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发展阶段理论
道德发展阶段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家科尔伯格在皮亚杰儿童道德判断研究基础上提出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道德判断能力沿着一个固定不变的顺序由低到高发展,可归纳为前习俗、习俗和后习俗三个水平,每个水平包含两个阶段,合计六个阶段;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灌输具体行为规范,而是促进儿童道德推理水平的提升。这一理论以道德两难故事法为主要研究工具,对现代学校德育、认知发展取向的品德教育以及道德心理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1]
概念界定
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又称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或三水平六阶段理论。科尔伯格把道德发展理解为个体道德判断结构随认知能力与社会经验增长而逐步重组的过程。他主张,道德发展的核心指标不是个体是否遵守了某种外在规范,而是其作出道德判断时所依据的理由与推理方式。同样一个行为,例如服从命令或帮助他人,在不同阶段可能出于完全不同的动机,因而反映不同的道德发展水平。
"阶段"在这一理论中具有严格含义。各阶段构成一个不变的发展序列,个体不能跨越阶段,也不发生倒退;每一阶段都比前一阶段在逻辑上更充分、更普遍,能够处理更复杂的道德冲突。阶段的推进以认知发展水平为前提,但又不等同于认知发展,它需要个体在社会互动中不断面对道德冲突、协调不同观点,从而实现判断结构的重组。科尔伯格还曾设想在第六阶段之上存在第七阶段或宗教阶段,但并未将其纳入正式的六阶段模型。[2]
理论渊源与研究方法
科尔伯格继承并发展了皮亚杰的道德判断研究。皮亚杰通过对偶故事法发现,儿童道德判断经历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早期儿童以成人规定的规则与惩罚为判断依据,年长儿童则开始依据同伴间的公平与合作原则作出判断。科尔伯格认为皮亚杰的研究揭示了道德发展的方向,但对阶段的划分不够细致,且缺少对青少年与成年期道德发展的系统考察,因此他扩展了样本与故事情境,把研究延伸到二十岁以后。
在研究方法上,科尔伯格创立了道德两难故事法。研究者向被试讲述一个使两种道德规范不可兼得的情境,其中最著名的是"海因茨偷药"的故事:一位妇人身患重病,只有一种昂贵药物可以救治,她的丈夫四处筹款仍不足,在恳求药店老板降价或赊账未果后撬门偷走了药物。研究者随后询问被试此举是否应该以及理由。计分并不依据"偷"或"不偷"的结论,而是分析被试陈述的理由属于哪一阶段。这种方法使道德发展可以通过标准化访谈加以评估,也为学校德育中的道德讨论提供了基本素材。[3]
三水平六阶段的主要内容
前习俗水平
前习俗水平的个体尚未真正接受社会规范,主要依据行为带来的实际后果作出判断。
第一阶段为惩罚与服从定向阶段。儿童判断行为好坏的标准是是否会受到惩罚,他们服从权威或规则主要是为了避免惩罚。在海因茨故事中,这一阶段的被试往往认为不应该偷药,因为偷药会被抓住并受到惩罚;也有人认为应该偷,因为不偷会被妻子责怪。其共同特征是关注行为的物理后果而非道德意义。
第二阶段为工具性相对主义定向阶段,又称朴素的利己主义阶段。个体以行为能否满足自身利益或带来好处作为判断标准,带有明显的交换与互惠色彩,形成"你帮我、我也帮你"式的朴素公平观。这一阶段的儿童可能认为偷药是合理的,因为妻子康复后能对丈夫有价值,或者认为不应该偷,因为药店老板也有自己的利益。[4]
习俗水平
习俗水平的个体已经接受并内化社会规范,能够站在他人与社会关系的立场上判断行为。
第三阶段为人际和谐与"好孩子"定向阶段。个体以他人是否赞许、人际关系是否和谐作为判断依据,希望被看作善良、懂事、有礼貌的人。他们重视同伴群体的期望,常依据"大家会怎么想"来决定行为,因而道德判断带有强烈的社会认同色彩。
第四阶段为维护权威与社会秩序定向阶段。个体强调遵守法律、履行义务和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认为规则是绝对的,人人应当各司其职。在海因茨故事中,这一阶段的被试多认为不应偷药,因为法律禁止偷窃,若人人都可以因特殊情况违法,社会秩序就会瓦解。科尔伯格认为,这一阶段在多数成年人中仍占优势。[5]
后习俗水平
后习俗水平的个体超越了对具体社会规范的简单服从,能够依据普遍原则反思与评价规范本身。
第五阶段为社会契约与法定权利定向阶段。个体认识到法律和规范是人们通过协商形成的契约,其目的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与社会福利;法律并非绝对不可改变,若不能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以通过民主程序加以修订。这一阶段的被试在思考海因茨案例时,可能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也强调生命权高于财产权,主张在特殊情境中应灵活处理。
第六阶段为普遍伦理原则定向阶段。个体依据自己选择的、具有普遍性和逻辑一致性的伦理原则作出判断,如公正、平等和尊重人的尊严。这些原则超越特定社会的法律与习俗,构成个体良心的核心。科尔伯格认为达到这一阶段的人极少,第六阶段更多是一种理论上的终点。他通过长期追踪研究指出,道德阶段的发展速度因人而异,许多人停留在第四阶段,少数人达到第五阶段。[6]
道德教育主张
基于阶段理论,科尔伯格提出道德教育的关键在于促使学生的道德推理向下一阶段发展,而不是把既定规范直接灌输给他们。他设计了两种主要教育模式。
第一种是道德讨论模式,又称新苏格拉底法。教师呈现道德两难故事,组织学生讨论并陈述理由,然后指出学生推理中的不足,呈现略高于其现有水平的推理方式,引发认知冲突,促使学生重构自己的判断结构。讨论的关键在于制造适度的观点碰撞,使学生意识到原有理由无法充分解决所面临的道德问题。
第二种是公正团体模式,又称新柏拉图法。这一模式把学校或班级建设为一个公正的共同体,让学生参与制定规则、分配权利和义务、处理违纪行为,在真实的集体生活中体验民主、责任与公平。科尔伯格认为,仅靠语言讨论不足以促成阶段提升,学生还需要在共同体实践中反复运用和内化较高水平的道德原则。我国学者在借鉴这一理论时指出,学校德育应实现从灌输式教育向重视学生主体性的教育转变,注重学生的体验学习与隐性课程的作用。[7]
教育应用与影响
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广泛进入各国德育理论与实践。它推动学校德育从行为规范训练转向道德思维能力培养,强调按照学生道德发展水平选择教育内容与方法。教师可以借助两难故事讨论了解学生的推理特点,设计略高于其当前水平的道德问题,引导其思考他人立场与社会规则背后的理由。
这一理论也被用于课程建设。研究者主张在道德与法治、社会研究和文学课程中引入两难情境,把道德讨论与学科内容结合;在班级管理中引入学生参与决策的机制,使规则制定成为道德学习的载体。我国高校德育研究也吸收了三水平六阶段理论,关注大学生道德判断的特点,并从德育理念、学生需求定位、教师角色转换和环境优化等方面构建教育策略。[8]
争议与评价
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把道德发展研究从行为结果转向推理结构,提出清晰的发展序列和富有操作性的研究方法,使道德教育有了可依据的发展心理学基础。它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和认知冲突的作用,对认知取向的德育模式影响深远。
这一理论也面临系统批评。女性主义学者吉利根在《不同的声音》中指出,科尔伯格的阶段模型以"公正"和"权利"为核心,体现的是男性化的道德取向,而女性更重视人际关系、责任与关怀;若以公正取向为标准,女性常被判定处于较低阶段,这说明测量工具可能存在性别偏差。她据此提出以"关怀"为线索的道德发展路径,引发了广泛讨论。其次,阶段的社会文化普遍性受到质疑:不同社会对权威、契约和仪式的理解差异很大,第六阶段所代表的普遍原则是否跨文化存在仍有争议。再次,道德判断与道德行为之间并非一一对应,能作出高水平推理的人未必表现出相应行为,理论对知行脱节的解释力有限。此外,追踪研究中被试流失、故事情境单一、计分主观性等问题也受到方法学批评。[9]
尽管存在争议,道德发展阶段理论仍是道德心理学与德育理论中的经典框架。当代研究者倾向于把它与关怀伦理、品格教育、社会情绪学习等取向结合,以更全面地理解道德成长。
参考资料
- ↑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及其启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 ↑ [1]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关于道德发展阶段的论述],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
- ↑ 从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谈现代德育观的建构,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 试论德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 ↑ [2]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关于道德发展阶段的论述],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
- ↑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及其启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 ↑ 从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谈现代德育观的建构,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及其启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 ↑ [3]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女权主义伦理学条目关于科尔伯格与吉利根争论的评述],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