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

邓颖超
中国妇女运动领袖、政治家
出生/逝世	1904年2月4日－1992年7月11日
国籍	中国
籍贯	河南光山
身份	女权活动家、政治家、妇女运动领袖

生平

邓颖超（1904年2月4日－1992年7月11日），原名邓文淑，又名邓咏通，河南省光山县人，出生于广西南宁。她的父亲邓廷忠曾任清朝广西南宁镇台（相当于军分区司令），是一位武官，在她年幼时即因故被流放新疆，后客死他乡。母亲杨振德是一位知书达理的独立女性，精通中医，以行医为生。邓颖超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在困苦的环境中长大。母亲开明、坚毅的性格对她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她在回忆中写道："母亲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她教会了我读书识字，更教会了我做一个正直、独立的人。"

邓颖超少年时代随母亲辗转于广州、上海、天津等地。1913年她进入北京的一所小学读书，后因父亲一案的牵连被迫离开北京。1915年她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女师"）。在校期间，她不仅学业优异，而且表现出突出的组织能力和演说才华。她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15岁的邓颖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爱国运动。她参与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被推举为讲演队队长。她带领女学生们走上街头进行爱国演讲，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政府拒签凡尔赛和约。她的演讲富有激情、条理清晰，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正是在五四运动中，她结识了周恩来——当时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伴侣关系。

1920年邓颖超从女师毕业后，曾在北平一所小学任教。1923年她发起组织了女星社，从事妇女解放运动。1925年3月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同年8月与周恩来在广州结婚。婚后她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她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后又调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1926年她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与宋庆龄、何香凝一起，在国民党内开展妇女工作，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邓颖超转入地下工作，辗转于上海、武汉等地。她曾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在最危险的敌后环境中坚持斗争。1932年她进入中央苏区，参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设工作。1934年10月她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成为长征中最著名的女战士之一。长征途中，邓颖超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经常咳血，身体极度虚弱。但她以惊人的意志力坚持走完了全程。据同行的女战士回忆，邓颖超在长征中总是把战友们让到条件稍好的地方休息，自己在最艰苦的地方坚持下去。她的坚韧和乐观精神感染着每一个同行的人。

到达陕北后，邓颖超的身体状况一度非常糟糕，但她仍然坚持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先后在武汉、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她利用自己作为周恩来的妻子和中共妇女领袖的双重身份，在国统区广泛接触各界妇女和各党派人士，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她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是当时中国最高民意机构的成员。在参政会的讲坛上，她多次发言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行为，呼吁保障人民的抗日民主权利。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邓颖超和周恩来一起坚持在重庆红岩村开展统战工作，度过了艰苦卓绝的岁月。她在妇女界、文化界、民主党派中做了大量细致而有成效的工作，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中共在国统区的影响力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抗战胜利后，她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参加了旧政协会议，继续为和平民主建国而奋斗。1946年她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即"制宪国大"），由于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她与中共代表团一起愤然退出。此后她回到延安，投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妇女工作。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邓颖超参与筹备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她当选为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后改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从此开始在新中国的妇女运动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她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54年后她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国家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邓颖超夫妇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周恩来作为总理一直在艰难中支撑国家运转，邓颖超则以自己的方式在幕后默默支持。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以巨大的毅力承受了丧偶之痛，继续积极投身国家政治生活和妇女工作。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颖超以年逾古稀的高龄继续为国家的发展建设鞠躬尽瘁。1983年她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全国政协主席。在政协主席任内，她积极推进政协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卓越贡献。1988年她退出领导岗位，担任中国福利会名誉主席等荣誉职务。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按照她的遗愿，她的骨灰被撒入天津海河——这是她与周恩来相识、相恋并开始革命生涯的地方。她没有留下任何私人财产，将全部存款作为党费上交。

主要活动

妇女运动

邓颖超是中国妇女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从1920年代到1980年代，她在长达六十余年的时间里始终站在中国妇女运动的第一线。她的妇女工作经历涵盖了国共合作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她都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符合实际需要的妇女工作方针。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邓颖超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国民党妇女部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合作，共同推动妇女运动。她组织了妇女补习学校、女工夜校，帮助劳动妇女提高文化水平。她参与领导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妇女运动，发动妇女支持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她推动建立了全国性的妇女抗日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为保护战争中的妇女和儿童做出了大量实际工作。她在国统区广泛开展上层妇女的统战工作，争取各界妇女名流参加抗日队伍。她还组织了妇女领袖座谈会，定期交流妇女工作情况，提出抗日救国的主张。

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名誉主席等职务。她参与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推动实现了婚姻自由、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参政等重大进步。1950年她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工作，这部法律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婚姻制度，确立了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现代婚姻制度，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她还十分关心农村妇女、少数民族妇女和知识女性的发展，提出了大量针对性的工作建议。

统战工作

邓颖超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抗日战争时期，她在重庆广泛接触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建立了良好关系。她善于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和真诚打动人，许多原来对共产党不了解甚至有偏见的人士，在与邓颖超的交往后都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民主人士胡厥文曾回忆说："邓大姐真诚、坦率，和她谈话就像和亲人说话一样自然。"

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后，邓颖超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的统战思想，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她高度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经常走访各界人士，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她还特别关心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她曾深情地说："祖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为这个目标贡献一切力量。"

国际友好活动

邓颖超在国际友好活动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代至1960年代，她多次率团出访亚非拉各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和和平会议。她出访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埃及、叙利亚等国，与各国妇女领袖建立了深厚友谊。在日内瓦妇女争取和平与裁军会议等重要国际会议上，她代表中国妇女发出和平与正义的声音。她以真诚、谦和的风格赢得了各国朋友的好感，被外国友人亲切地称为"中国妇女的友好大使"。

思想主张

妇女解放思想

邓颖超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其全部思想体系的核心。她认为妇女解放是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妇女的彻底解放，就没有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她指出，中国妇女受着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重绳索的束缚，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政权，同时实现经济独立和教育平等。

邓颖超特别强调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重要性。她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全体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只有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妇女才能真正摆脱对男子的依附。她主张国家和社会应当为妇女参加生产创造条件，包括建立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福利设施，减轻妇女的家务负担。她还主张妇女要学会自立自强，"不要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争取解放"。

婚姻家庭观

邓颖超的婚姻家庭观极其进步。她亲自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是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1950年《婚姻法》确立了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三大基本原则，废除了包办婚姻、纳妾、童养媳等封建婚姻制度。邓颖超在推动该法实施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宣传和解释工作。她指出，婚姻制度是"社会制度的缩影"，不改革婚姻家庭制度，妇女的解放就是不彻底的。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邓颖超与周恩来的婚姻堪称中国现代革命伴侣的典范。两人从五四运动相识，在共同革命事业中相爱，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他们之间互敬互爱、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关系，正是邓颖超所倡导的现代婚姻理想的具体体现。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十一年，没有生育子女，但收养了许多烈士遗孤，以博大的父爱母爱温暖了无数孩子的心灵。

统战思想

邓颖超的统战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的统战理论。她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认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她特别注意团结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等各个方面的力量。她提出统战工作要"以诚相待、以理服人"，反对简单化的说教和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她大力推动政协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创造性地发展了人民政协的理论和实践。

历史贡献

邓颖超对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贡献无人能及。她是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主要推动者和起草者之一。她在全国妇联的工作中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扫盲运动，帮助成千上万的农村妇女脱盲。她倡导并推动了"三八红旗手"评选活动，表彰在各条战线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妇女。她推动建立了各级妇幼保健网络，显著降低了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她参与制定了《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等保护妇女权益的法规。这些工作奠定了新中国妇女事业的基础，使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邓颖超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贡献同样重大。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期间，她主持修改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明确了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她提出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政协工作十二字方针，这一方针至今仍是人民政协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她推动建立了政协委员视察制度、提案办理制度等，使政协工作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邓颖超对国际妇女和平事业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她多次代表中国妇女出席国际会议，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妇女的新形象。她提出了"妇女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的观点，在国际妇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历史评价

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邓颖超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是中共党内享有崇高威望的老一辈革命家之一。在全国人民心中，她不仅是周恩来的妻子，更是一位独立的、杰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她平易近人、真诚谦和的品格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爱，人们尊称她为"邓大姐"或"大姐"。

邓颖超的个人品德受到高度赞扬。她一生清廉自律，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为自己或亲友谋取私利。她与周恩来共同约定"住房不超过规定标准""不搞特殊化""不招待公费"等生活准则，一直严格遵守。周恩来逝世后，她将周恩来的骨灰盒置于自己卧室之中，直到自己也离世。她去世后人们发现，她的全部个人积蓄只有几千元，所有贵重物品都已捐献给国家。胡耀邦在悼词中评价她："邓颖超同志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妇女界，邓颖超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她领导的妇女运动不仅改变了中国妇女的命运，也为世界妇女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许多国际妇女组织授予她荣誉称号，充分肯定了她对世界妇女事业的贡献。在普通群众中，邓颖超受到发自内心的尊敬，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大姐"。她与周恩来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更是成为一段佳话。

轶事典故

五四运动的小讲演家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年仅15岁的邓颖超是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她身材娇小、额头饱满，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小几岁，但她的胆识和口才却令所有人叹服。她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每天都在街头高声演讲。据当时《大公报》报道，邓颖超的演讲"声情并茂、慷慨激昂，观者如堵，掌声不绝"。有一次她在天津南开学校的操场上演讲，听众达数千人。演讲结束后，一位青年教师走上前来，紧紧握住她的手说："讲得太好了！你叫什么名字？"这位青年教师就是周恩来。多年后周恩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那时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不一般，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与周恩来五十年的爱情

邓颖超与周恩来的爱情故事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动人的篇章之一。两人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相识，1920年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时两人通过书信保持联系。五年后周恩来回国，1925年8月8日他们在广州结婚。婚礼极其简朴，没有鲜花、没有宴席、没有婚纱，只有一桌简单的便饭。婚后的五十年里，两人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聚少离多。但他们的感情却从未因时间和距离而变淡。邓颖超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虽然没有朝朝暮暮在一起，但我们的心始终是连在一起的。"

周恩来在世时，两人是革命夫妻的典范。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在家里，周恩来叫邓颖超"小超"，邓颖超叫周恩来"翔宇"（周恩来的字）或"老周"。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将他的一部分骨灰保存在自己卧室，每天与"他"说话。她常常对人说："恩来没有离开我，他一直在我心里。"这种跨越生死的情感令人动容。

最后的归宿

邓颖超晚年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表达自己的最后心愿："我死后，把我的骨灰撒到天津的海河里去。我是在那里参加革命的，那里是我和恩来相识的地方。"1992年7月11日她逝世后，中共中央尊重她的遗愿，于7月18日在天津举行了庄重的骨灰撒放仪式。当她的骨灰和着花瓣缓缓撒入海河时，成千上万的天津市民自发聚集在海河两岸，含泪送别这位伟大的女性。海河——这个见证了她青春岁月和革命起点的地方，最终成为了她永恒的归宿。

人物关系

邓颖超最重要的人物关系是与周恩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伴侣关系。周恩来（1898－1976），浙江绍兴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首任总理。两人于1925年结婚，没有生育子女。但他们收养了许多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包括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孙维世（中共早期党员孙炳文之女）等十几个孩子。这些孩子在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关爱下健康成长，许多人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邓颖超与宋庆龄、何香凝的关系极为密切。在1920年代的妇女运动中，三人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宋庆龄常称邓颖超为"小邓"，邓颖超则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邓颖超还长期担任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协助宋庆龄处理儿童福利工作。晚年邓颖超经常去看望病中的宋庆龄，两人在最后岁月中相互陪伴。

邓颖超与蔡畅是中共党内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蔡畅是李富春的夫人，也是中共妇女工作的老前辈。两人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有交集，回国后长期在妇女工作中合作共事，情同姐妹。邓颖超与陈香梅（陈纳德将军的夫人）也有着超越政治分歧的个人友谊。邓颖超晚年还特别关心作家冰心、复旦大学教授吴贻芳等知识女性。

参考文献

1. 金冲及主编.《邓颖超传》.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邓颖超.《邓颖超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4. 周铁男.《邓颖超的故事》.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2000年. 5. 金凤.《邓颖超——中国妇女的杰出领袖》.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 6. 康克清等.《邓颖超：永远的楷模》.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7. 刘春秀.《邓颖超与周恩来》.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 8. 李静.《邓颖超的妇女解放思想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年.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邓颖超纪念集》.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10. 薛钰.《邓颖超与中国妇女运动》.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