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玄成
韦玄成(?—前36年),字少翁,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西汉丞相、经学家,韦贤少子。少以明经知名,父卒后佯狂让爵于兄,为时论所高。元帝时官至丞相,与匡衡共定宗庙迭毁之礼。父子两世为相,为西汉经学世家之典型。
少年与让爵
韦玄成少聪敏,以父任为郎,常侍骑。他“少好学,修父业”,尤精通《鲁诗》《礼》,以明经擢为谏大夫,迁大河都尉。
其父韦贤卒于宣帝地节年间,玄成当嗣扶阳侯爵。按汉制,爵位由嫡长子承袭,而玄成的兄长韦弘时为东海太守,因事系狱,不得嗣。玄成遂“阳为病狂,卧便利,妄笑语昏乱”,欲以此将爵位让与兄长。
此事在朝中引起争议。丞相、御史以“玄成病,不应召”奏闻,宣帝诏令丞相御史“问状”。玄成不得已而受爵,宣帝“高其节”,以其为河南太守。
这一“佯狂让爵”的故事,在汉代被视为“悌”的极致。但它同时也是一场风险极高的表演——若被认定为“欺谩”,即为大罪。玄成之让,既有真诚的手足之情,也有世族子弟对“名节”的精心经营,二者并不排斥。
仕历与挫折
玄成由河南太守入为太常,掌宗庙礼仪,这与他精于《礼》学正相配合。
然而他的仕途并不平顺。他与平通侯杨恽厚善,杨恽以“怨望”被诛,党友皆坐免官。玄成亦因此免职,后起为淮阳中尉。淮阳王刘钦为宣帝爱子,好经术、通法律,玄成为其中尉,以礼法相匡正。
元帝即位后,玄成累迁少府、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二年,丞相于定国以灾异免,玄成代为丞相,封扶阳侯。父子相继为丞相,西汉一朝仅此一家。
《汉书》记其“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贤,而文采过之”。这一评语颇为公允:韦贤以醇谨见称,玄成则以文辞与礼学见长。其奏议文字,是西汉中后期政论文的代表作之一。
让爵背后的继承制度
韦玄成的“佯狂让爵”,须放在汉代的爵位继承制度中才能看清。
汉承秦制,二十等爵与诸侯王、列侯的封国,原则上由嫡长子承嗣。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置后律》规定:“疾死置后者,彻侯后子为彻侯,其毋适子,以孺子子、良人子。”即先嫡后庶,先长后幼。若无子,则收爵。
制度虽有明文,实际执行却常有变通。原因在于:爵位附带食邑与政治地位,继承者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与声望,而“嫡长”未必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让爵”成为一种被认可的操作——由承嗣者主动让与兄弟,既成全“悌”名,又使家族选出更合适的人。
韦玄成的处境正是如此:兄长韦弘时为东海太守,因罪系狱,按律不得嗣;而玄成自度“不逮兄”,遂佯狂以让。“佯狂”是一种策略性的自污:在汉代,“狂易”之人不得承嗣,这是制度留下的缝隙。
宣帝最终“高其节”而不加罪,说明朝廷对这种行为持默许态度。此后东汉的“让爵”案例更多,如邓彪、刘恺等,皆以让国得名。可见韦玄成之举,并非孤例,而是世族在制度与伦理之间寻求平衡的一种常态。
宗庙迭毁之议
韦玄成在历史上的主要贡献,不在相业,而在礼制。元帝一朝关于宗庙制度的辩论,是中国古代礼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汉初以来,郡国遍立祖宗庙,至元帝时,“凡祖宗庙在郡国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岁祭耗费巨大。贡禹为御史大夫,首倡“罢郡国庙”,主张天子之庙应限于京师,且“亲尽宜毁”。
元帝下诏议之,韦玄成与匡衡等“以为天子七庙,亲尽迭毁”,据《礼》立说,主张:高祖为太祖,万世不毁;其后诸帝,五世亲尽则毁其庙,神主迁于太祖庙。这一方案本于《礼记·王制》与《丧服小记》,是儒家庙制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
改革的过程反复曲折。初元、永光年间两度罢庙,后又因“上疾久不平”而恢复;成帝时匡衡再议,终定“郊祀—宗庙”之制。韦玄成居中主持,其奏议详载于《汉书·韦玄成传》,是研究汉代礼制改革的第一手材料。
这场辩论的实质,是儒生试图以经典改造现实制度。其困难在于:经典所载的“七庙”是周制,而汉家的宗庙格局是二百年逐步累积的结果,二者无法严丝合缝地对接。韦玄成的方案在技术上不可谓不精密,在政治上却始终受制于皇帝的个人意愿与灾异观念。
经学世家的延续
韦氏自韦孟至韦赏,五世传经,两世为相,是西汉最典型的“经学世家”。
这种家族的形成,依赖三个条件:一是家法的稳定传承,《鲁诗》的章句在家族内部世代相授;二是子弟的教育投入,韦贤“以《诗》教授”,弟子常数百人,家族子弟自然在其中;三是政治资本的积累,通经入仕,位至公卿,又反过来为家学提供保护。
《汉书》赞语中的“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正是对这种家族策略的总结。与靠军功、外戚、货殖起家的家族相比,经学世家的优势在于“可持续”:黄金会散,权势会失,而经书与家法可以代代相传。
但这一模式也有其限度。经学世家的子弟长于章句而短于吏能,一旦政治格局变动(如王莽代汉),其“经术”便难以转换为新的政治资源。韦氏在新莽之后逐渐退出权力核心,正与此有关。
文字与奏议
韦玄成不以文章名家,但《汉书》本传所载其奏议,是西汉中后期政论文的重要样本。
其文风有一个显著特点:以礼经为骨,以排比铺陈为肉。论宗庙迭毁,先引《礼记·王制》“天子七庙”,再引《穀梁》《公羊》之说,然后条陈汉家故事,最后给出方案。这种“经—史—案”三段式的论证结构,是汉代奏议的标准范式,也是后世“以经术断事”的雏形。
《汉书》记其“文采过之”,主要就指这类文字。与韦贤的“醇谨”相比,玄成的奏议更见锋锐,如论罢郡国庙时说“今郡国庙,非古制也,宜罢”,语气斩截,不留余地。
他的赋作今已不存。《汉书·艺文志》著录“韦玄成赋二篇”,归入“赋家”,惜已亡佚。这一细节说明,他的文学才能在当时是被承认的,只是作品未能传世。
从文献学角度看,韦玄成奏议的价值还在于:它保留了元帝朝礼制改革的第一手论辩过程。后世研究汉代宗庙制度,无论赞同与否,都必须从这些文字出发。
后裔与家学流变
韦玄成之子韦赏,哀帝时为执金吾,后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封列侯,是韦氏第三代的显达者。
东汉时,韦玄成之孙韦彪官至大鸿胪、司空。韦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又以“清俭好礼”称,其学仍守《鲁诗》家法。《后汉书·儒林传》记《鲁诗》有“韦氏学”,即指此。
韦彪曾上疏论“选举”之弊,主张“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此议虽未全行,却反映了东汉前期世家子弟对“门阀化”倾向的自觉抵制——这与其家学“守正”的传统是一致的。
韦氏家学至魏晋犹有余绪,但已不成系统。后世所见的《韦氏家传》一类文献,多出后人追述,其中不免有攀附之辞,使用时须与正史对勘。
评价
班固在《汉书》中把韦玄成与匡衡并称,视为元帝朝“儒宗居相位”的代表。
对韦玄成的评价,历来集中在两点:其一是“让爵”之节,其二是“守正”之相业。
“让爵”一事,后世毁誉参半。褒之者以为“天下之让,莫大于让国”,将其与伯夷、叔齐并论;贬之者则以为“佯狂”近于“伪”,是“以名邀誉”。平心而论,西汉世族极重“名节”,玄成的选择在当时的社会评价体系中是合理的,其真诚与算计难以截然分开。
“守正”则有具体所指:为相七年,不结党、不阿附宦官、不因灾异攻讦同僚。在石显专权、萧望之冤死的元帝朝,能做到这一点,已属不易。至于“守正持重不及父贤”,那是班固的比较之辞,未必是贬——韦贤的“醇谨”是开国承平之世的产品,玄成所处的,则是一个已经开始崩解的时代。
参考资料
- 《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附韦玄成、宗庙议) - 二十四史全译
- 《汉书·卷九·元帝纪》(永光、建昭间礼制改革) - 二十四史全译
-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鲁诗韦氏学) - 二十四史全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