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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贤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韦贤(约前148年—前60年),字长孺,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西汉经学家、丞相。以《鲁诗》名家,兼通《礼》《尚书》,号称“邹鲁大儒”,是西汉以纯儒身份位至丞相的代表人物。其家五世传经,“父子丞相”,与“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之谚相始终。

家世与《鲁诗》传统

韦氏为鲁国大族。其先韦孟,为楚元王傅,历事元王戊及其子夷王郢客,作《讽谏诗》《在邹诗》以谏,见《汉书·韦贤传》所附。韦孟后“去位徙家于邹”,韦氏遂为邹人,以《诗》学传家。

汉代《诗》学分鲁、齐、韩、毛四家。鲁诗出于申公,申公受《诗》于浮丘伯,浮丘伯为荀卿门人,其学最称醇正。韦贤受《诗》于瑕丘江公,是鲁诗一派的嫡传。

韦贤治学不主章句之烦琐,而以训故通大义为主,兼重礼制,这正是鲁诗一派的特色。他“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弟子众多,汉代经学以家法相承,韦氏《诗》学遂成一家之言,史称“韦氏学”。

入仕与拥立宣帝

武帝时,韦贤以明经征为博士,给事中,后进授昭帝《诗》,渐次升迁为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鸿胪,位列九卿。

元平元年,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与公卿共立昌邑王刘贺,贺即位二十七日即以“行淫乱”见废。此际韦贤与苏昌等共定策,迎立流落民间的戾太子之孙刘询,是为宣帝。

宣帝即位,论“定策”之功,韦贤赐爵关内侯,食邑。这是西汉政治中常见的“从龙”之赏,也是韦贤得以迅速登上相位的重要资本。本始三年,丞相蔡义薨,韦贤代之,封扶阳侯,食邑七百户。时年已七十余。

为相五年与致仕之始

韦贤为相,史称“守正持重”。他没有赫赫之功,亦无显过,这在西汉“儒相”中是常态:以经术润饰政事,而不以吏能见长。

本始四年,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宣帝下诏罪己,博问灾异所由。韦贤与御史大夫魏相等“以经义对”,主张省徭役、薄赋敛、罢一切妨民之政。同年宣帝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察问民间疾苦。这一轮“灾异—求言—更政”的循环,是昭宣之际政治运作的典型形态。

地节三年,韦贤“以老病乞骸骨”。宣帝赐黄金百斤、安车驷马,加赐宅第一区,准其以丞相之位致仕。汉代丞相致仕之制,实自韦贤始,此后遂为定制。他归家后数年而卒,谥曰节侯。

邹鲁之地与西汉经学的地理格局

西汉经学的分布,有明显的地域性。鲁地与齐地是两大中心:齐学尚权变,多杂阴阳;鲁学守师法,重礼制。韦贤出自邹,属鲁学系统,其学风自然也偏向“谨守”一路。

《汉书·儒林传》所载五经大师,多出齐鲁。申公、辕固生、伏生、高堂生、田何,籍贯几乎都在今山东一带。这种格局的形成,与秦始皇焚书后“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的历史有关:秦火之后,六经的口传与壁藏,多赖齐鲁儒生保存。

邹鲁一带又有“礼义之国”的传统。《史记·货殖列传》称“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在这样的环境里,韦氏以《诗》《礼》传家数世,并不偶然。

由此也可理解韦贤为何“兼通《礼》《尚书》”而非专守一经:鲁学的传统本以礼制为核心,《诗》则用于言语应对与修身,二者相辅。韦玄成后来参与元帝朝的宗庙礼议,其礼学根柢正来自这一家学渊源。

丞相致仕与西汉中期的政治节奏

韦贤以老病乞骸骨而获准致仕,是汉代政治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节点。

秦及汉初,丞相多为终身之职,非薨、非免、非诛不去位。武帝一朝十三丞相,其中李蔡、庄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氂皆坐事死,田蚡惊惧而死,唯有石庆“醇谨”得善终。丞相之位,实为高危之任。

昭宣以后,随着儒生入相,政治风格渐趋温和,丞相的去职方式也随之多样:或以灾异免,或以老病退,或以罪自杀。韦贤的致仕,是“老病”一途的开端,此后张禹、孔光等皆循此例。

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它使最高行政长官的进退有了一套相对体面的程序,减少了政治的暴烈程度。但另一面,它也折射出相权的衰落——当丞相可以“持禄保位”而退,说明真正的决策权已转移到中朝尚书与大将军手中。韦贤之后,西汉丞相再无一人能如萧何、曹参那样主导国政。

“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

《汉书·韦贤传》赞语中有一句话流传两千年:“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

籝是箱笼。这句话的意思是:留给子孙满箱黄金,不如留一部经书。它既是韦氏家风的写照,也是西汉经学与利禄直接挂钩的产物。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设科射策,通经即可入仕,经学遂成为最稳妥的进身之阶。《汉书·儒林传》称“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正是这种风气的实录。韦氏一门的兴起,正是这条通经入仕之路的样本:韦贤为丞相,子韦玄成亦为丞相,孙韦赏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余人”。

需要指出的是,这句话在后世被反复引用时,常被赋予“重教轻财”的道德含义,而在汉代语境中,它首先是一句关于“投资回报”的实话——经书确实能换来黄金,且比黄金更持久。

经学与政治的互动

韦贤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政治由“霸道”向“儒术”转型的完成期。

昭帝始元六年,郡国所举贤良文学六十余人,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均输、榷酤诸事展开辩论,即著名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以儒术为据,批评“与民争利”,虽未能尽废盐铁,却迫使朝廷罢去关内铁官、榷酤,并标志着儒生群体已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韦贤虽未直接参与此会,但其学术立场与贤良文学一脉相承。

宣帝自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然亦不得不重用儒生。魏相、丙吉、韦贤相继为相,皆以经术进。“以经术饰吏事”成为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风格:儒生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资源,酷吏与能吏负责具体的行政运作,二者并行不悖。

韦贤之相业,正在于他为汉廷提供了“儒宗”的象征,而不在于具体的行政建树。这也解释了《汉书》本传为何详于家学与仕历,而略于政绩。

家族与后裔

韦贤四子:韦方山、韦弘、韦舜、韦玄成。韦弘为东海太守,有治绩;韦玄成嗣爵扶阳侯,官至丞相,以“佯狂让爵”闻名;韦玄成之子韦赏,哀帝时为执金吾、大司马车骑将军,封列侯。

韦氏一门在两汉之际影响深远。韦玄成之孙韦彪,东汉时官至大鸿胪、司空,以清高称,史称其“清俭好礼”;韦氏家学至东汉犹传《鲁诗》,见《后汉书·儒林传》。

东汉末年另有京兆韦氏一支,韦端、韦康、韦诞父子以书法与政事显名,与邹县韦氏并非同源,但后世族谱常混为一谈,此为姓氏源流研究中的常见讹误,读史者不可不辨。

评价

班固在《汉书·韦贤传》末的赞语中,把西汉中后期的“儒相”排成一个序列:自武帝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等“咸以儒宗居宰相位”。

班固对这些人的评断,是两面俱到的:一面承认他们“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即学养与风度可取;一面又批评他们“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即明哲保身,不能匡救时弊。

这一评断,实为对整个“儒相”群体的判断:经术可以致位,却未必能匡时。韦贤在其中,属于较为持重、少瑕疵的一位——他不结党、不弄权、不以灾异攻讦政敌,七十余岁知止而退,在昭宣之际的政坛上,是难得的“守正”之人。以“醇谨”论西汉丞相,韦贤可称典型。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