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类赋彩
随类赋彩,中国画理论术语,指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之第四法,即根据物象的类别特征而施以相应色彩的设色原则。原文作"四、随类赋彩是也"。"赋"通"敷",义为敷布、施与;"彩"即色彩;"随类"即依随物类。这一原则要求画家着色时把握各类物象恒定的色彩属性,予以概括的、类型化的表现,而不是描摹对象在特定时空中的偶然色相。
概念内涵

"随类赋彩"的关键在一个"类"字。后世论者指出,"类"不是个别物的即时颜色,而是"天下物品一种恒常的属性"——绿为春色,不因光影明灭而改作黄色;画家赋彩,据的是物类常色,亦即经过主体概括的象征色。这与西方古典绘画追求特定光线下条件色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画倾向于写意,取相对稳定的固有色,以固有色的浓淡变化与相互衬托来反映自然、抒发胸臆。因此"随类"之中即包含着主观的综合与提炼,画之色彩从来不是机械复制,而是主客观的统一。
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有"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之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有"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之论,皆可与谢赫此法相参,可见"随类"观念有其深远的文章、赋颂传统为背景,反映了中国古代观物取象、以类相从的思维特点。
技法运用

落实到创作,随类赋彩首先意味着其一,设色须从物象固有本色出发,不计较光色变化,用色相对单纯而鲜明,形成中国画清新明快的整体色彩风格。其次,"类"的原则并不排斥理想化处理,反而为画家的主观夸张留出空间:传统的朱竹、墨荷,永乐宫壁画群仙肤色之变化万千,任伯年《群仙祝寿图》以大块石色衬金底,皆非自然本色,然而因合于物"类"之神情意态,观者不以为怪反觉动人。古所谓"设色须悟得活用""尚纯而戒驳",正说明随类赋彩是活法而非死法。
在具体程序上,随类赋彩与笔墨配合而行:或先墨后色,墨骨既立,敷彩以辅;或纯以色彩塑造,即所谓没骨法。重彩填染须层层推进,淡彩罩染须薄而多遍,皆以不失物类本色、又能传递画家意趣为归。色与墨的关系也由此获得准则——色不碍墨,墨不碍色,随类而不夺笔墨之神。
历史脉络与代表论述

随类赋彩确立于南朝,是谢赫总结汉末至梁绘画创作与批评经验而立的六法之一,六法构成中国绘画史上最早、最基本的系统理论,其权威性由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六法精论,万古不移"一语可见。在六法原初语境中,随类赋彩主要针对人物画设色,后随画科发展而扩及山水、花鸟。唐代水墨兴起,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倡"运墨而五色具",荆浩《笔法记》立山水"六要"以墨代彩,水墨意识高涨,但随类赋彩作为设色总则并未废弃,青绿、浅绛诸体皆在此原则下展开。近现代以来,工笔重彩复兴,画家与学者重新阐发"类"字所含的恒常性与象征性,使这一古老法则成为讨论中国画色彩学体系的立足点。可以说,一部中国画设色史,无论重彩与水墨如何消长,始终围绕"类"字展开,随类赋彩的活力历千年而不衰。
影响

随类赋彩确立了中国画以固有色、象征色为主体的色彩路线,规定了用色单纯、原色并置、不摹光变的基本品格,其影响遍及壁画、卷轴画、年画、工艺装饰等广大领域。它与"墨分五色"的水墨观互为表里,共同塑造了中国绘画"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与"重彩金碧"并存的色彩格局,至今仍是研究中国画设色规律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