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

陆费逵
出生	1886年9月17日; 清陕西省汉中府
逝世	1941年7月9日（54岁）; 中华民国香港
国籍	中国
籍贯	浙江桐乡
身份	出版家、教育家
主要贡献	创办中华书局，主编《辞海》，推动近代出版与教育

陆费逵（1886年9月17日—1941年7月9日），复姓陆费，字伯鸿，号少沧，浙江桐乡人。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中华书局创办人兼首任总经理。1912年，年仅二十六岁的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以"出版为教育服务"为宗旨，在短短数十年间将中华书局打造为仅次于商务印书馆的中国第二大出版机构。他主持编纂的《中华教科书》系列、《辞海》及"四部备要"等大型出版工程，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陆费逵以其过人的胆识、敏锐的眼光和卓越的经营才能，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

生平

家世与早年经历（1886—1903）

陆费逵出生于陕西汉中。陆费氏原为浙江桐乡望族，其远祖陆费墀为乾隆年间著名学者、四库全书馆总校官。父亲陆费芷沦曾在陕甘一带充任幕僚，后在汉中定居。陆费逵出生时父亲已年过五十，中年得子，对其寄予厚望。母亲是知书明礼的大家闺秀，在陆费逵幼年时亲自教他识字读书。

然而陆费逵的童年并不平坦。他七岁时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姐姐回到浙江桐乡老家，靠祖上留下的几亩薄田过活。孤儿寡母的生活十分艰难，但母亲坚持让陆费逵读书，送他到当地私塾求学。陆费逵天资聪颖，极好读书，尤其喜欢阅读报纸和时事杂志，对国家的命运抱有深切的关怀。在他十四五岁时，受梁启超《新民说》等著作的影响，萌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

1903年，十七岁的陆费逵决定离开家乡，到外面去闯世界。他带着母亲东拼西凑的一点路费，前往武昌投靠亲戚。在武昌，他考入了由张之洞创办的方言学堂。方言学堂是一所培养外语和外交人才的新式学堂，开设英语、法语、日语等课程。但陆费逵对学堂的正规课程并不太感兴趣，反而把大量时间用在了自学和阅读上。他在课余时间广泛阅读文史哲和政法类书籍，同时开始练习写作，向《申报》《新闻报》等报刊投稿。他的文笔犀利好读，很快就有文章被报刊采用。

在方言学堂读了两年多后，陆费逵因为家境实在困难，无法继续学业，只得中途辍学。但他并没有放弃进取之心，1905年在一位同乡的引荐下，他到汉口的一家报馆谋得了一份校对的工作。这是他踏入出版行业的第一步。在做校对的同时，他继续给各报投稿，因为文章写得好，不久就被升为编辑。在汉口期间他还加入过日知会等革命团体，开始接触革命思想。

上海创业前夜（1904—1911）

1906年，陆费逵辗转来到上海——当时中国的出版和新闻中心。他先在一家小报馆做编辑，不久后进入昌明公司书店做营业员。在书店工作期间，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图书市场的运作，了解读者的阅读偏好和购书习惯。他一边工作一边用功读书，自学了日语，通读了大量中外典籍。

1908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和编译所所长张元济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他们听说昌明公司有个二十出头的店员，不仅对业务非常熟悉，而且文章写得好，对出版业有独到的见解。夏瑞芳便派人去了解情况，不久后将陆费逵延揽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任命他为国文部编辑。这是陆费逵职业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

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年间，陆费逵如鱼得水。他利用商务印书馆丰富的藏书资源，系统学习了出版编辑业务。张元济对这个年轻人的才能颇为赏识，让他参与了一些重要教科书的编纂工作。陆费逵工作勤奋，做事干练，很快就在馆内崭露头角。他主编的《高小地理教科书》和《高小历史教科书》等教材，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创新，出版后销路很好。

但陆费逵并不甘于久居人下。他敏锐地观察到一个巨大的市场机遇：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但教科书的内容和体例仍然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后民国肇建，教育体制必将发生重大变革，教科书的全面更新势在必行。陆费逵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创业时机。

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陆费逵就已经在暗中筹备。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秘密讨论创办新出版社的计划，利用业余时间编写新教科书。据记载，他曾在商务印书馆的宿舍里连夜工作，编写新课本的原稿。他用箱子装好草稿，藏在床底下，不声不响地做着自己的"地下工作"。同时他还积极联络资金和人脉，争取支持。

中华书局创办与初期发展（1912—1916）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仅仅一天之后——1912年1月2日——陆费逵就在上海宣告中华书局正式成立。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绝非偶然，它充分体现了陆费逵对市场时机的精准把握和敢为人先的创业魄力。同一天，中华书局推出了《中华教科书》系列，直接与新生的民国教育制度无缝对接。这套教科书以"共和政体、民主精神"为指导思想，在内容上彻底清除了封建帝制的残余，大量注入民主、共和、平等、自由等新的价值观。

《中华教科书》的出版时机抓得恰到好处。当时所有新式学堂都在寻找适应民国教育宗旨的新教材，而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虽然质量优秀，但在政治立场上还带着明显的清朝烙印，需要较长的时间来修订。陆费逵的《中华教科书》打了一个漂亮的时间差，一经推出立即供不应求。短短几个月内，中华书局就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销量数十万册。中华书局旗开得胜，在出版界站稳了脚跟。

少年得志的陆费逵意气风发。中华书局开业后的头几年发展极为迅猛，员工从最初的十余人迅速增加到数百人，资本从最初的二万五千元扩充到数百万元。陆费逵在上海福州路、河南路等地购地建造了规模宏大的总厂和编辑大楼。他广延人才，将著名编辑家舒新城、经济学家陈寅恪的兄长陈衡恪、语言学家黎锦熙、历史学家吕思勉等一批学术精英招至麾下。他还着手创办了多种刊物，包括《中华教育界》《大中华》《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等，形成了与商务印书馆期刊矩阵相呼应的"中华系"期刊群。

中华书局困境与转折（1916—1926）

然而快速扩张也带来了隐患。陆费逵在中华书局成立的最初几年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购置房产和设备，扩张速度过快，导致资金链紧张。从1916年起，中华书局出现经营危机。这一年中华书局一度负债累累，资金周转不灵，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

此时的陆费逵展现出极强的危机处理能力。他一方面调整经营策略，裁汰冗余人员，压缩非核心业务；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新的资本注入。1917年，在常州巨富刘翰怡等投资者的帮助下，中华书局暂渡难关。陆费逵对中华书局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收缩战线，将精力集中于教科书和辞书等核心出版领域。

这次危机给了陆费逵深刻的教训。他的经营风格从此变得更加稳健务实。1920年代起，中华书局进入了稳健发展的轨道。1920年中华书局在香港设立了分局，1923年在新加坡设立了南洋分局，将业务版图扩展到了海外华人社会。

1920年代也是中华书局在学术出版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在陆费逵的主持下，中华书局开始编纂大型辞书《辞海》，启动了"四部备要"等古籍整理出版工程。这些大手笔的项目，使中华书局从单纯的教科书出版商，升级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综合性出版机构。

晚年岁月（1927—1941）

1927年后，陆费逵将中华书局总经理的日常管理工作逐渐交由舒新城等人负责，自己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大项目的策划上。他全力支持舒新城主编《辞海》，为这部大辞典的编纂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人力保障。他还发起并推动了"四部备要"的出版工程——选辑经史子集四部最基本的典籍三百五十余种，用仿宋体铅字排印，以精装平装两种版本发行，面向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这个项目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局势紧张。陆费逵预见到战争不可能短期结束，将中华书局的总管理处迁到了昆明，在上海和香港都保留了重要的出版基地。他本人在香港遥控指挥，继续维持中华书局的出版业务。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因突发脑溢血在香港病逝，年仅五十四岁。他的去世对中华书局是一个沉重打击，但中华书局在他奠定的坚实基础上继续发展，至今仍然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之一。

事业历程

教科书——中华书局的立身之本

陆费逵敏锐地把握了民国初年教科书市场的巨大需求，率先推出《中华教科书》。这套教科书不仅时效性极强，在内容质量上也相当出色。以《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为例，全书共八册，选文以白话文为主，浅显易懂，注重实用，大量选取了与民国公民教育相关的内容。每课都配有精美的插图，这在中国教科书中是首创。在教学法上也精心设计，每课之后附有练习题和思考题，便于教师讲授和学生复习。

《中华教科书》的成功，为中华书局积累了雄厚的资金。据记载，1912年一年内，中华书局仅教科书一项的销售额就达到了一百多万元，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观的数字。陆费逵用这笔钱建造了印刷厂、购买了先进的印刷设备、扩充了编辑队伍，为中华书局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辞书出版的重镇

陆费逵对辞书出版的重视，使中华书局成为中国近代辞书编纂的重镇。《辞海》的编纂始于1915年，最初由徐元诰、张相等主持，后因种种原因进展缓慢。1927年，陆费逵力邀舒新城主持《辞海》的全面编纂工作，汇集了大量专家学者投入其中。陆费逵本人也亲自参与了《辞海》的审定工作，为这部巨著的完成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1936年《辞海》正式出版，上下两巨册，收词十万余条，总字数达七百万字以上，内容涵盖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辞海》的出版是中国辞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至今仍是中国最权威的综合性词典之一。陆费逵在《辞海》付梓前夕曾感慨地说："我一生最得意的事情，就是办成了《辞海》。"

"四部备要"与古籍普及

陆费逵主持的"四部备要"是中华书局在古籍出版领域的标志性工程。这个项目从1920年开始策划，到1936年全部出齐，前后历时十七年。全书选取经史子集四部要籍三百五十余种，以仿宋活字排印，版式疏朗，字迹清晰，校勘精良，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受欢迎的古籍普及读本之一。

在古籍出版方面，陆费逵也做了大量工作。他支持影印了《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铜活字本）、《四部丛刊》（商务印书馆版之外中华版续编）等大型类书和丛书。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正史和编年史著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主要贡献

开创民国教科书新体系

陆费逵主持编纂的《中华教科书》突破了清末教科书的内容桎梏，建立了以民主共和思想为核心的教科书新体系。这套教科书在政治上拥护共和、反对专制，在文化上兼容新旧、融汇中西，在教育理念上注重启发、反对灌输。它是民国时期最早的、体系最完整的国民教育教材，对民国初年国民意识形态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大型辞书《辞海》的完成

陆费逵对《辞海》的贡献不仅在于决策和投资，更在于他的坚持和毅力。在《辞海》编纂的二十多年间，经历了一战、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剧烈的社会动荡，中间几度面临夭折的危险。每次遇到困难，都是陆费逵拍板决定继续推进。他有一句名言："辞书是文化事业的基础工程，花再多的时间、再多的钱也值得。"没有他的坚持，《辞海》很可能就无法问世。

近代出版企业的规范化管理

陆费逵在企业管理方面也有独到的建树。他最早在中国出版业中实行了系统的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和部门责任制度。中华书局在组织架构上分为编辑、印刷、发行三大系统，各部门权责分明、各司其职。他还建立了员工福利制度，中华书局在上海的总厂内设有职工宿舍、食堂、医院和学校，这在当时的中国企业中是非常先进的。

行业影响

陆费逵的异军突起，打破了中国出版业一家独大的格局。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双雄并立，刺激了双方的良性竞争，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整体水平。陆费逵的创业成功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一个年轻人在短短几年间，从一名普通编辑跃升为全国第二大出版社的掌门人。这个故事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出版从业者。

陆费逵的人才理念也颇具影响力。他善于发现和延揽人才，用人不拘一格。舒新城、吕思勉、黎锦熙、张相、徐元诰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和编辑家，都是在中华书局的平台上充分施展才干的。陆费逵为每一个有才华的人提供舞台，形成了中华书局独特的"学者办出版"传统。

历史评价

陆费逵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最有胆识和魄力的出版家之一。他以二十六岁的年龄创办中华书局并大获成功，堪称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创办中华书局的同时，他还担任过教育部官员、书业商会主席等社会职务，为推动中国出版界的行业自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术界对陆费逵的研究近几十年来不断深化。学者们普遍认为，如果说张元济是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奠基大师"，那么陆费逵就是"创业奇才"。两人共同奠定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基本格局。张元济稳健厚重，陆费逵敏锐敢为，风格迥异，却共同推进了中国出版业的黄金时代。

轶事典故 =

秘密筹备的精神

陆费逵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白天为商务印书馆编书，晚上则秘密为创办自己的出版机构做准备。据说他每次编写完商务的稿件，就在灯下继续写自己公司的稿子。有同事问他为何总是熬夜，他笑着说"喜欢读书"，从未透露自己的宏大计划。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他在短短一两周内就拿出了一套完整的"革命后教科书"样稿，其准备之充分令人咋舌。

对联风波

中华书局开业后，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高凤池曾公开评论说："陆费逵是商（务）之叛徒，他的书局成不了气候。"陆费逵听闻后不以介意，反而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办公室里："知难而进，量力而行。"后来中华书局发展壮大，这副对联也成了一个传奇——它既是陆费逵的创业座右铭，也是他从商经历的真实写照。

最后时光

1941年，陆费逵在香港养病期间，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虽然在病中，仍然牵挂着中华书局的业务。病床上的他每天都要翻阅信件和电报，了解各地分馆的经营情况。病逝前一天，他还召集中华书局香港分局的负责人开会，讨论在新形势下调整出版方针的问题。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干到老"。

人物关系

陆费逵与舒新城的关系是出版史上"老板与主编"之间最成功的合作典范之一。陆费逵将《辞海》主编的重任交给舒新城，给予全权信任和支持。舒新城也没有辜负期望，以十余年时间完成了这部旷世巨著。

陆费逵与张元济的关系颇为微妙。陆费逵曾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后来自立门户与商务直接竞争。两人在商场上是对手，在私下里彼此尊重。张元济对陆费逵的才干颇为赏识，陆费逵也始终对这位老上级保持敬意。据记载，陆费逵每次见到张元济都执弟子礼，张元济也以"伯鸿兄"相称，表现了两位出版家之间的君子之风。

对出版同业的尊重

尽管与商务印书馆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但陆费逵始终对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保持尊重。他曾在公开场合说："没有商务印书馆的培养，就没有我陆费逵的今天。商务是我永远的老师。"这种对竞争对手的尊重，体现了一个杰出出版家的胸怀和格局。陆费逵与张元济之间的良性竞争关系，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两人既是商业对手，又是文化建设的同行和朋友。

参考文献

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2002年。
陆费逵：《教育文存》（五卷本），中华书局，1922年。
舒新城：《我和中华书局》，中华书局，1936年。
中华书局编辑部：《中华书局九十周年纪念刊》，中华书局，2002年。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三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
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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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原：《记陆费逵》，载《读书》杂志，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