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式模型
链式模型是描述技术创新过程的一种框架,由工程师斯蒂芬·克莱恩与美国经济史学家内森·罗森伯格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它的核心主张是:创新并不从科学研究开始,而从不被满足的市场需求开始;科学不是链条的起点,而是链条上每个环节随时可以调用的资源。这一模型在1980年代后期引起广泛注意,此后成为创新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过程图式之一。
提出的背景
克莱恩1985年在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系的一份研究报告中首次系统表述了这一模型,1986年与罗森伯格合作,在《正和博弈》一书的章节里进一步展开。当时的背景是,线性模型已经受到大量实证质疑,但替代方案大多只是把箭头调转方向,从"技术推动"改为"市场拉动",仍然是单向的。克莱恩与罗森伯格想画的是一张有回路、有旁路、有多处知识接口的图。
中文文献对两位作者的名字译法不一,常见"克莱因"、"克莱恩"等写法,容易与同名的其他人混淆;较准确的译法是斯蒂芬·克莱恩与内森·罗森伯格。[1]
五条路径
这张图之所以被称为"链环—回路",是因为它同时画出五条不同的路径。
第一条是中心链。它从潜在的市场需求出发,经发明与初步设计、详细设计与试验、再设计、生产,直到销售。这条链是串行的,但它只是"逻辑上的顺序",实际工作中各环节大量并行。
第二条是反馈回路。中心链的每一个下游环节都有箭头指回上游:销售发现的问题直接反馈到再设计,生产遇到的困难反馈到详细设计。这些短回路是模型最实用的部分,它解释了为什么"先做出来再改"在工程上往往有效。
第三条是知识连接。中心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一条箭头指向"知识库",再从知识库指回来。含义是:任何环节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可以去调用已有的科学知识,而不必自己从头研究。
第四条是研究活动。当知识库里也没有现成答案时,才启动专门的研究,研究结果回流到知识库,再进入链条。这条路径把研发放在了"支援"的位置,而不是"起点"的位置。
第五条是科学与创新的双向关系。重大的科学突破可以催生全新的产业,半导体与激光是常被举的例子;反过来,创新中产生的仪器、数据与问题也在推动科学。两条箭头方向相反,构成一个闭环。
它改变了什么
最直接的改变是对研发位置的重新理解。在线性模型里,研发是链条的第一段,没有研发就没有后面的一切;在链式模型里,研发是随时待命的支援力量,它的规模与方向应当由链条上遇到的问题来决定。这一转变对企业的实际含义是:研发预算不应当按"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机械设定,而应当按"哪些环节反复卡住"来配置。
第二个改变是对"科学"的理解。科学不再是创意的来源,而是解决问题的工具库。这意味着企业即使不做基础研究,也需要有能够读懂外部科学的能力,否则连"该调用什么知识"都判断不了。
第三个改变是政策含义。若创新的起点在市场,那么单纯增加上游科研投入未必带来更多创新,还需要在市场端、工程端、标准与采购端同步安排。这一思路后来演化出"创新链"的说法,虽然表述上又回到了链条隐喻,但重心已与线性模型不同。[2]
与流程管理的关系
链式模型对项目管理的直接影响,是把"评审"从节点改成回路。传统的阶段评审只在阶段结束时发生,链式模型则要求在每个环节都保留返回上游的通道:详细设计发现原理不通,应当能退回发明阶段重来,而不是硬着头皮往下走。
这一要求在实践中很难落实,原因是返工没有预算科目。项目立项时按线性顺序分配的时间与经费,一旦需要回退,就要向上级解释为什么超支。多数团队因此选择"先往下做,问题后面再补",而补的成本通常远高于当初回退的成本。这是链式模型最容易被组织现实消解的地方。
局限
第一是描述性过强。模型能说明"有哪些环节与连接",却无法指出哪一环对创新绩效起决定作用;用它做诊断,容易得到"各方面都要加强"这类没有优先级的结论。
第二是范围偏窄。它主要描述单个技术创新项目内部的流程,对企业战略、组织结构、文化、人力资源管理这些同样影响创新的因素着墨很少。后来的研究者指出,创新不只是知识与技术问题,还必须放回企业环境中考察。
第三是它对"服务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解释力较弱。这两类创新没有清晰的"设计—试制—生产"链条,中心链的隐喻不太适用。
第四是它容易被简化为一张挂在墙上的流程图。一旦被简化为流程,反馈回路与知识连接往往最先被省略,剩下的部分反而比线性模型更僵硬。
在中文语境中的使用
链式模型在中国的创新研究里出现频率很高,常被用来解释两类现象。一类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中心链从市场需求出发,知识连接指向国外已有的技术知识,反馈回路解释为何"用中学"能带来改进。另一类是产学研结合的困难:模型显示知识连接本应贯穿全链条,而现实中这条连接往往只存在于项目立项阶段,进入详细设计后就断了。
这两个用法都说明,链式模型的价值不在于描述得多准确,而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可以逐条核对的接口清单——哪一段有反馈、哪一段有知识调用、哪一段是断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