闳夭(先秦时期人物)
闳夭(闳,音洪),闳氏,名夭,商末周初大臣。他与散宜生、太颠、南宫适并称“文王四友”,是周文王、周武王两朝的核心辅臣之一。《尚书·君奭》记周公旦追述文王旧臣,列举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五人,闳夭居其二,可见其在周人开国记忆中的位置。
闳夭最为后世所称的,是参与营救被纣囚于羑里的文王一事:他与同伴搜求美女、文马、奇物以赂纣,使文王获释。此外,《墨子·尚贤上》记“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将其视为起于微贱而被拔擢的贤者典型。先秦文献对其记载零散,事迹多存片段,但其人作为“周初功臣集团”的一员,在周人建国的叙事中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名字、族属与“闳”字之解
闳夭之名,古籍中写法基本一致,唯《尚书大传》《孔丛子》等书或作“宏夭”。“闳”字本义为巷门,《说文解字》云“闳,巷门也”,引申为“大”“广”,《礼记·月令》有“其器闳以奄”之语,郑玄注“闳,大也”。以“闳”为氏,在商周之际并不罕见,或以所居之地、或以职事得称。
至于族属,史无明文。汉唐注家多以“闳”为氏、以“夭”为名,视为异姓之臣。清代学者梁玉绳《史记志疑》则疑“闳夭”与“散宜生”“太颠”同属“文王四友”,皆为“异姓之贤者”,与姬姓宗室中的虢叔、南宫括分属两类。这一区分颇为重要:它说明文王的人才网络并不限于宗族,而是兼收并蓄。
“夭”字作人名,在后世看来稍觉不祥,但在上古并不罕见。《诗经·桧风·隰有苌楚》有“夭之沃沃”之句,毛传训“夭”为“少好貌”,即少壮美好之意。以“夭”为名,或取“少壮”之义,与“寿”相对,未必含贬。今人读古书,若以现代语义揣度“夭”字,便容易生出误解。
文王被囚与“美女文马”之赎
闳夭事迹中最著名的一段,是营救文王出羑里。
《史记·殷本纪》记纣王“囚西伯于羑里”,又说“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同一事,《史记·周本纪》的写法是“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
两处记载互相补充,可注意者有三。其一,“有莘氏美女”与“骊戎之文马”是具体的物名,非泛泛而言“珍宝”,说明这段记忆在战国秦汉之际已有相当细密的传述。其二,献物须“因殷嬖臣费仲”,即必须走纣王宠臣的门路,这一点极堪玩味:它显示周人当时尚处于“事商”的姿态,须以贿赂求存,而非后来叙事中的“三分天下有其二”。其三,纣王“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此即所谓“专征伐”之权,周人后来以此为自己的军事扩张寻求合法性。
闳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史记》以“闳夭之徒”四字概之,未详其谋。但他是“求美女奇物善马”这一行动的主持者,则可以肯定。后世论者常将此与被囚之辱、忍辱负重联系起来,视闳夭为“以权济难”的谋臣,而非仅以武勇见称的将领。
“文王四友”名单的分歧
“文王四友”是后世追认的一个组合,其名单并不统一,这一点常被忽略。
《尚书大传》的说法是:“文王有四臣:南宫适、散宜生、闳夭、太颠。”此说以四人为“四臣”,不含太公望。
《孔丛子·居卫》则记:“文王得四臣焉:闳夭、太公望、南宫适、散宜生。”这一名单把太公望列入,而剔除了太颠。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又有“文王……得太公望、闳夭、散宜生、南宫适”之说。
歧异的关键在于太公望。太公望年辈较长,且其归周的时间、方式在文献中本有异说(一说“钓于渭滨”,一说“东海上人,盖尝穷困”),故是否算入“文王旧臣”的核心圈子,注家意见不一。闳夭则在所有名单中均居其列,可见其“四友”身份最为稳固。
这种名单的不确定性,提示我们:所谓“四友”“四臣”,并非当时实有的制度性称谓,而是战国以降学者对“文王之所以兴”的一种归纳。归纳的标准,是“贤者归之”这一政治理念,而非严格的职官或年辈。闳夭之所以始终在内,正因他兼具“贤”与“功”两项:既是《墨子》所称的“举于罝罔”之贤,又是《史记》所记的营救文王之功臣。
《尚书·君奭》中的“五臣”序列
闳夭在周初政治中的实际分量,可从《尚书·君奭》看出。
《君奭》是周公对召公的诰辞,主旨在于说明“辅臣之不可缺”。周公历数殷周兴亡之故,说:“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又说:“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指出,前举五人而后言“四人”,是因为虢叔先死,故不计。
这段文字有三层意义。其一,闳夭被列入“文王五臣”,与虢叔这样的宗室重臣并列,说明其地位不低于姬姓贵族。其二,周公列举这五人,是为了向召公说明:文王之所以能“修和有夏”,靠的是这批人;如今成王年幼,也需要类似的辅臣,故召公不可轻去。其三,这段话把“贤臣”提到了王朝兴衰的高度,成为后世“君臣共治”论的重要经典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君奭》所举五人中,虢叔、南宫括为姬姓,闳夭、散宜生、泰颠为异姓。这一构成,与周初“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原则并不冲突,因为“后”指盟誓位次,非指政治参与。异姓贤者得以进入核心决策圈,正是周人“亲亲”与“尊贤”并行的体现。
“举于罝罔”与尚贤话语
《墨子·尚贤上》的一段话,为闳夭的形象增添了另一重色彩:“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罝罔”即捕兽的网。墨子说闳夭、泰颠本是捕猎之徒,被文王从山野网罟之间拔擢出来,授以政事,于是“西土服”。这一说法与《史记》所记“求美女文马”的谋臣形象大不相同:前者强调出身微贱而才德可取,后者强调委曲求全以济君难。
两种形象并不必然矛盾,但来源不同。《史记》所本,大约是战国流传的“殷周故事”;《墨子》所本,则是墨家自创的“尚贤”谱系。墨子为了论证“官无常贵、民无终贱”,需要一批“起于微贱”的古圣贤作为例证,于是把闳夭、泰颠塑造成“渔猎之贤”。这种“重述”是否合乎史实,今已难考,但它对后世影响极大。
汉代以后,“文王举闳夭于罝罔”成为“举贤不避贱”的常用典故。《说苑·尊贤》《韩诗外传》皆有类似表述。唐宋以降的类书、蒙书,也多沿用此说。于是闳夭在历史记忆中就同时具有两副面孔:一是营救文王的谋臣,二是出身寒微的贤者。前者关乎“忠”,后者关乎“才”,二者共同构成了他的完整形象。
后世的追述与评价
闳夭在后世的评价,大体围绕“功臣”与“贤者”两条线索展开。
《汉书·古今人表》将上古至秦的人物分为九等,闳夭列于“上中”,与散宜生、南宫适同列。班固的排列标准是“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恶”,即“仁人”之次。这一评定,代表了汉代儒者对闳夭的基本判断:其德足以称贤,其功足以称臣。
唐代以降,闳夭常被列入“周室功臣”的祀典讨论。唐开元年间置“武成王庙”,以历代名臣配享,其中即有“闳夭”之名(见《唐会要》卷二十三)。宋以后,此类祀典屡有增损,闳夭的位置时有出入,但总体上被视为“周初开国功臣”的代表之一。
明清之际的学者,则多从文献考据的角度审视闳夭。顾炎武《日知录》论“文王四友”,指出诸书名单互异,当以《君奭》所举为准;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则辨《君奭》文义,认为周公所举五人皆“文王时已登用者”。这些讨论虽属细节,却反映出清人对“上古史”的谨慎态度:不轻信一家之言,必以最早的文献为断。
至于闳夭的葬地、后裔,史无明载。陕西咸阳一带旧有“闳夭冢”的传说,方志间或载之,然无实证,只能视为地方记忆,不可据为史实。
史料的局限与叙述的分寸
闳夭其人,见于《尚书》《墨子》《史记》三部书,此外零星见于《尚书大传》《孔丛子》《帝王世纪》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最早不过西周中期,晚则至魏晋,其间口传与追述的成分难以剥离。
即以营救文王一事而论,《史记》的记载已相当具体,但《尚书》中并无对应文字,《诗经》亦无一语及之。我们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商周之际确曾发生的史实,还是战国人依据“文王拘而演《周易》”的传说敷演而成。较为稳妥的态度是:承认此事在战国秦汉之际已被广泛传述,且《史记》采信之,但不宜再在此基础上添加细节。
同样,“文王四友”“五臣”“举于罝罔”诸说,各有其文献来源与思想背景,彼此之间并不完全吻合。写作此类上古人物词条,最易犯的毛病是以一种说法为“真”,而以其余为“误”,或折衷众说,编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二者皆非。合理的做法是:并列诸说,注明出处,指出分歧,让读者看见“史料本身的样貌”,而不是看见一个被缝合得过于平滑的传记。
闳夭的生卒年、字号、封邑,今皆无考。旧说或谓其封于“闳”,或谓其“食采于闳”,均属推测。词条所能确定的,只有三点:他是文王、武王时期的人;他参与了营救文王;他在周初被列为“文王旧臣”之一。其余的,只能存疑。
参考资料
- 《史记·卷四·周本纪》(闳夭求美女文马赎西伯) - 古诗文网古籍
- 《尚书·君奭》(周公历数文王五臣: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 - 古诗文网古籍
- 《墨子·尚贤上》(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 - 古诗文网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