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恺之




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东晋时期的画家、绘画理论家与诗人[1][2]。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说明与名画记都以「公元四世纪」概称其生活年代,而他之所以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枢纽位置,并不只因为画得好:他把「以形写神」「迁想妙得」「传神写照」等命题写入画论,使绘画从单纯的状物与教化转为士人精神的表征[3][4]。讨论顾恺之还有一个必须先讲清楚的前提——他没有可靠的绘画真迹传世,今天归于他名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斫琴图》等,都是唐、宋以后人的摹本[5][6]。因此严谨的表述只能是「传为顾恺之作」的摹本,而不能把这些卷子径称为顾恺之真迹;也正因为如此,围绕《洛神赋图》原本作者与时代的讨论,至今仍是美术史的一桩公案。
生卒、家世与仕履
顾恺之的生卒年史无定说。故宫博物院藏品说明只笼统写作「顾恺之(公元四世纪)」[7];故宫名画记《洛神赋图卷(宋摹本)》页面标注「约345—406」[8],贵州省政协的介绍亦作「约345—406」[9],学习强国所载小传则作「348—409」[10]。这些数字都是后人推定的大致区间,彼此并不一致。可以确定的基本项是: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出身士族家庭[11][12]。无锡市梁溪区文化馆的介绍追述其家世:五世祖顾雍做过三国时东吴丞相,祖父顾毗在东晋康帝时任散骑常侍、迁光禄卿,父顾悦之字君叔,历任无锡县令、扬州别驾,官至尚书右丞;因家境优越,顾恺之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父亲还曾请当时的名画家卫协做他的老师[13]。故宫说明称其「画师法卫协」[14],贵州省政协则说他是曹不兴的再传弟子[15]——两种说法都指向同一条早期人物画的师承线索。
仕履方面,顾恺之曾为桓温及殷仲堪参军,义熙(405—418)初任通直散骑常侍;故宫说明简作「义熙初官散骑常侍」[16][17]。他博学多艺,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人物、佛像、禽兽、山水皆能,当时即有「才绝、画绝、痴绝」三绝之称[18][19]。《晋书》记谢安深重其画,「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20]。所谓「痴绝」,留下不少轶事:桓玄曾拿一片柳叶诳称是蝉用来蔽身之叶、持之可以隐身,顾恺之信以为真,桓玄乘机在他头上撒尿,他反以为是自己隐身成功、桓玄没有看见[21];他又曾把一箱自己非常珍惜的画作封存好寄放在桓玄处,桓玄私自开箱把画全部窃取并原样封存,待索还时只剩空箱,顾恺之却说「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由人之登仙」,了无怪色[22][23]。苏东坡后来在题画诗中写「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谁似痴虎头」,说的正是这段窃画公案[24]。「渐入佳境」一典也出自他:《晋书·文苑》原文为「恺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渐入佳境』」[25]。贵州省政协的文章认为,这种「痴」在动荡年代未尝不是一种全身远祸的生存智慧[26]。
「传神」理论与三篇画论
顾恺之在画学上的著述,今存《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三篇,被视为中国文人撰写最早的专篇画论[27][28]。贯穿其中的核心命题,是「以形写神」与「迁想妙得」。故宫名画记所附小传概括说,他「精通画论」,提出「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著名论点,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并记其画人物尤善点睛,自云「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阿堵」是六朝人口语,意为「这个」,此处指眼珠[29]。《世说新语·巧艺》记同一事更详:「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30][31]
中国社会科学网《顾恺之的「以形写神」与范式活化》一文,把这套理论拆解得更细。《魏晋胜流画赞》谈眼神「实对」:「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又谈用笔分寸:「若长短、刚软、深浅、广狭与点睛之节,上下、大小、醲薄,有一毫之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32]。《论画》开篇则立评画总纲:「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33]《画云台山记》涉及更具体的画法,无锡文艺网概括为「山有面,而背向有影」的明暗、「下为石间,物景皆倒」的水中倒影,以及「凡画人,坐时可七分」的人物比例[34]。
理论落实在创作上,《晋书》留下四件常被称引的事:顾恺之重嵇康四言诗而为之图,常叹「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为名士裴楷画像,在面颊上添了三根毛,看的人反觉「神明殊胜」;为谢鲲画像,别出心裁地把人安放在石岩里,说「此子宜置丘壑中」,以衬其隐逸风韵;为殷仲堪画像,因其有目疾而推辞,顾恺之便说「明府正为眼耳,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轻云之蔽月,岂不美乎」[35]。这四例都不是单纯描摹外形,而是借环境、细节与眼神去捕捉对象的精神特质,且能依据对象情形随机应变,正是「迁想妙得」与「以形写神」的具体运用[36]。
瓦官寺壁画与「点睛」公案
顾恺之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经历,发生在建康瓦官寺。东晋兴宁年间(363—365年),瓦官寺向社会各界募捐,士大夫认捐不过十万钱,并不富裕的顾恺之却在募捐册上大笔一挥认捐百万;他请寺僧备一面干净的墙壁,闭门一个多月画成一躯维摩诘像,画好躯干后独留眼睛不点,并让寺僧公告:第一日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五万,第三日随意[37][38]。到开户当众点睛之日,画像精妙引来观者奔走相告、踏破门槛,布施很快凑足百万[39][40]。
后世常把成语「画龙点睛」系于顾恺之,其实出典不同。甘肃纪检监察网《画龙点睛》一文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南朝梁画家张僧繇于金陵安乐寺壁上画四条白龙而不点眼睛,每云「点之即飞去」,人以为妄诞而固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二龙乘云腾去上天,二龙未点眼者皆在」;该文同时引《世说新语·巧艺》顾恺之「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之语,说明世人又把文章、事情的出彩之处称作「点睛之笔」[41]。中国高校之窗《点睛之笔与画龙点睛》一文辨析得更直接:和顾恺之有关的成语是「点睛之笔」,和张僧繇有关的成语是「画龙点睛」,「两者虽一脉相承,语意相近,但毕竟出典不同,不能混为一谈」[42]。换言之,瓦官寺公案说的是人物画传神与募捐,安乐寺传说说的是画龙破壁飞去,二者不宜混为一谈。
传世画卷:皆为后世摹本
学习强国所载小传直言「顾恺之的作品无真迹传世。流传至今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均为唐宋摹本」[43];贵州省政协的文章也说「顾恺之的绘画真迹今已无存」,其画散见于唐宋人的记载,至今流传有绪者为《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和《斫琴图》,这些作品有隋唐或宋人的摹本,「可称为第二珍本」,是研究我国早期士人画的重要资料[44]。
《女史箴图》
《女史箴》为西晋广武侯张华所写,文字内容关乎女子的德行操守,以教化训诫为目的;中国社会科学网并指出,相传此文是张华为规劝贾后而作[45][46]。顾恺之将文中故事以图画形式加以描绘,使之通俗易懂[47]。原本早已不存,今存两本摹本:现存最早的画本是唐代摹本,原为清宫旧藏,现藏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所藏则为宋人摹本[48]。关于流散,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号」所载文章记:唐人摹本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被英国人从圆明园盗走,今存大英博物馆;宋人摹本今藏故宫博物院[49]。原图共12段,两本皆有缺失,唐人摹本存9段,宋人摹本存11段,宋摹本多出的两段分别讲樊姬与卫女的故事[50]。
故宫名画记对宋摹本记录最详:纸本、墨笔,横601厘米、纵27.9厘米,全图共11段,依次题为「樊姬感庄」「卫女矫桓」「冯婕妤挡熊」「班婕妤辞辇」「防微虑远」「知饰其性」「出其言善」「灵监无象」「欢不可以渎」「静恭自思」「女史司箴」;本卷为白描人物,笔法流利,线条细劲连绵,比高古游丝描又多几分挺健,更接近李公麟一派;引首为乾隆帝御书「王化之始」四字,后有包希鲁、谢询、张美和、赵谦等题记,本幅钤乾隆、嘉庆、宣统、梁清标等印22方,《石渠宝笈初编》卷32、35著录[51]。该页并指出,此宋摹本较唐摹本画面内容多两段,对了解《女史箴图》母本及其流传、以及早期人物画法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2]。
《洛神赋图》
此图取材于三国魏人曹植所作《洛神赋》,分段描绘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等情节[53]。故宫名画记所录《洛神赋图卷(宋摹本)》为绢本、设色,纵27.1厘米、横572.8厘米;本幅无作者款印,原本相传为顾恺之作,学界一般认为是宋摹本;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劲绵长,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勾无皴,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54]。
《洛神赋图》传世不止一本。光明网《那些有故事的镇馆之宝》明确说「《洛神赋图》因时间久远,真迹早已失传,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唐宋年间的摹本」,并列举传世五个摹本,分别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南宋)、故宫博物院(两幅)、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日本等处[55]。该文记辽宁藏本有「绍兴」藏印,徐邦达据其人物衣纹作「兰叶描」、既近唐代吴道子又似宋代马和之,且每段所书赋句近似宋高宗笔法,断为宋人摹本无疑;北京故宫藏本有图而各段不附赋文,卷中有乾隆御题与藏印,还有元代赵孟頫(赵子昂)行书抄录的《洛神赋》全文及历代题跋;美国藏本与故宫本一样无赋文,绘制形象近似,同属宋人摹本[56]。
《列女仁智图》
《列女仁智图》又名《列女图》,以西汉刘向《列女传》之《仁智传》故事为表现主题[57]。学习强国《每日中华名画》记:故宫博物院藏本传为东晋顾恺之作,纵25.8厘米;此画为残本,现存七个完整故事与三个残缺故事,每个故事结尾处都书有颂词,画中所绘女性或为平民百姓,或为王室贵族,无不善于思考、明达事理;本图无款识,图后题跋称其为东晋顾恺之手笔,但历来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一幅宋代摹本[58]。学习强国另载小传亦将《列女仁智图》与《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并列,统称为「唐宋摹本」[59]。可见此卷与前述两图一样,属于旧传顾恺之、实为后世传摹的作品,而非东晋真迹。
作者归属的讨论与画史评价
既然真迹无存,卷轴与顾恺之之间的联系便只能靠文献与风格推断,《洛神赋图》尤甚。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资讯网转载的贺西林《稽前王之采章 成一代之文物——陕西潼关税村隋墓画像石棺的视觉传统及其与宫廷匠作的关系》(原刊《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12期)梳理了这场讨论:就现存辽宁省博物馆本与故宫博物院本,「学界基本肯定为宋摹本」;老一辈学者唐兰、金维诺等人认为原本作者应为东晋顾恺之,或代表了顾恺之及其那个时代的艺术水平[60]。但早期画史中虽出现过《洛神赋图》画目,却与顾恺之无关——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记载晋明帝司马绍画过《洛神赋图》,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记载隋官本存晋明帝画《洛神赋图》[61]。沈从文从服饰制度提出质疑,指出画中曹植身边侍从穿戴「全是北朝时人制度」、骑士戴「典型北朝漆纱笼冠」、洛神双鬟髻出于东晋末年而盛行齐梁,因而认为「洛神赋图最早不出展子虔等手笔,比顾恺之晚许多年」[62]。尹吉男进一步考证,把《洛神赋图》冠于顾恺之名下最早见于南宋王铚《雪溪集》,并提出「今天这个统一的顾恺之是由三个文本的『顾恺之』和三个卷轴画的『顾恺之』在历史过程中合成的结果」;石守谦、韦正、陈葆真等亦从知识生成或考古材料角度否定《洛神赋图》与东晋顾恺之的直接关联,甚至把现存祖本指向南朝[63]。这些讨论提示:今天谈论顾恺之的画作,须区分文献记载的顾恺之、后世摹本所呈现的画风,以及后世鉴藏家逐步合成的「顾恺之」概念三个层次。
画史对顾恺之本人的评价则相当一致。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评其迹「紧劲联绵,循环超乎,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64];张怀瓘谓「象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得其神,神妙亡方,以顾为最」[65]。他与师法他的南朝宋画家陆探微并称「顾陆」,号为「密体」,以区别于南朝梁张僧繇、唐吴道子的「疏体」;又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66]。贵州省政协的文章认为,谢赫后来提出并被中国画史奉为最高原则的「气韵生动」,正是以顾恺之的「传神」观念奠基[67]。中国社会科学网则把他的意义概括为:至魏晋,人们对绘画的认识「从画工之画转变为士人精神的表征」,而顾恺之以「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命题与大量实践,彰显了魏晋文艺的自觉精神[68]。其诗文亦有零星流传,「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若云兴霞蔚」即出自他对会稽山川状貌的描述[69];据该文介绍,他除绘画外还著有《启蒙记》3卷及文集20卷,今均已无处寻踪[70]。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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