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像考古
造像考古是以佛教、道教及其他宗教雕塑为对象的专门研究,包括石雕、泥塑、铜铸、木雕、夹纻与铁铸各类造像,涵盖石窟龛像、寺院塑像、单体造像碑与小型供养像。它以田野调查和发掘所得实物为基础,依据形制、题材、题记与出土层位确定年代与地域,进而讨论造像的生产组织、供奉方式与信仰实践。造像既是宗教圣物,也是雕塑作品,更是可移动或不可移动的考古标本,这三重性质决定了研究必须兼顾信仰、艺术与技术。
材料的分布与类型
石刻造像是数量最大的一类。北朝至隋唐的造像碑、背屏式造像、单体圆雕在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大量出土,曲阳修德寺、青州龙兴寺、成都万佛寺等地的窖藏发现尤其集中,因埋藏时多有次序堆放,出土时的位置关系成为复原寺院造像组合的重要线索。金铜造像体量小、便于移动,其纪年题记相对密集,是建立年代序列的关键材料,也是海外收藏与国内研究互动的领域。
泥塑造像多见于石窟与寺院,敦煌莫高窟的彩塑保存了北凉至元的连续序列,麦积山石窟的泥塑以细腻著称。木雕与夹纻造像存世较少,唐代以后在日本、韩国亦有保存,构成比较研究的材料。铁铸造像多在宋元以后,体量大而工艺复杂。道教造像与佛教造像在形制上有互借,北朝部分造像碑甚至佛道同龛,研究者须谨慎判断尊格。
记录与著录体例
造像记录有一套相对成熟的规范。基本项包括材质、尺寸、保存状况、出土地点与出土层位;形制项包括姿势、手印、持物、坐具、背光与台座的样式;装饰项包括发式、冠式、衣纹、璎珞与佩饰;文字项包括发愿文、供养人题名、纪年与刻工姓名。题记须完整录文并注明行款与残损位置,纪年题记是断代的直接依据,但也须核实是否为后刻或补刻。
图像辨识依赖经典与仪轨。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的身份主要通过手印、持物、坐骑、冠式与组合关系判断,北朝晚期至隋唐的造像题记中常直书尊名,可与图像对照。密教造像的辨识更依赖仪轨文献与曼荼罗结构,同一尊像在不同经典中可能有大同小异的特征组合。
风格分析在造像研究中有特殊地位。面相的方圆与清瘦、衣纹的阶梯式与贴体式、菩萨的帔帛与璎珞样式,都是划分区域类型与年代的常用指标。这类分析必须建立在成组标本之上,单件造像的风格判断容易失真。
分期、区域与模式
中国造像的断代框架在二十世纪逐步建立。早期研究多依据有纪年的金铜像与石窟题记,配合文献记载,形成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隋唐的基本序列。二十世纪后期大量窖藏与单体造像的出土,使区域类型的研究成为可能,河北、山东、陕西、四川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样式传统。
区域模式的概括是近数十年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宿白在研究河西与平城佛教遗迹的基础上,提出用以概括特定区域与时段造像特征的"模式"概念,讨论凉州、云冈等地造像的源流与影响关系。这类概括把零散的造像纳入区域佛教史的框架,也引发了关于模式边界与传播路径的持续讨论[1]。
道教造像的分期相对薄弱,因其纪年材料少、图像体系不如佛教严整。近年陕西、四川等地的道教造像调查有所推进,但整体框架仍在建立之中。
收藏、流通与研究伦理
造像的可移动性带来了特殊问题。二十世纪上半叶,大量单体造像经古董商流出,散见于欧美与日本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其中不少失去了出土信息。研究者在使用这类材料时,须区分有明确出处的标本与来源不明的藏品,后者只能作为风格比较的参考,不能承担断代与区域判断的核心证据。
博物馆的收藏与研究因此具有双重角色:一方面保存了可能被毁弃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提示文物流失的历史。近年国内博物馆与考古机构在展览与图录中,逐步加强了对造像出土背景与流散经过的说明。云冈石窟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敦煌研究院等机构承担石窟造像的调查与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则在单体造像与造像碑的发掘研究中积累较多[2]。
参考文献
- 云冈研究院:石窟造像调查与研究,https://www.yungang.org/
- 龙门石窟研究院:龙门石窟考古与保护,http://www.lmsk.gov.cn/
- 敦煌研究院:莫高窟彩塑与石窟艺术研究,https://www.dha.ac.cn/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佛教造像考古发现,http://kaogu.cssn.cn/
- 中国国家博物馆:佛教造像藏品与研究,https://www.chnmuseu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