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邑姜(先秦时期人物)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邑姜,姜姓,齐太公吕尚之女,周武王姬发之正妃,周成王姬诵与晋国始封君唐叔虞之母。她是周初政治联姻的关键人物,也是后世晋祠“圣母”信仰所依附的历史原型。

邑姜之名,先秦文献中仅《左传·昭公元年》一见:郑国子产论晋国始封之事,说“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杜预注:“邑姜,武王后,齐太公之女。”此外,《史记·晋世家》记唐叔虞之母而未有“邑姜”之名,《史记·周本纪》亦不载武王之后。因此,有关邑姜的生平,可确证者极少,其形象的大部分内容,是后世依据“太公之女”“武王之后”“成王之母”三重身份推衍而成。

名号与身份:一条孤证及其解释

邑姜其人,最可靠的记载只有《左传·昭公元年》的一条。

鲁昭公元年,晋平公患病,郑伯派子产赴晋聘问,并探病。叔向问及晋侯之疾,子产以“出入饮食哀乐之事”“山川星辰之神”立论,继而说到晋国的始封: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

这段文字包含三个要素:一是“邑姜”其名,二是“方震大叔”(怀着太叔)的梦兆,三是“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的异生传说。子产讲述此事的用意,在于解释“晋星为参”的星占依据,而非为邑姜立传。因此,这条记载虽早,却是“附着”在星占叙事之上的。

“邑姜”二字如何解,旧有二说。一说是“姜姓而封于邑”,以“邑”为氏;一说是“邑”为谥或美称,“姜”为其姓。杜预注只说是“武王后,齐太公之女”,未解“邑”字。孔颖达疏引服虔说,以“邑”为“食邑”之邑。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则认为“邑姜”犹“周姜”“晋姜”之例,“邑”为夫家或母家之号。

无论何解,有一点可以确定:她是姜姓,与齐太公同姓。而“同姓不婚”是周代婚姻的基本原则,故她必非太公之女即太公同族之女。这一层“异姓联姻”的关系,正是理解邑姜历史意义的关键。

姜周联姻的政治含义

武王娶姜姓之女,不是一桩普通的婚事,而是周人立国战略的一部分。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太公望“东海上人”,其先“尝为舜、禹之师”,至太公时“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这一叙述把太公写成一位来自东方的“异乡人”,其归周是“个人际遇”。但《诗经·大雅·大明》的写法不同:“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中“师尚父”即太公望,他在牧野之战中是“鹰扬”的先锋。

两说合观,可见太公在周人集团中的地位:他既非姬姓宗亲,亦非周原旧族,而是以“师”的身份——即军事统帅与谋主——进入核心。周武王娶其女,正是把这一“客卿”关系转化为“姻亲”关系,使其利益与周室绑定。

这一联姻的效应,在武王死后立即显现。武王克商二年而崩,成王年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流言“公将不利于孺子”,武庚与东夷叛。此时周室最需要的是“外援”,而齐太公与邑姜正是最可靠的外援。《史记·鲁周公世家》记“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齐太公世家》记“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

这段“赐履”的记载,说明齐在周初获得了征伐特权,成为东方的主导力量。而其所以能获此特权,除了太公的功业,邑姜作为成王之母的身份,恐怕也是重要因素。周室与齐,通过邑姜这一纽带,形成了“舅甥之国”的关系。

唐叔虞受封与“桐叶封弟”

邑姜在文献中最具体的“事迹”,是生育唐叔虞。

《左传·昭公元年》所记,是“方震大叔”时的梦兆:天帝对邑姜说,我命你的儿子叫“虞”,将把唐地给他,属于参星,让他繁衍子孙。孩子出生后,手上果然有“虞”字纹,于是命名为“虞”。成王灭唐之后,把唐地封给了这位“大叔”,所以参星成为晋国的星宿。

《史记·晋世家》的记载略有不同:“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遂因命之。字子于。”——梦境是告诉“武王”而非“邑姜”,且“有文在其手”的细节一致。

至于“桐叶封弟”的故事,见于《吕氏春秋·重言》与《史记·晋世家》: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圭以与叔虞,说“以此封若”。史佚因而请择日立叔虞。成王说“吾与之戏耳”,史佚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

这个故事,后世传诵极广,柳宗元作《桐叶封弟辨》,力辨其非:“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弟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柳宗元的质疑颇有道理:以桐叶为圭而封国,事近儿戏,恐是战国人敷演。

但无论“桐叶封弟”真伪如何,唐叔虞之封是史实。《左传·定公四年》记子鱼之言:“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段文字详列封赏之物与治理方针,是研究西周封建制度的重要材料。而这一切的起点,是邑姜的那个梦。

周公摄政时期的邑姜

武王崩时,成王尚在冲龄。此后的七年,是周室最危险的时期,也是邑姜作为“太后”最可能发挥作用的时期。然而,文献对此几乎完全沉默。

《史记·周本纪》只说:“武王有瘳,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鲁周公世家》稍详:“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

“在强葆之中”云云,是形容其幼,未必是实指襁褓。但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则是公认的史实。此时邑姜何在?《尚书·金縢》记周公“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以自身为质,愿代武王死;又记“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此处的“王”是成王,启书的是成王与大夫,邑姜未预。

《论语·泰伯》有一句话,常被引及此事:“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马融注:“乱,治也。十人,谓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其一人谓文母。”——马融以“文母”为太姒。但后世注家亦有以“妇人”为邑姜者,如朱熹《论语集注》引刘侍读说,即以“文母”为“武王之母”。两说并存,难以遽断。

这一注疏分歧,恰好说明邑姜在周初政治中的“位置”:她应当在,但史无明文。凡称其“辅佐周公”“安定王室”者,皆为推论;推论可以有,但须标明是推论。这是写作先秦女性人物时最需要守住的界限。

晋祠圣母:从历史人物到地方神灵

邑姜在後世最显赫的“身份”,是山西太原晋祠的主神“圣母”。

晋祠位于太原市西南悬瓮山下,本为纪念唐叔虞而建,故称“唐叔虞祠”。《水经注·晋水》记:“昔智伯遏晋水以灌晋阳,其川上溯,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可见北魏时已有祠。

祠内圣母殿,创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崇宁元年(1102)重修。殿内塑像四十三尊,主像为“圣母”,端坐凤椅,头戴凤冠,身着蟒袍,两侧侍立宦官、女官、侍女三十余人。这批宋塑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彩塑群之一,1950 年代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圣母”为谁?明清以来的方志与祠内碑记,多以为即邑姜。其依据大体有三:一是晋祠本祀唐叔虞,叔虞之母为邑姜,母子同祀合乎情理;二是圣母殿居祠之中轴,地位尊崇,非“国母”不足以当之;三是宋代以后“圣母”信仰盛行,地方需要一位“有来历”的女神。

但这一认定,学界尚有讨论。有研究者指出:圣母殿的创建年代晚于叔虞祠近千年,其“圣母”头衔带有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未必一开始就指邑姜;殿内塑像的服饰、仪仗,更多体现宋代宫廷制度,而非西周礼制。换言之,“圣母即邑姜”是一个“层累地造成”的结论,其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一部地方信仰史。

无论考订如何,晋祠圣母殿作为文化遗存的价值是独立的:它把“邑姜”这个在文献中只有一条记载的人物,变成了可视、可触的形象。历史人物与地方神灵之间,往往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文献提供名字,信仰提供形体。

形象的分层与史料的边界

综观邑姜的形象,可以分出四个层次。

第一层是《左传》的记载:一位姜姓女子,武王之后,生子名虞,有梦兆与手纹之异。这是最早的、也是最可靠的层。

第二层是《史记》的记载:唐叔虞之母,武王之配,其梦为武王所感。司马迁未提“邑姜”之名,但所述事迹与《左传》相承,只是在“谁做梦”这一点上有所调整。

第三层是后世的推衍:因其为太公之女,遂有“姜周联姻”的政治解读;因其为成王之母,遂有“辅佐周公”的种种设想;因其为叔虞之母,遂有“桐叶封弟”的故事附会。这些推衍各有其理,但都缺乏直接的文献支撑。

第四层是民间的信仰:晋祠圣母、地方祠庙、方志传说中的“邑姜”,已不复是西周人物,而是一位司水、护民、赐嗣的地方神灵。

写作此类词条,最忌把这四层混为一谈。合理的写法是:以第一层为骨,以第二层为肉,把第三层作为“学术史”与“诠释史”来处理,把第四层作为“文化影响”来处理。如此,读者既能知道“邑姜是谁”,也能知道“我们如何知道她是谁”。

邑姜的生卒年、葬地、谥号,今皆无考。旧说或谓其葬于陕西咸阳,或谓其“祔葬毕原”,均属推测。可以确定的只有:她是姜姓,嫁于武王,生唐叔虞,其名见于《左传》。其余的,须留白。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