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

陈诚（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字辞修，号石叟，浙江青田人。中国近代军事家、政治家，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陈诚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军事统帅之一，也是黄埔系"土木系"（十一师和十八军）的核心创始人。他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台湾时期更出任行政院长、副总统等要职，是国民党政权中少数从军事转到行政的成功人物之一。

陈诚

出生	1898年1月4日 清浙江省处州府青田县
逝世	1965年3月5日（67岁） 台湾台北市
国籍	中国
籍贯	浙江青田
身份	军事家、政治家
主要职务	参谋总长、国防部长、行政院长、副总统

生平

陈诚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高市乡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陈希文是清末秀才，在乡间以教书为生。陈诚自幼受父亲影响，熟读四书五经，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他少年时代曾在青田县高等小学就读，后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在校期间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

1917年，19岁的陈诚在父亲朋友的资助下前往杭州，考入杭州体育专科学校。但体育教育并非他的志向所在。1918年，他看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招生广告，毅然投笔从戎，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兵科。在保定军校期间，陈诚学习极为刻苦，对各种军事课程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尤其擅长炮兵技术和战术学。他的勤奋和才智很快得到了教官和同学的认可。

1919年，陈诚在保定军校学习期间，正赶上五四运动爆发。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爱国游行和宣传活动，这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报国志向。1920年他从保定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陆军第二师担任见习官。由于他在军队中表现出色，不久后升任少尉排长。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陈诚经人推荐进入黄埔军校担任教育副官。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决定性转折点。在黄埔军校，他最初担任炮兵教官兼炮兵队队长。他对炮兵教学极为认真，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深受学生欢迎。在一次野外演习中，蒋介石亲自观看炮兵射击表演，陈诚指挥的炮兵射击极为精准，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5年，陈诚参加第一次东征。在棉湖战役中，他亲自操纵一门火炮压制敌军火力，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他在战斗中展现的勇敢和专业素养，赢得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此后他历任黄埔军校炮兵营长、团长等职，成为黄埔系中迅速崛起的新星。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陈诚随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北上，先后参加了汀泗桥、贺胜桥等关键战役。1927年宁汉分裂后，他明确支持蒋介石，在战争中继续作战。1928年，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后升任师长。陈诚在第十一师大力推行军事改革，严明纪律，加强训练，使该师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中央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陈诚指挥第十一师在陇海线上与冯玉祥的西北军展开了激战。在归德（今商丘）战役中，他运用灵活的战术，以少胜多，击溃了数倍于己的敌军。这一战使他在国民党军中的声望大增。中原大战后，陈诚升任第十八军军长。第十一师与第十八军从此形成了国民党军队中最著名的"土木系"——"土"取自"十一"二字之合，"木"取自"十八"二字之合。

1930年代前期，陈诚率部参加了对中共苏区的多次"围剿"。他在江西前线直接指挥了第五次"围剿"中的许多重要战役。他采取了"碉堡政策"——在苏区周围修建密集的碉堡封锁线，逐步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这种战术在第五次"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迫使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

1935年至1937年间，陈诚先后担任陆军整理处处长、军政部次长等职，负责全国陆军的整编工作。他按照德式标准对中央军进行了全面改编，调整了编制结构，更新了装备，加强了训练，使中央军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他还参与制定了多项国防计划，包括长江流域的防御方案和沿海城市的防空计划。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陈诚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淞沪会战是抗战初期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陈诚指挥第十五集团军在罗店、大场等地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战斗极为激烈。虽然最终中国军队被迫撤退，但淞沪会战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为中国持久抗战赢得了时间。

1938年，陈诚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武汉保卫战的指挥。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双方投入兵力超过百万。陈诚指挥第九战区部队在长江两岸与日军进行了四个多月的顽强抵抗，虽然最终武汉失守，但中国军队成功地消耗了日军的大量有生力量。

1939年至1943年间，陈诚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负责湖北和鄂西地区的防务。在此期间他推行了"新湖北建设"计划，在湖北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改革和经济建设，为战时后方省份的建设积累了经验。他还指挥了1943年的鄂西会战，取得了击退日军进攻的胜利。

1944年，陈诚接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长，全面负责全国军队的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成为国民党军方的最高指挥官之一。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陈诚以参谋总长的身份主持了国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计划。1947年，他亲自前往东北督战，指挥国军在东北战场与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作战。但东北战场局势迅速恶化，国军节节败退，1948年他被迫离开东北。此后他辞去参谋总长职务，专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负责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务。

1949年，陈诚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到台湾后，他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他在台湾期间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和地方自治，为台湾的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他出任行政院长，主持台湾的全面政务。1954年他当选为副总统，1958年再次担任行政院长。1965年3月5日他在台北病逝，终年67岁。

军事生涯

陈诚的军事生涯以"治军严明、统兵有方"著称。他统率的"土木系"是国民党军队中最有战斗力的派系之一，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诚在带兵方面有着独特的方法。他极其重视部队的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要求官兵必须严格遵守军规军纪。他在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推行了"六个优先"原则：干部优先、训练优先、装备优先、纪律优先、奖惩优先、战备优先。在他的治理下，"土木系"部队成为国民党中央军中训练最严格、纪律最严明、装备最精良的部队之一。

陈诚在第五次"围剿"中推行的"碉堡政策"虽然在当时被共产党严厉批判为"反动"行为，但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有效的反游击战战术。他在苏区周围构建的碉堡网络密不透风，各碉堡之间可以火力互相支援，形成了严密的封锁线。红军在碉堡封锁面前难以突破，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这种战术虽然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在消耗战和阵地战中确实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抗日战争中，陈诚也展现了出色的防御战指挥能力。他指挥的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虽然在战略上以撤退告终，但在战术上却成功地消耗了日军。在淞沪会战中，他采取了"逐次抵抗、分层防御"的战略方针，在上海周边的几条防线上一线接一线地阻击日军。这种战术虽然导致中国军队的伤亡惨重，但也使日军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据战后统计，淞沪会战中日军伤亡超过四万人，是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军队遭受的最惨重损失。在武汉会战中，陈诚同样采用了长期消耗的战略，使日军的进攻节奏被迫放缓。

陈诚在军事教育方面也有着突出的贡献。他早年担任黄埔军校教官的经历，使他非常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在他担任军政部长和参谋总长期间，他大力推动军事学校的正规化建设，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他还在台湾时期创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为国民党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在国共内战中，陈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在东北战场的表现。1947年他被派往东北担任东北行辕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他试图稳定东北战局，但此时国民党在东北已经陷入被动。陈诚在东北对部队进行了大规模整顿，撤换了一批不称职的军官，但最终未能改变东北战局的大势。

主要事迹

陈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是最值得肯定的。他参加了抗战中最为关键的多次战役，从淞沪会战到武汉会战，从鄂西会战到滇西缅北战役，几乎所有的大型战役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在战争的每个阶段，他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抗战结束后的内战虽然是陈诚军事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挫败，但他对国民党的忠诚始终如一。他在东北虽然吃了败仗，但回到南京后并没有推卸责任，而是主动承担了指挥失误的过错。这种敢于担当的态度在国民党高层中是相当难得的。

陈诚在台湾的政治建树同样不可忽视。他担任台湾省主席和行政院长期间，推行了著名的"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政策。他通过征收地主多余土地、有偿分配给佃农的方式，改变了台湾农村的土地所有制结构。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台湾农业的发展。同时他还配合美国的经济援助，推动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为台湾经济后来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陈诚在台湾的币制改革也取得了显著成效。1949年他推行"新台币"改革，成功地控制了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台湾的金融秩序。他还大力推行地方自治，在台湾各县市实行了地方选举制度。

陈诚一生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他是国民党政权从大陆撤退到台湾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主要组织者之一。1949年他负责安排国民党军队和政府机关向台湾的转移工作，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下，他比较有序地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历史评价

陈诚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毁誉参半但总体评价偏正面的人物。在国民党内部，他被公认为最能干的军事统帅和最优秀的行政长官之一。他的忠诚、能力和敬业精神在国民党高层中赢得了广泛的尊重。

从军事领域来看，陈诚是国民党军队中少有的既有基层带兵经验又有高层指挥才能的将领。他一手创建的"土木系"军队是国民党陆军中最精锐的力量。他的军事指挥虽然在内战中遭到惨败，但客观地说，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政治腐败和民心向背，而非陈诚个人的军事失误。

从政治领域来看，陈诚在台湾的执政成就是得到普遍承认的。他在台湾的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和地方自治等方面的举措，为台湾后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如果没有陈诚在台湾初期的有效治理，国民党政权能否在台湾站稳脚跟都是一个问题。

在个人品格方面，陈诚以清廉自律著称。他不好虚名、不摆阔气、不贪钱财，生活极为简朴。他在台湾的全部私产只有一处不大的住宅和一个小院子。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革命党人，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这种品格在国民党高层中确实出类拔萃。

当然陈诚也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他对蒋介石的个人效忠使他形成了某种盲从性，在一些重大的决策上缺乏独立判断。他在江西"围剿"期间实行的一些政策过于严酷，对苏区人民造成了伤害。他在东北战场的指挥失误也是他军事生涯中的重大缺憾。

总体而言，陈诚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历史人物。他既有军事家的果敢和谋略，也有政治家的智慧和手腕；他既有忠君式的愚忠，也有改革者的远见。正因如此，他在两岸的评价存在很大差异——大陆方面对其在"围剿"时期的所作所为持批评态度，台湾方面则对其在建设和治理方面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轶事典故

陈诚与蒋介石之间有着许多传奇故事。最著名的莫过于陈诚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1924年的一天晚上，蒋介石巡视黄埔军校时经过一间教室，看到里面还亮着灯。他走进去一看，只见陈诚正在灯下专心致志地研读一本军事教材。蒋介石被他的这种勤奋精神深深感动，从此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这个"灯下读兵书"的故事从此在黄埔军校传为美谈。

陈诚的"土木系"名称来源也非常有趣。"土"字是"十一"两字合写而成，代表第十一师；"木"字是"十八"两字合写而成，代表第十八军。陈诚从带领第十一师起家，后来以第十一师为基础组建了第十八军，因此"土木系"就成了陈诚派系的代称。这个名称既形象又含蓄，非常符合陈诚低调内敛的性格。

陈诚以生活简朴著称。他在当上高级将领后，依然保持简朴的生活习惯。他从不去娱乐场所，不参加应酬宴会，吃饭通常就是三菜一汤。他的衣服经常穿到破旧还不舍得换，他的秘书曾经建议他换一件新军装，他说："穿得再漂亮，打不赢仗有什么用？"

陈诚在台湾期间有一件广为流传的轶事。有一次他穿着便装到台北街头巡视，看到一个乞丐在路边乞讨。他掏出钱包，把里面的钱全部给了那个乞丐。他的随从在旁边小声提醒他说："院长，您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陈诚说："一个老人流落街头乞讨，我们有饭吃的人都对不起他。"

陈诚晚年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肝病。1963年以后他基本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但他即使躺在病床上也没有停止工作，每天还要阅读文件、听取汇报。1965年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国家……统一……"这两个字浓缩了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和最后的牵挂。

人物关系

陈诚与蒋介石的关系是民国史上最为亲密的上下级关系之一。蒋介石对陈诚的信任远超其他将领，在他面前几乎无话不谈。陈诚对蒋介石的忠诚也达到了极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曾动摇。蒋介石多次说过："辞修（陈诚字）是我最放心的部下。"陈诚去世后，蒋介石亲自到灵前祭拜，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陈诚与何应钦的关系则十分微妙。两人都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一个是"黄埔教官"出身，一个是"黄埔学生"出身。何应钦资格老、资历深，陈诚则后起之秀、更受蒋介石宠爱。两人在军权分配上存在竞争关系。但陈诚对何应钦始终保持着表面的尊敬，没有公开挑战过何应钦的地位。

陈诚与白崇禧的关系是最为对立的。陈诚代表蒋介石中央系和黄埔系，白崇禧代表桂系地方势力。两人在军事战略上有多次分歧和争论，关系长期紧张。

陈诚与共产党方面的关系则完全是敌对关系。从江西"围剿"时期到国共内战，陈诚一直是坚定的反共将领。他在江西推行"碉堡政策"，在内战初期积极建议蒋介石对解放区用兵，是国民党主战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陈诚在家庭方面是一个重视亲情的人。他妻子谭祥是谭延闿的女儿，两人感情深厚，育有四子二女。陈诚对子女教育极严，要求他们简朴生活、勤奋学习。他的儿子陈履安后来成为台湾知名的科技人物。

参考文献

1. 陈诚：《陈诚回忆录——六十年来之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5年。 2.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台北国防部，1946年。 3. 郭岱君：《陈诚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 4. 刘凤翰：《陈诚与国民革命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 5.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6.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2011年。 7. 吴相湘：《陈诚评传》，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2年。 8. 汪朝光：《陈诚与台湾土地改革》，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 9. 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1年。 10. 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1. 蒋永敬：《陈诚传略》，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 12. 陈启天：《陈诚与国民党政权》，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