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 钱穆 | |
|---|---|
| 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 |
| 出生/逝世 | 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
| 国籍 | 中国 |
| 籍贯 | 江苏无锡 |
| 身份 | 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教育家 |
| 主要成就 | 《国史大纲》作者、中国通史研究、先秦诸子研究 |
生平
钱穆，原名钱恩鑅，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等，1895年7月30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初九）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七房桥村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钱承沛为乡绅，重视教育。钱穆七岁入私塾，先后就读于果育小学和常州府中学堂。1911年，因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钱穆被迫辍学，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自学道路。他后来曾在无锡、厦门、苏州等地任小学和中学教师，利用业余时间苦读经史子集，治学极为勤勉。他的求学经历极为坎坷——没有大学的正式教育背景，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全凭一己之勤奋与才智成就了大学问。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一个极为罕见的例子。
钱穆任教于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期间，每日清晨四点即起，苦读《孟子》、《文史通义》、《新民晚报》等，其学问在自学中日益精进。他在此期间撰写了《论语文解》等早期著作，虽然当时只是一个小学教师，但其学术思考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十年中小学教师生涯虽然艰苦，却为他打下了极为扎实的文献功底。1923年，他应聘至厦门集美学校任教，后转至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此完成了《论语要略》、《孟子要略》等早期著作，这些著作已经显示出他深厚的经学功底和独到的学术见解。这段时间的钱穆虽身处中学教席，但其学术造诣已经引起学界的注目。
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而一举成名。这篇论文以翔实的考证驳斥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刘歆伪造群经说"，论证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的可靠性，为今古文经之争提供了新的视角，震动整个学术界。同年，他受顾颉刚推荐，北上至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正式进入大学学术圈，这一年他已经三十五岁。此后，他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名校，讲授中国通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等课程，以其博大精深的学问和生动鲜活的讲授风格，深受学生欢迎。
抗日战争爆发后，钱穆随校南迁至昆明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他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中奋笔疾书，仅用一年时间即完成了其代表作《国史大纲》。他在该书前言中提出了著名的"温情与敬意"之说，强调国人对本国历史应抱有温情和敬意，而不可妄自菲薄。这部著作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中出版发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历史自豪感，成为抗战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历史著作之一。
1949年，钱穆离开大陆，先到香港，后赴台湾，从此再未返回大陆。在香港期间，他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共同创办了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在西方文化强势冲击的香港社会坚守中国文化本位。新亚书院的创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为在海外传承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1967年，他移居台湾，定居台北外双溪，此后二十余年间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直至生命的终点。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逝世，享年九十六岁。其一生著作等身，据不完全统计，共出版学术著作八十余部，字数超过一千五百万字，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著述最为丰硕的学者之一，堪称"中国最后一位国学通儒"。
学术贡献
钱穆在经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他对论语从论语要略到论语新解历时数十年完成了从文本考证到义理阐发的完整学术历程。他的论语新解在现代论语研究著作中独树一帜，既不同于清代汉学的训诂考据也不同于宋明理学的心性阐释，而是以通儒的视野融考据、义理和辞章于一炉。他对尚书的研究也颇有心得，提出了关于尚书各篇真伪和时代问题的新见解。他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以独特的视角梳理了中国思想从先秦到近代的发展脉络，对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互动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虽然与时代的主流思潮不合，但正是这种不合时宜赋予了他的学术以独特的价值。
钱穆在经学研究方面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他对论语从论语要略到论语新解历时数十年完成了从文本考证到义理阐发的完整学术历程。他的论语新解在现代论语研究著作中独树一帜，既不同于清代汉学的训诂考据也不同于宋明理学的心性阐释，而是以通儒的视野融考据、义理和辞章于一炉。他对尚书的研究也颇有心得，提出了关于尚书各篇真伪和时代问题的新见解。他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以独特的视角梳理了中国思想从先秦到近代的发展脉络，对儒释道三家的思想互动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虽然与时代的主流思潮不合，但正是这种不合时宜赋予了他的学术以独特的价值。
钱穆的学术贡献覆盖了中国通史、学术思想史、文化史和经学等多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有开创性或集大成式的成就。
在中国通史研究方面，钱穆的《国史大纲》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最著名的通史著作之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书以"文化史观"统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大阶段，注重从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思想三个维度全面把握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将"民族精神"和"文化意识"作为贯穿中国历史的主线，强调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连续性和独特性，有力地回应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停滞论"和"中国不如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书中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科举制度、选官制度等的分析，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在学术思想史研究方面，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堪称该领域的扛鼎之作。《先秦诸子系年》通过精密的考证，重新整理了先秦诸子的生卒年代和学术传承关系，为研究先秦思想史提供了可靠的年代框架，被梁启超誉为"极精粹"之作。他在该书中对《史记》中关于诸子纪年的记载进行了系统纠正，考证之功令人叹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系统梳理了明末清初至晚清的学术流变，对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章学诚等学者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并称双璧。钱著的特色在于更侧重考据与义理的结合，注重揭示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中国文化史研究方面，钱穆一生致力于阐发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思想史》等著作中，提出中国文化以"和合"为基本精神，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他认为中国文化并非西方学者所批评的"停滞不前"，而是在"常中求变"中保持着自己的发展节奏。他特别强调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对"心性之学"、"内圣外王"等儒学核心命题进行了深入阐释。他提出中国文化的"一天人、合内外"的特点，认为中国文化注重内在超越而非外在超越，这一观点在国际汉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经学方面，钱穆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进行了系统的现代诠释。他的《论语新解》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读《论语》，融合了历代注疏的精要和现代的阐释方法，成为现代读者了解《论语》的重要入门著作。他对《尚书》、《诗经》、《周易》等经典也多有创见，自成一家之言。
主要成就
钱穆的主要成就首先体现为《国史大纲》的卓越学术价值。这部八编四十六章、约六十万字的巨著，自1939年脱稿以来，至今已再版数十次，影响了几代中国历史学者。书中最著名的论断包括：中国历史并非"封建专制"的简单演进，而是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逻辑；中国政治制度在古代就已经发展出了高度成熟和精密的体系，如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地方自治制度等；中国传统社会并非"黑暗专制"，而是存在着"士人政治"的独特模式，即由读书人组成的士大夫阶层参与国家治理。这些观点虽然在学术界存在争议，但其启发意义无可否认。
其次，钱穆对先秦诸子研究的贡献同样卓越。他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证了包括孔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在内的数十位先秦思想家的生卒年代、游历行迹和著作时间，纠正了前人的诸多错误。这一工作为后人的思想史研究扫清了基础性的障碍，使先秦思想史的研究有了可靠的年代坐标。
再次，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这一事业在文化史上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教育本身。新亚书院以"为中国文化作狮子吼"为宗旨，在1950年代的香港——这个被西方文化强烈冲击的华人社会里——坚守中国传统文化本位，培养了大批具有中国文化认同感的毕业生。新亚书院后来与联合书院、崇基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使中国文化的薪火在海外得以延续。新亚书院的办学理念和钱穆的文化坚守，成为港台地区"新儒家"的重要精神源头。
最后，钱穆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了约一千五百万字的著述。其著作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涵盖了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教育等各个方面。他的治学方法体现了"通儒"的理想——不囿于现代学术的狭窄学科划分，而是以博大的视野把握中国文化的全貌。他的文字平实流畅、深入浅出，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较强的可读性。
思想与影响
钱穆的温情与敬意史观不仅是一种学术态度更是一种文化立场。他在抗战时期提出这一理念是要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重建国人的历史自信。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对自身的历史没有感情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它和发展它。他的这一主张获得了广泛的共鸣，成为中国文化本位论最有力的学术支撑。钱穆对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主张将儒家思想的精华如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抽绎出来与现代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他反对将儒家简单等同于封建礼教，认为儒家思想中含有许多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他的这些观点在1980年代后儒家复兴的大潮中产生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钱穆的温情与敬意史观不仅是一种学术态度更是一种文化立场。他在抗战时期提出这一理念是要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重建国人的历史自信。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对自身的历史没有感情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它和发展它。他的这一主张获得了广泛的共鸣，成为中国文化本位论最有力的学术支撑。钱穆对儒家思想的当代诠释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主张将儒家思想的精华如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抽绎出来与现代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他反对将儒家简单等同于封建礼教，认为儒家思想中含有许多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他的这些观点在1980年代后儒家复兴的大潮中产生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钱穆思想的核心是"中国文化本位论"。他坚信中国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不应被西方标准所衡量。他批评五四以来激进的反传统思潮，认为全盘西化是"文化自杀"。他主张在保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钱穆的"温情与敬意"史观是中国现代史学中的重要流派。他反对将中国历史简单地视为黑暗、落后的"封建社会"，主张研究者应在深入了解史料的基础上，对古人的处境和选择予以"同情的理解"。这一史观与以"科学"、"进步"为标尺的西方式历史评价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学术界引起了持久的讨论。他的《国史大纲》前言中那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已成为中国史学史上最经典的名言之一。
钱穆对当代中国学术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国学和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在港台地区，他的学生和追随者形成了"新儒家"的重要分支，他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均深受他的影响。在大陆学术界，钱穆的著作自1980年代重新出版以来，同样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大陆学者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
不过，钱穆的观点也遭到了不少质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批评他的"文化史观"忽视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将中国文化理想化和浪漫化。一些自由派学者则认为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过于极端，忽视了中国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如专制传统和等级观念等。但无论褒贬，钱穆作为中国现代最杰出的国学大师之一，其学术贡献和思想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他的著作至今仍然是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历史评价
在中国现代史学界，钱穆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向现代史学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不像胡适、傅斯年那样急于将中国历史纳入西方学术范式的框架，而是致力于从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出发理解中国历史。这种治学取向使他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独树一帜，形成了独特的"钱穆学派"。
钱穆以自学成才著称。他仅在中学读了几年书便因战乱辍学，一辈子没有大学文凭，更从未出国留学，却最终成为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学术宗师。这一经历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励志的传奇。严耕望评价钱穆说："近六十年中，以一人之精力，著书之富，影响之广，实无出其右者。"
在港台学术界，钱穆被尊为"国学大师"和"一代儒宗"。他的《国史大纲》被列为大学必读书目，影响了好几代青年学子。在大陆，1980年代后钱穆著作大量重印，引发了持续的"钱穆热"，至今不衰。他的学术思想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轶事典故
钱穆自幼刻苦自学的精神令人敬佩。他曾在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记述，在任教无锡四小期间，他每日清晨四点起床读书，苦读三年，读完了《孟子》、《史记》、《文选》等大量古籍。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的学问全是自修得来的，没有一个严格的师承。每读一书，必从头至尾，一字不遗。"
钱穆在宜良岩泉寺撰写《国史大纲》的经历堪称学界佳话。当时他住在寺中一间小屋里，每日清晨即起，伏案写作。据说他写作时全神贯注，连寺中钟声和诵经声都充耳不闻。在一年时间里，他写成了这部六十万字的巨著，其写作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人叹服。
钱穆和胡适之间既有学术交锋，又有个人情谊。两人在中国文化的评价上观点对立——胡适主张全盘西化，钱穆坚持文化本位。但在生活中，胡适对钱穆颇为赏识，曾力荐钱穆到北大任教。钱穆虽不赞同胡适的学术观点，但也承认胡适"提携后进"的雅量。
钱穆晚年双目失明，但仍然口述完成了多部著作。他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中，靠记忆力口述完成了《晚学盲言》等著作，其学术生命力之旺盛，令人感佩不已。
人物关系
钱穆的妻子张一贯在他1949年离开大陆时留在了苏州，两人从此天各一方，再未相见。钱穆在香港和台湾期间，续娶了胡美琦，胡氏在其晚年生活中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料。
钱穆在学术界的交游极为广泛。他与顾颉刚的交往最为重要——顾颉刚慧眼识珠，发现并推荐了当时还只是中学教师的钱穆，使之进入大学学术圈。他与胡适既有学术交锋也有个人情谊。他与吕思勉、陈寅恪、冯友兰等学者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和哲学的最高阵营。
钱穆的学生中，严耕望、余英时等人后来都成为享誉国际的学者。严耕望继承了钱穆的治学路径，在中国制度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余英时则在新儒家和文化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参考文献
1. 钱穆. 国史大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0. 2. 钱穆. 先秦诸子系年[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3. 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4. 钱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83. 5. 余英时. 钱穆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4. 6. 汪荣祖. 钱穆论学[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2000. 7. 严耕望.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92. 8. 李木妙. 国史大师钱穆传[M].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