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
| 出生 | 1900年2月6日 安徽省芜湖市 |
| 逝世 | 1977年6月17日（77岁） 北京市 |
| 国籍 | 中国 |
| 籍贯 | 安徽省芜湖市 |
| 身份 | 作家、文学史家、剧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 |
| 代表作 | 《晚清小说史》《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碧血花》《海国英雄》《李闯王》《洪宣娇》《小说闲谈》《夜航集》 |
| 文学流派 | 太阳社、左翼作家联盟 |
阿英（1900年2月6日—1977年6月17日），原名钱德富，笔名钱杏邨、阿英、魏如晦等，安徽省芜湖市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文学史家、戏剧家和文学批评家，太阳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左翼作家联盟的早期领导人之一。阿英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俗文学研究、古籍整理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其《晚清小说史》至今仍是该领域的经典著作。抗日战争时期，他以历史剧创作著称，在"孤岛"上海创作了《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多部激励民族气节的历史剧，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生平
早年岁月
阿英1900年2月6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七）出生在安徽省芜湖市一个手工业者家庭。父亲钱聚仁是一位修钟表的个体工匠，为人勤劳正直，母亲张氏出身贫寒。阿英五个月时生母不幸病逝，三岁时父亲续娶。继母虽也是贫苦出身，但心性狭隘，对阿英等前房子女并不慈爱，常无端打骂。这样的成长环境使阿英从小就萌生了反抗压迫的意识，也培养了他独立坚韧的性格。
阿英幼年在家识字，八岁入私塾接受封建启蒙教育，背诵四书五经。1910年，十岁的阿英进入芜湖徽州小学，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新式教育。由于学校时停时办，他后来转入教会学校读书，由此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12年，阿英与小学同学李克农一同进入省立第一商业中学读书。一学期后转到美国来复会办的萃文中学。在此期间，他开始阅读《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等进步刊物，初步接触了新文化思潮。
1915年高中毕业后，因家庭经济拮据，阿英考入安徽邮政局做邮务生，勉强工作了一年之后辞职。在工作期间，他频繁前往省立第五中学，结识了高语罕、蒋光慈等进步师生。在蒋光慈的鼓动下，阿英参加了无政府主义团体"安社"，民主思想进一步发展。
投身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阿英正在上海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学习。他积极投身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被推选为上海学生界联合会的代表，与国立交通大学的邹韬奋一同编辑学生会的《日刊》。他深入工厂鼓动工人罢工，走上街头参加抗议活动，政治热情极为高涨。
1919年暑假，阿英回到芜湖参加家乡的革命运动，与好友蒋光慈一起写标语、搞宣传、办学校。开学后回到上海，他将在家乡的见闻感受写成诗歌、小说、评论、剧本，投到各种进步报刊。他还利用假期去南京调查胶皮车夫的生活情况，写成调查报告《南京胶皮车夫的状况》，刊登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界》上。1920年，他抵达六安，在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教书，在当地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1924年秋，阿英回到芜湖，在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在芜湖期间，他积极开展一系列进步文化活动，其中最突出的是创办民生中学和成立芜湖外交后援会。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阿英领导了芜湖全市的罢工罢市罢课斗争，在市中心十三道门召开的三万群众大会上，他被推选为临时主席，向群众控诉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血腥暴行，号召团结救国。
1926年秋，军阀孙传芳以"共产党"罪名通缉阿英，他匆匆逃往上海。在上海期间，他与高语罕、周范文、蒋光慈等共产党员来往密切，同年10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太阳社与左联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阿英被迫流亡武汉，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编辑科工作。1928年1月，他与蒋光慈、孟超等人一起在上海成立了"太阳社"文学社团。太阳社是1928年中国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革命文学社团之一，与后期创造社共同倡导"革命文学"运动。阿英担任太阳社的主要理论家和批评家，在《太阳月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这篇文章以激烈的态度批判鲁迅的作品"落后于时代"，引起了文坛上的轩然大波，也由此引发了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关于革命文学的著名论战。
1929年，阿英因参加反帝游行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在提篮桥西牢中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出狱后，他主动找到党组织要求工作。1929年底，在潘汉年的协调下，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成员开始与鲁迅接触，化解此前论战中的矛盾，共同筹备成立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阿英当选为七人常委之一。在左联期间，阿英主要负责编辑左联刊物，在学校开展左翼文艺活动，积极参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他还主编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一书。
孤岛时期的戏剧创作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阿英协助郭沫若、夏衍等人创办《救亡日报》，担任主编。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阿英留在上海"孤岛"从事抗日文化工作。1938年夏，为了宣传抗日、激励人民斗志，他编辑出版了综合性文艺刊物《文献》，并建立了发行机构"风雨书屋"。《文献》一共出版了八卷，在孤岛时期产生了广泛影响。
从1939年开始，阿英集中精力从事历史剧创作，先后创作了《碧血花》（1939年）、《海国英雄》（1940年）、《洪宣娇》（1941年）、《杨娥传》（1941年）、《李闯王》（1944年）等多部借古讽今的历史剧。这些剧本借历史题材歌颂民族气节，暗喻抗日救国精神，在"孤岛"和解放区演出后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对激励民族抗战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阿英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于1942年带领家人分批离开上海，进入苏北抗日根据地。在新四军根据地，他受到陈毅军长的热情接待，继续从事文化工作和戏剧创作。他的历史剧《李闯王》就是在苏北根据地完成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在华中地区从事文艺领导工作。
建国以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阿英先后担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华北行政区文联主席、中国文联副秘书长等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满腔热情地投入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主编了《工厂文艺习作丛书》，提出了"工人文艺"的理论主张。
然而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阿英的命运出现了波折。1957年肃反运动中，他被诬陷为"叛徒"而遭到隔离审查，后因陈毅的干预才得以幸免，但这次打击使他患上了脑血肿。1965年文艺整风期间，他因发表《关于〈老残游记〉》的文章被批判为"借古讽今"。
文化大革命中，阿英被江青诬蔑为"叛徒"和"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遭到残酷批斗。1967年2月，他被造反派五花大绑带走，家中大量藏书和文物被抄。1969年在连续批斗后，他中风瘫痪，几乎失去生命。在亲友精心照料下，八个月后才勉强康复。1975年落实干部政策，他的罪名基本得到洗刷，但此时他已身患晚期肺癌。
1977年6月17日，阿英因肺癌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七岁。追悼会由中共中央主持，郭沫若、茅盾、胡愈之等五百余人参加。1987年，阿英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迁至家乡芜湖镜湖湖畔，其12000多册珍贵藏书也遵其遗嘱捐赠给芜湖市。
创作历程
阿英的创作生涯可以分为几个重要阶段。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初，是他文学批评和创作的发初期。这个时期他以钱杏邨的笔名发表了大量文学批评文章，倡导革命文学，与鲁迅等人展开论战。同时他也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革命的故事》《义冢》、中篇小说《一条鞭痕》、叙事长诗《暴风雨的前夜》等多部作品。
1930年代中后期，阿英的学术研究逐渐转向文学史领域。他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家》（1928—1930年）、《中国新文坛秘录》（1933年）、《夜航集》（1933年）等重要著作。最重要的成就是1937年出版的《晚清小说史》，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晚清小说的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7年至1940年代中期，是阿英历史剧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在上海"孤岛"时期创作的一系列古装爱国历史剧，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些历史剧借南明抗清、太平天国等历史题材，歌颂民族气节，抗击外侮，成为"孤岛"时期最鼓舞人心的戏剧作品。
1940年代后期到建国初期，阿英的创作转向报告文学和文艺理论。他在解放区创作的《李闯王》在各地广泛上演，产生了重大反响。
代表作品
《晚清小说史》（1937年），阿英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全书系统考察了晚清小说的发展历程，对晚清小说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和社会意义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此书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晚清小说的著作，开拓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新领域，至今仍被海内外学者广泛引用。
《现代中国文学作家》（1928—1930年），分三卷出版，是阿英早期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书中对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等"五四"作家的创作进行了评论，在左翼文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碧血花》（1939年），四幕历史剧，写秦淮名妓葛嫩娘与抗清志士孙克威的爱情和抗清斗争。剧中葛嫩娘在抗清失败被捕后，坚贞不屈，最后嚼舌而死。此剧在上海"孤岛"演出后，轰动一时，连续演出数十场，极大鼓舞了上海市民的抗日爱国情绪。
《海国英雄》（1940年），历史剧，描写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突出了"公忘私、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李闯王》（1944年），五幕历史剧，取材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传说。此剧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描写了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迅速堕落、最终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具有深刻的现实讽喻意义。该剧在解放区和新解放区广泛演出，产生了极大影响。
《小说闲谈》（1936年），阿英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札记集，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书中对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和思想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文笔生动。
《洪宣娇》（1941年），历史剧，以太平天国女将领洪宣娇为主角。此剧写于皖南事变之后，借太平天国内部分裂的惨痛教训，呼吁国内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文学特色
阿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在戏剧创作方面，他擅长以历史题材影射现实，将"借古讽今"的手法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历史剧不是简单搬演历史故事，而是将历史精神与当代意识结合起来，让观众在对历史的回顾中获得强烈的现实感受。这种"以史鉴今"的创作方法，使他的历史剧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巨大的社会鼓动作用。
在文学批评方面，阿英早期以"革命文学"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其批评以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尖锐的批判风格为特征。他1928年发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虽然对鲁迅的评价存在偏激之处，但文章观点鲜明、气势磅礴，代表了那个时代革命文学批评的典型风格。
在学术研究方面，阿英最突出的贡献是开拓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尤其在晚清小说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晚清小说史》《晚清戏曲录》《晚清小说目》等著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他的学术研究重视史料发掘和文献考证，学风严谨，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文学创作方面，阿英的写作面广，从诗歌、小说到戏剧、散文，均有涉猎。但他最有成就的还是历史剧创作，他的历史剧戏剧冲突强烈、人物形象鲜明、语言富有诗意，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
文坛影响
阿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太阳社的创始人之一和左联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推动文学向社会革命的靠近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在关于鲁迅的论战中，他的某些言论存在偏激之处，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激进青年的精神状态。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先驱，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为后世的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范式和方法论启示。他在俗文学研究、年画研究、连环画研究等方面的成果，也为中国民间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
作为"孤岛"时期的抗日戏剧家，阿英的历史剧创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他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李闯王》等剧作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些作品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在艺术上也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此外，阿英作为古籍和文献收藏家，他收集的12000余册珍贵图书和文献，死后捐赠给家乡芜湖，为后世的学术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物质遗产。
历史评价
阿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在政治上，他是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士和杰出的文化工作者。在学术上，他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他的《晚清小说史》至今仍被列为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必读书目。在戏剧创作上，他的历史剧被视为中国抗战戏剧的经典作品。
文化大革命期间，阿英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被剥夺了写作和工作的权利。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平反后，他的全部著作得以出版，历史功绩得到充分肯定。1977年阿英逝世后，文化界给予了高度评价。夏衍称赞他"日以继夜，废寝忘餐地跑前线、写报道，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当然，从学术的角度看，阿英早期的文学批评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特别是对鲁迅的批判显得过于简单和偏激。这些局限性主要源于那个特定历史时期革命文学运动中的激进思想，不影响对他整体历史贡献的评价。
轶事典故
阿英与李克农是小学同学，两人一起参加进步活动，一起加入了安社，后来又双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有一段趣事：1919年在上海读书时，他俩相约去拜访时任《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向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请教问题。这次拜访给两个青年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阿英在抗战时期从事地下工作，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曾用过"魏如晦"的笔名。当时在上海租界内，他白天在"风雨书屋"编《文献》杂志，晚上创作抗日剧本，工作到深夜是家常便饭。在最紧张的时期，他同时写几个剧本，常常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阿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后，家中堆积如山的藏书被造反派卡车拉走。当面对这种毁灭性的打击时，阿英老泪纵横，痛苦地说："那些书比我生命还重要啊！"万幸的是，"文革"结束后他的大部分藏书被找回并退还。
阿英的次子钱小惠曾回忆说，父亲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逛旧书店和书摊。在天津任文化局长时，每逢周末他必定要到天津的旧书市场去"淘宝"，总能淘到一些珍贵的古籍和民国时期的文学资料。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几乎无处下脚。
人物关系
阿英与蒋光慈的关系极为密切。两人是芜湖同乡，是安社的成员，后来一起创办太阳社。蒋光慈在1931年因病早逝，阿英非常悲痛，此后多次撰文纪念这位早逝的革命作家和挚友。
阿英与鲁迅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1928年太阳社与鲁迅论战时，阿英是批评鲁迅最激烈的主力之一。但后来在潘汉年的协调下，阿英主动去拜访鲁迅，承认了论战中的过火言论。左联成立后，两人成为同志。鲁迅对阿英的才能是肯定的，两人在后来的合作中关系尚好。
阿英与郭沫若、夏衍在抗战时期有密切的合作，共同创办《救亡日报》，在文艺战线上并肩战斗。
阿英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和建国后有过多次交往。周恩来对阿英的才华是肯定的，在1950年代的"叛徒"诬陷事件中，周恩来虽然没有直接干预，但通过陈毅向有关方面转达了对阿英的关心。
阿英的家庭教育也很成功，他的长子钱毅是一位出色的新闻工作者，1947年在淮安前线采访时牺牲，年仅二十二岁。钱毅的早逝是阿英一生中最沉重的打击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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