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

郑振铎
出生	1898年12月19日; 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
逝世	1958年10月18日（59岁）; 苏联楚瓦什共和国卡纳斯上空
国籍	中国
籍贯	福建长乐
身份	文学史家、作家、收藏家、编辑家、翻译家
代表作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文学大纲》《猫》《取火者的逮捕》
主要职务	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物局局长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8日），字警民，又字铎民，号西谛，笔名宾芬、郭源新等。祖籍福建长乐，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市）。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史家、作家、收藏家、编辑家、翻译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文物与文化遗产事业的主要开创者。郑振铎以广博的学术视野和丰硕的著述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中国文学史学科建设、俗文学研究、古籍文献保护、儿童文学创作、外国文学翻译以及美术史研究等众多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是学术界公认的"百科全书式"文化大师。他一生著述近千万字，收藏古籍逾十万册，培养了大批后继人才，其学术遗产和精神品格至今仍产生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生平

郑振铎出生于1898年12月1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其父郑善述曾在福建担任基层小吏，家境相当清贫。郑振铎年仅六岁时，父亲便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母亲郭氏以织布和替人浆洗衣物维持生计，含辛茹苦供他读书。郑振铎自幼聪颖好学，在母亲的教导下养成刻苦读书的习惯，童年时代便广泛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等大量古典小说，对文学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这段艰苦的童年经历培养了他坚毅的品格和终身不渝的对知识的渴望。

1909年，郑振铎考入温州府中学堂读书，后转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在校期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新思潮风起云涌。他开始大量接触新式教育，阅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西方学术著作以及林纾翻译的大量欧美小说，思想眼界大开。1917年，郑振铎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前身），主修英文。在古都北京求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泡在图书馆里，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系统阅读了先秦诸子、唐宋诗词到明清小说的中国经典，也大量阅读了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西方文学大师的作品。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同校的瞿秋白和在北京大学等校求学的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人，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文学、哲学和社会问题，对新文化运动充满无限向往，结下了影响终身的深厚友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郑振铎满腔热情地投身于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在创刊号上撰写了发刊词，鲜明地提出"创造新社会"的主张。该刊以改造社会、提倡民主为宗旨，共出版十九期，发表了一系列鼓吹社会改造、提倡新文化、揭露社会黑暗的文章。同年，他又与瞿秋白等人创办《人道》月刊，进一步宣传新思潮。这些早期的办刊实践为他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编辑家积累了宝贵经验。1920年冬，郑振铎与茅盾（沈雁冰）、叶圣陶、王统照、周作人、许地山、耿济之、郭绍虞、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等十二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而艺术"，提倡现实主义文学，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颓废主义和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郑振铎被推举为文学研究会的书记干事，负责起草宣言、拟定章程、联络会员等日常会务工作。

1921年春，郑振铎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他没有像同学们那样去铁路系统工作，而是应茅盾之邀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由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出版和编辑生涯。商务印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是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郑振铎在编译所最初协助编辑《小说月报》，1921年至1922年间他还参与编辑了《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等刊物。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他笔耕不辍，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大批文学评论、散文、诗歌和翻译作品。这些早期作品观念新颖、锋芒初露，引起了文坛的关注。1922年1月，郑振铎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该刊以"培养儿童的德性，增长儿童的知识，引起儿童的兴趣"为宗旨，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端。他亲自为该刊撰写童话、故事、诗歌和图画故事，先后发表了《兔子的故事》《花架的儿子》《聪明的审判官》《小人国》《大人国》等大量深受小读者喜爱的作品。《儿童世界》不仅填补了中国期刊史上的空白，更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新纪元。

1923年，茅盾因商务印书馆内部人事纠纷而辞去《小说月报》主编职务，郑振铎接任主编。他在主编《小说月报》的七年时间里，殚精竭虑，将其办成了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之一。他继承并光大了茅盾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刊物上大量发表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的文学作品，同时以大量篇幅系统译介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东欧、北欧等弱小民族文学。在他的主持下，《小说月报》先后出版了"俄国文学专号""法国文学专号""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安徒生专号"等多个专题，内容丰富多样。他还开辟了"文学论坛""读书杂记""现代文坛杂话"等专栏和栏目，活跃了文学批评和学术讨论。在任主编的七年里，《小说月报》的发行量和影响力都达到了顶峰。1922年至1923年间，郑振铎还在上海大学中文系兼任教职，与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共事，这段经历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解。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郑振铎义愤填膺，与叶圣陶、胡愈之、沈雁冰等人迅速创办了《公理日报》。《公理日报》以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为己任，积极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该报虽然只出版了短短二十三天就被迫停刊，但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成为五卅运动中一支重要的舆论力量。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郑振铎与胡愈之、章锡琛等人积极支持新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郑振铎因为平日思想进步，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被列入黑名单，处境十分危险。在友人再三劝说下，他于同年5月忍痛离开心爱的藏书和工作，乘"阿托斯"号法国邮船离开上海，流亡欧洲。

在为期一年多的欧洲流亡生涯中，郑振铎先后旅居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他几乎每天都泡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的东方阅览室里，潜心研读流失海外的中国古籍和敦煌文献，抄录了大量珍贵资料——这些资料为他后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他还参观了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等著名文博机构，对西方文化有了直接的直观了解。在巴黎期间，他系统整理了《文学大纲》的书稿。这部巨著以宏观视野将世界文学发展史与中国文学发展史进行平行叙述，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通史著作，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8年秋，郑振铎结束流亡，乘船途经日本回国。

回国后，郑振铎定居上海，继续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同时开始在大学任教。1929年，他应聘到北平的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小说史、戏曲史等课程。1931年夏，他又转至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在清华园这座学术殿堂中，他与朱自清、俞平伯、浦江清、杨树达、刘文典等一流学者共事，学术环境十分优越。他充分利用清华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资源，全力投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1932年，他的代表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由北平朴社出版。这部四卷本的煌煌巨著从先秦写到清末，配有三百八十余幅珍贵插图，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使用绘画、版画、书影等图像资料来印证文学发展历程的文学史著作，在编纂体例、史学观念和内容涵盖上都实现了重大的创新突破。

1935年，郑振铎离开清华大学，出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在暨南大学工作多年，为培养文学专业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华界沦陷，暨南大学迁入苏州河南岸的租界继续办学。郑振铎坚守上海，一边在暨南大学教书，一边积极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理事，在《抗战文艺》《救亡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抗日救亡文章，以笔为枪投入民族解放战争。1938年，他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中国俗文学史》，系统梳理了中国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发展历程，是中国俗文学研究领域具有奠基意义的经典著作。

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抗战期间郑振铎的古籍抢救工作。1940年至1941年间，上海沦为"孤岛"时期，江南许多数百年的著名藏书世家因战乱而破产凋零，大量珍贵古籍善本流散于旧书肆和市井之中。郑振铎深知这些千年国宝一旦落入日寇之手或被外国人购走，将是中国文化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等人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四处奔走筹集资金，与各地书商周旋，夜以继日地鉴定版本真伪、讨价还价购书。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他们先后购得了吴兴刘承幹嘉业堂、江宁邓邦述群碧楼、独山莫棠铜井文房、南陵徐乃昌积学斋、常熟铁琴铜剑楼等著名藏书家散出的数万册珍贵古籍，其中宋元刊本、名家稿本、明人抄本等稀世珍品不计其数。最为传奇的是购得明代著名藏书家赵琦美"脉望馆"抄校的元明杂剧六十四种——这批剧本中包含大量此前被认为已经失传数百年的元杂剧孤本，如关汉卿的《调风月》《拜月亭》、王实甫的《丽春堂》等。这批杂剧的重新发现被学术界誉为"与敦煌石室、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相辉映"，是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为了抢救这批珍贵文献，郑振铎冒着被日军宪兵队逮捕的巨大风险，常常化装外出奔走于上海的大街小巷。其间他曾被日军传讯，但他镇定自若地应对，度过了一次次危机。其胆识和毅力令人感佩，这段经历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满怀热情地投入战后文化重建工作。1945年秋，他与马叙伦、周建人等人创办《民主》周刊，担任主编之一。该刊以促进民主建国、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宗旨，发表了许多具有鲜明进步倾向的文章。1946年1月，他与李健吾共同创办了《文艺复兴》杂志，这是抗战胜利后最具影响力的纯文学刊物之一，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对于战后文学复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47年，郑振铎与马寅初、许广平、周建人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1948年，他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号召，拒绝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被任命为文化部文物局（后改为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不久又升任文化部副部长。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十多重要职务。在这些岗位上，他夜以继日地全力投入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建设。他主持制定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迹保护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等新中国第一批文物保护法规，从法律层面保障了国家文化遗产的安全。他组织开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文物普查，初步摸清了全国文物遗存的家底和分布状况。他还主持筹建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参与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改造和充实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许多流散民间的国宝级文物——如著名的西周青铜器"虢季子白盘"——被征集入藏国家博物馆。

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郑振铎多次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阿富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积极向世界介绍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和新文学的发展面貌。他还推动编辑出版了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向海外介绍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郑振铎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儒雅的风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赢得了广泛的尊敬。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和阿联酋。当晚，代表团所乘的图-104客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飞往莫斯科。次日凌晨，飞机在苏联楚瓦什共和国卡纳斯附近上空遭遇恶劣天气，失控坠毁，机上包括郑振铎在内的全部人员不幸遇难。郑振铎享年五十九岁。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著名翻译家王任叔（巴人）、外交家张德麟等十六人。噩耗传回国内，举国震惊，中国文化界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10月31日，首都各界千余人在首都剧场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文化部部长茅盾亲致悼词，高度评价了郑振铎光辉的一生。

文化教育事业

郑振铎是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最重要的建设者和推动者之一。在编辑出版领域，他一生先后主编或参与编辑了《小说月报》《儿童世界》《文学周报》《文学季刊》《文艺复兴》《民主》《文学》等十余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刊物，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发表平台和传播渠道。他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期间，系统规划并组织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大学丛书》等大型丛书，对于现代中国文化传播和学术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还特别注重图书的装帧设计和插图质量，强调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开创了中国现代出版注重书籍整体设计的新风尚。

在高等教育方面，郑振铎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高校，讲授中国文学史、小说史、戏曲史、民间文学等课程。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善于用具体文学作品的精妙分析来说明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许多外系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他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长期被用作大学中文系的标准教材，影响和造就了几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和教育者。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的文学史家和学术领域的骨干力量。

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郑振铎作为新中国首任文物局局长，从制度框架的空白处起步，逐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文物保护管理体系。他不仅主持制定法规、组织全国普查，还亲力亲为地参与珍贵文物的鉴定、征集和抢救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的文博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为日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

在民间文艺和俗文学保护整理方面，郑振铎是中国俗文学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也是中国民间文艺科学研究的推动者。他主持编辑了大型文献丛刊《古本戏曲丛刊》初集至四集，收录历代珍贵戏曲文献四百余种；编选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系统辑录中国古代版画艺术的精品；还推动了《敦煌变文集》等重大文献整理项目。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有组织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各民族民间歌谣、神话、传说、故事得到了系统的记录和整理保存。

主要贡献

郑振铎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他的贡献覆盖了中国文学史研究、俗文学研究、古籍文献保护、儿童文学创作、外国文学翻译、美术史研究等众多领域。

一、开创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郑振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全书分四卷凡六十二章，上起殷商时代的卜辞歌谣，下讫清末民初的文学变革，以全新的"进化"视角系统阐述了中国文学数千年发展的历史。该书最大的创新在于毅然打破了以"纯文学"——即以诗文为正统——为中心的传统格局，将小说、戏曲、弹词、宝卷、变文、诸宫调等历来不入正统文学史法眼的俗文学形式全面纳入文学史叙事体系，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视野和涵盖范畴。书中大量采用绘画、版画、书影、石刻拓片等图像资料，以"图说"的方式直观呈现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开创了"图文互证"的学术范式。他还引入比较文学的方法，在叙述中国文学时随时注意与世界文学进行横向参照和对照。这部著作在出版当年即引起轰动，再版多次，至今仍被视为中国文学史编纂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二、奠定俗文学研究的学科基础。1938年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是郑振铎俗文学领域的扛鼎之作。全书十四章，系统论述了从先秦歌谣、汉魏乐府、六朝民歌、唐代变文、宋元话本、金元戏曲到明清小说、弹词、宝卷等整个俗文学的发展演变的完整脉络。他首次在学术层面上确立了"俗文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将俗文学系统划分为诗歌、小说、戏曲、讲唱文学、游戏文章五大类别，对其基本特征、历史源流和演变规律做了深入而系统的分析和论述。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俗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中心动力"，认为雅文学与俗文学的持续互动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部著作奠定了中国俗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术地位，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不可绕过的基础性经典。

三、抢救祖国古籍文献立下永垂史册的功勋。抗战期间郑振铎在上海进行的文献抢救工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令人感佩也最为悲壮的一页。他参与组织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在资金极为匮乏、环境极为险恶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共抢救了约四万八千册珍贵古籍善本。其中最为重大的收获是购得赵琦美"脉望馆"抄校元明杂剧六十四种，内含大量此前被认为已经失传的元杂剧孤本，其学术价值无法估量。此外还抢救了江南多家著名藏书楼散出的海量善本。这些古籍的安全转移和最终入库，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一笔不可替代的珍贵文化遗产。

四、开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1922年创办的《儿童世界》周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刊物。郑振铎为该刊付出了大量心血，在上面发表了大量原创和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涵盖童话、故事、诗歌、寓言、科学小品、图画故事等多种体裁。他翻译介绍了安徒生、格林兄弟、伊索、王尔德等世界著名儿童文学大师的作品。他的儿童文学作品语言清丽优美、想象丰富奇特、寓教于乐、春风化雨，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树立了典范。他提出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和"把最好的东西给儿童"的文学理念，对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

五、中外文学交流中翻译家的贡献。郑振铎一生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成果丰硕、影响广泛。他翻译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飞鸟集》《新月集》《吉檀迦利》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译笔清丽流畅、韵味悠长，完美传神地传达了泰戈尔诗歌的哲思与诗意之美。他还翻译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选、高尔基的《海燕》《意大利童话》以及大量东欧、北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他的译作为开阔国人的世界文学视野、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做出了显著而重要的贡献。

六、版画与美术史研究的开拓。郑振铎编选的《中国版画史图录》是中国版画史研究领域不可绕过的经典性文献汇编。他还收藏了大量古代版画、木版年画、画谱、笺谱等美术品，并在此基础之上对中国版画艺术的发展历史做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是这一学术领域的先驱者之一。

学术思想

郑振铎的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开放性和体系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培育的民主、科学、开放的学术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卓越代表。

在文学史观方面，郑振铎旗帜鲜明地主张用"进化"的观点和开阔的视野来审视中国文学的漫长发展历程。他坚决反对传统文学史家"贵古贱今""崇雅贬俗"的正统保守立场，坚定地认为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辩证的进化过程，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文学成就和不可取代的审美价值。他特别强调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中的引擎推动作用和源头活水地位，大胆地提出"中国文学史的中心是俗文学"这一振聋发聩的学术命题。他认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并非来自文人的雅文学创作，而是源自民间文学持续的滋养、影响和不断推陈出新——历代文学的繁荣时期，归根结底都是民间文学进入文人创作领域并与之碰撞交融的结果。这一具有革命性的观点从根本上重构了中国文学史叙事的理论框架。

在文学创作观念上，郑振铎坚定不移地信奉"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理念。他是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文学宗旨最主要的阐释者和践行者之一，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推动社会进步。他在《新文学观的建设》等论文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见解，认为文学的使命在于"表现人生、批评人生、指导人生"。他自己的散文和小说创作也严格遵循这一原则，作品多取材于个人真实的现实生活体验，情感细腻真挚、观察入微深入。他的《猫》系列散文通过对日常琐事的娓娓道来，抒发深沉的感触和对生命与人生的哲学思考，笔法洗练、意境悠远，是中国现代散文宝库中的精品。他的历史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以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间的故事为题材，借古喻今、以洋喻中，表达了反抗压迫、追求光明、为真理而献身的崇高主题，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精神和战斗品格。

在文化遗产观方面，郑振铎具有超越同时代人的强烈的文化保护意识和前瞻性眼光。他始终将古籍文献的保护与中国文化的延续和民族精神的传承紧密联系在一起，视之为刻不容缓的急迫事业。他提出了"书是天下之公器"的先进的藏书理念，主张私人藏书最终应当化私为公、归公所有，以服务于广大的社会和学术研究。他不仅将这一理念完完全全地贯彻到自己的收藏实践中，生前即将大批珍贵藏书无偿捐献给了国家，还积极推动国家层面的文物保护制度的建设。他的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和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历史评价

郑振铎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卓越人物，其一生的事业和品格赢得了各界一致的尊敬和高度评价。

茅盾对这位将近四十年的挚友评价得最为精当和到位，称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强调他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在工作中踏踏实实、在待人接物中真诚宽厚。叶圣陶在纪念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振铎的性格，可以用'热情'二字来概括。他对于朋友，对于事业，对于国家，无不充满燃烧般的热情。他的学术研究也是带着满腔热情去做的，所以他做出的成果是有温度的，带着生命的暖意。"巴金晚年回忆说："振铎先生是我在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之一，他的鼓励和提携让我终生难忘。没有他当年的帮助，我可能不会那么顺利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在学术界，郑振铎被公认为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创建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文学史家王瑶先生指出："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方法论和视角上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它把历来被正统文学史家所忽视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全面地纳入了文学史的叙述体系，极大地拓宽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高度评价说："郑振铎是真正懂得中国文学的人，他的俗文学研究具有开天辟地的创始之功，至今在这一领域内无人能够超越他的建树。"香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称郑振铎是"近百年罕见之通儒"。

在古籍保护领域，郑振铎的功绩更是有口皆碑、青史留名。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先生感慨地说："没有郑振铎先生当年冒着生命危险的抢救，今天国家图书馆的善本收藏至少要减少三分之一。"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先生将郑振铎比作"民国时代的刘向"，认为他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中保存先秦以来文献的功绩，完全可以与汉代刘向校理群书的光辉业绩相媲美。

1958年郑振铎不幸罹难后，北京、上海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活动。毛泽东主席送了花圈，周恩来总理也表示了深切的哀悼。1988年、1998年和2008年，文化界和学术界先后举行了郑振铎诞辰九十周年、一百周年和一百一十周年的纪念大会和学术研讨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他在文化事业方面历久弥新的杰出贡献。

轶事典故

嗜书如命。郑振铎爱书达到了痴迷忘我的程度。他以"见到好书就像年轻人见到恋人一样"来形容自己买书时的心情。每月收入大半用于买书，以至于常常过着节衣缩食的拮据生活。有一次他在上海一家旧书店偶然发现一部罕见的宋版《白氏文集》，书商索价甚高，他手中钱不够，当即回家将妻子的一件贵重皮袄送进当铺，凑足了钱飞奔回去把书买下。妻子后来得知此事，哭笑不得。他对朋友坦然地说："饿肚子尚可忍受，好书却不可不买。"

三千大洋的国宝争夺战。1930年代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大量流散，其中有一批极其珍贵的宋元善本流入了上海书市。郑振铎得知有日本人也正在觊觎这批书，急得彻夜不眠。他四处奔走借了三千大洋巨款，才抢在日本买家之前将这批国宝级的古籍买下，避免了珍贵文化遗产的流失。为此他节衣缩食了整整一年多才还清债务，但他由衷地觉得这件事做得比什么都值得。

决不当亡国奴。上海沦陷期间，日伪方面多次企图拉拢这位知名学者为其服务。郑振铎每次都果断拒绝，并表示决不事敌。他隐居在上海一条窄小的弄堂里，以"抄书"的名义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古籍抢救工作。他化名"陈敬夫"，深居简出，白天躲在家中整理资料，夜晚才敢外出活动。在这段最黑暗的日子里，他每天靠粗茶淡饭维持生活，但学术研究从未中断。

西谛书跋。郑振铎每购得一部好书，无论多么疲惫，总要在卷尾题写一段跋文，记录购书的经过和当时的心情。这些书跋文笔优美、情感真挚、信息丰富，独立来看就是一篇篇极好的散文小品。这些书跋后来由其哲嗣郑尔康先生悉心辑录为《西谛书跋》一书出版，成为藏书界和学术界极为珍视的文献。这些书跋不仅记录了郑振铎个人曲折的藏书经历，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折射出一位爱国学者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对中华文化的不渝坚守。

人物关系

与茅盾（沈雁冰）的关系：郑振铎与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最为人所称道的一对挚友。两人在1920年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此后长期保持密切合作。茅盾将郑振铎引入商务印书馆，改变了郑振铎的人生轨迹；郑振铎则接替茅盾主编《小说月报》，使这份重要刊物得以持续发展壮大。新中国成立后，茅盾任文化部部长，郑振铎任副部长，二人在同一个单位再次共事。两人的友谊从青年时代开始持续了近四十年，始终亲密无间，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段难能可贵的佳话。

与瞿秋白的关系：郑振铎与瞿秋白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时期朝夕相处的同窗好友。1919年二人共同创办《新社会》旬刊，这是二人友谊的见证。瞿秋白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后，两人虽见面机会渐少，但真挚的情谊未变。瞿秋白1935年牺牲后，郑振铎不顾白色恐怖带来的风险，积极参与保存和整理烈士的遗稿文稿。

与叶圣陶的关系：郑振铎与叶圣陶相识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是文学研究会的共同发起人，也是彼此最为信任的工作伙伴。两人合作的时间最长，从1921年相识起直到1958年郑振铎去世，近四十年间友谊始终如一，历久弥新。

与张元济的关系：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前辈张元济先生是一段令人感佩的忘年之交。抗战期间两人共同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联手抢救了大量的珍贵古籍。

参考文献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7年.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8年.
陈福康.《郑振铎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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