长子县是也。”颜师古注:“长子,读如长短之长。”其得名,旧说与“尧之长子丹朱”有关,《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长子县,尧长子丹朱所封。”
辛甲封长子的具体情形,史无明文。若此说可信,则长子是辛甲的采邑,其子孙或以“辛”为氏,或以“长子”为氏。今山西长子县旧有“辛甲庙”,方志载其“祷雨辄应”,属地方信仰,非史实。
辛姓的源流,旧有数说。其一,出自姒姓,夏后氏之后,《元和姓纂》称“辛氏,姒姓,夏后启别封支子于莘,莘、辛音相近,遂为辛氏”。其二,出自商代辛氏,辛甲即其一。其三,少数民族改姓,如北周“辛威”本姓“库狄”。
辛甲与辛姓的关系,属于“早期人物”与“后世宗族”的关系,与张仲、方叔的情形相类。后世辛氏族谱多以辛甲为“受姓始祖”之一,然其可靠性有限。今日辛姓族人分布于山东、山西、陕西等地,其源流非一,不能尽归辛甲。
辛甲的生卒年,史无明载。其活动年代,据《史记》在文王时,据《汉书》注在“纣臣”至“周封”之间,据《左传》则在“周”为“大史”。三者合观,其人大约历商末至周初,与散宜生、闳夭同时。
评价:谏、箴、去
辛甲的历史意义,可用三字概括:谏、箴、去。
“谏”是他的起点。七十五谏而不听,说明他尽到了臣子的责任。这一“尽力”的姿态,是后世“谏臣”形象的源头。
“箴”是他的制度贡献。“命百官,官箴王阙”,把“谏”从个人行为转化为制度安排。这一转化,使“谏”不再依赖个别忠臣的勇气,而成为整个官僚系统的职能。《虞人之箴》的文本,也因此成为中国“箴”体文学的开山之作。
“去”是他的选择。谏而不听,则去之周。这一选择,在先秦被视为“明智”,在後世则常被视为“不忠”。评价的变迁,反映的是“君臣关系”观念的变化:先秦的“士”可以选择“去”,秦汉以后的“臣”则难以“去”。
三者之中,“箴”的影响最为深远。后世的“官箴”书,如宋代吕本中《官箴》、清代陈宏谋《从政遗规》,皆以“官箴”为名,其源可溯至辛甲。而“箴”这一文体,从《虞人之箴》到扬雄《百官箴》,再到唐宋的“箴铭”,形成了一条清晰的脉络。
史料方面,须注意三点:其一,《史记》只记其“归周”,未言“七十五谏”,“七十五谏”出刘向《别录》,时代较晚;其二,《辛甲》二十九篇为托名之作,不能作“辛甲原著”;其三,《虞人之箴》虽见于《左传》,但其文本是否即辛甲所命,尚难确证——魏绛引之,或为春秋时的传本。
尽管如此,辛甲的形象是清晰的:一个敢于反复谏诤、又以制度化的“官箴”约束君权的早期士人。这一形象,比任何具体事迹都更有生命力。
参考资料
- 《左传·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附《虞人之箴》) - 墨书院古籍库(繁体原文)
-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道家“《辛甲》二十九篇”,墨家“《尹佚》二篇”) - 古诗文网古籍
- 《史记·卷四·周本纪》(“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 古诗文网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