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中国近代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以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署对德和约而闻名于世，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中，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驻法公使、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要职。他是近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外交人物之一。

顾维钧

出生	1888年1月29日 清江苏省太仓直隶州嘉定县
逝世	1985年11月14日（97岁） 美国纽约市
国籍	中国
籍贯	江苏嘉定
身份	外交家、国际法专家
主要职务	外交总长、外交部长、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

生平

顾维钧出生于江苏嘉定一个富裕的官商家庭。祖父顾浚是当地知名文人，父亲顾溶在江南经营钱庄和航运业，家资丰厚。顾维钧幼年入私塾读书，聪颖过人，尤喜读史书。12岁时，他随父亲移居上海，进入英华书院学习英语和西学。上海开埠后的国际化氛围对少年顾维钧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他萌生了从事外交工作的志向。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远赴美国留学。他先进入纽约库克学院学习预科，1905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主修国际法和外交学，先后获得文学士（1908年）和政治学硕士（1909年）学位。他还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的编辑，积极参与校园辩论活动。他的英文水平和对国际事务的了解使他很快在美国学术界崭露头角。

1911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外人在华地位之研究》系统分析了列强在华特权的法律依据和外交背景，显示了他对国际法和中外关系的深刻理解。这一研究成果为他日后的外交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顾维钧应袁世凯之邀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他以流利的英文和对国际法的精通很快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1913年他调任外交部参事，1914年升任外交部秘书，开始直接参与外交事务的处理。

1915年，年仅27岁的顾维钧被任命为驻美国公使，成为中华民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在美国期间，他积极开展对美外交，努力争取美国对中国政府的外交承认和经济援助。他多次与美国总统威尔逊和国务卿兰辛会面，阐述中国政府对各项国际事务的立场。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身份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在和会上，顾维钧就山东问题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据理力争，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直接归还中国。他的演说震撼了和会会场，赢得了西方外交界的高度赞誉。然而由于列强的利益交换，和会最终决定将山东权益转交给日本。中国代表团内部就是否签署和约产生了激烈分歧，顾维钧坚决主张拒绝签字。在他的坚持下，中国最终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一正义之举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和赞誉，也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1920年，顾维钧任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多次在国际联盟会议上发言，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1921年至1922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这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成就之一。

1922年至1928年间，顾维钧在北洋政府中多次出任外交总长，并曾两度代理国务总理。他在北洋政府的动荡政局中艰难地维持着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努力争取列强对中国的平等对待。他还主持了与苏联的外交谈判，1924年签署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宣布放弃在华特权。

1927年，顾维钧一度担任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虽然任期短暂，但这是中国职业外交官首次登上政府最高行政职位。北伐胜利后，顾维钧曾短暂离职，但不久即应南京国民政府之请，再次出山。1931年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改任驻法国公使、驻英国大使等职。

1930年代，顾维钧在国际联盟多次发表演说，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虽然国际联盟未能采取有效行动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但顾维钧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努力使世界了解到了中国遭受侵略的真相，赢得了国际道义的同情和支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维钧转任驻美国大使。他在美国的抗战外交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全力推动美国增加对中国的援助。他频繁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等美国高层人士会面，为中国争取到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他还积极向美国公众宣传中国的抗战事业，赢得了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同情。

1945年抗战胜利后，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参与起草了《联合国宪章》。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顾维钧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大国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6年至1956年，顾维钧担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并于1957年至1960年担任国际法院副院长。这是中国人在国际司法机构中担任的最高职务，标志着他的国际法学术造诣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1956年，68岁的顾维钧从国际法院退休后定居美国。他在晚年撰写了一部长达十三卷的回忆录，详实记录了他五十余年的外交生涯，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权威性文献。1985年11月14日，他在纽约的家中去世，享年97岁。

外交成就

顾维钧的外交成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最为璀璨的一页。他在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中，参与了中国近代几乎所有重大外交事件的处理。

在巴黎和会上的"拒约"是顾维钧最为人称道的外交成就。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十人会议上就山东问题发表了长达半个小时的演说。他引经据典，从历史、文化和法律等多个角度论证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直接归还中国。他的演说逻辑严密、雄辩有力，整个会场寂静无声。听完他的演说，美国总统威尔逊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都表示受到极大震动。西方媒体评价这次演说是"和会上最精彩的一刻"。

华盛顿会议上，顾维钧参与促成了《九国公约》的签订。这一公约规定了列强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列强对中国的蚕食和瓜分。虽然公约后来被日本践踏，但其在国际法上的意义不容低估。

顾维钧在解决中国与列强之间的条约问题上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20年代，他推动了中国与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条约修改谈判，废除了部分不平等条约。他主持的与苏联的外交谈判取得了重要成果，苏联宣布废除沙俄时期对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些外交成就为中国收回部分国家主权奠定了法律基础。

在联合国制宪会议上，顾维钧积极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他主张中国应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得到了美英苏等大国的支持。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中国在二战后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

顾维钧在国际法院的任职也是他的重要贡献。他在国际法院任法官15年，参与审理了多起重要的国际法案件。他以深厚的国际法学识和公正的司法态度赢得了各国法官的尊敬。在他担任法官期间，他始终坚持国际法的公平原则，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任何国家立场的左右。

顾维钧还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他非常重视外交官的选拔和培养，在任外交总长期间建立了一套外交官考试选拔制度。他还亲自指导年轻外交官提高业务能力和国际视野，不少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外交家的后辈都曾受教于他。

最后才达成书面协议。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风格，使他能够在外交实践中取得最大的成效。

顾维钧的外交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外交官。他主张外交工作应该建立在充分的信息收集和专业分析基础之上，反对凭个人好恶和感情用事进行决策。他强调外交官必须具备优秀的语言能力、扎实的国际法知识、丰富的文化素养和灵活的交际手腕。他培养的一批外交人才后来成为新中国外交队伍的重要骨干。

主要事迹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事迹。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原本期望和会能够归还被德国侵占的山东权益。但是和会却决定将山东权益交给日本，这使中国代表团的幻想彻底破灭。在最后关头，北京政府曾一度指示代表团签字，代表团团长陆征祥也倾向于签字。顾维钧坚决反对，他认为签字将使中国蒙受永久性的屈辱。在他的带动下，中国代表团最终决定拒绝签字。这一决定在国内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也树立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原则、不屈从于强权的形象。

顾维钧在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后，转而致力于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山东问题。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他积极推动美英出面调解中日争端。经过艰苦的谈判，中日双方最终在华盛顿会议期间达成了关于山东问题的协议，日本同意将山东权益归还中国。山东问题终于在巴黎和会两年后得到了解决，顾维钧功不可没。

顾维钧在1930年代为推动国际社会制裁日本侵略做出了大量努力。他在国际联盟的多次演说详细披露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的侵略行为，呼吁国联采取实际行动制止侵略。他的演说深具说服力，使国联大会通过了谴责日本的决议。虽然国联未能阻止日本的进一步侵略，但顾维钧的外交努力使世界了解了真相，为中国赢得了国际道义的支持。

顾维钧在驻美大使任上的外交活动也极为重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设法促使美国将中国视为平等的同盟国。他推动签订了一系列中美合作协议，为中国争取到了美国巨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他还参与了开罗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外交筹备工作，为中国在战后国际格局中争取有利地位。

晚年的顾维钧撰写回忆录的工作也值得大书特书。他从1960年代开始撰写《顾维钧回忆录》，历时十余年，成书十三卷，共约五百余万字。这部巨著忠实地记录了他所经历的重大外交事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是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料。

历史评价

顾维钧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评价最高的外交家。他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和"中国近代外交之父"，在学术界和历史界享有极高的评价。

顾维钧的核心品质——外交才能——是得到一致公认的。他精通国际法，深谙谈判技巧，在重大外交场合能够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他的演说是世界外交史上的经典之作，其雄辩力和感召力至今为人所称道。一位美国外交官曾评价他说："顾博士是远东最优秀的外交人才，如果每个国家都有他这样的外交家，世界上的战争可能会少很多。"

顾维钧对国家利益的捍卫也是值得称道的。他一生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外交谈判中始终坚持原则，不向强权低头。他在巴黎和会上的"拒约"行为正是这种爱国立场的最好体现。在台湾时期，他虽然为国民党政府服务，但他始终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顾维钧在学术上的成就也值得肯定。他的博士论文《外人在华地位之研究》是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开创性著作，至今仍被学术界引用。他在国际法院的任职经历，也为他带来了国际法学术界的崇高声誉。

但顾维钧也有其局限性。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家，他为不同的政府——清朝、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都提供了同样的外交服务，这使他在政治立场上显得缺乏坚定性。他一生致力于争取列强对华平等相待，但客观地说，他的外交努力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国际地位提升——中国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处境，依然是大国博弈的棋盘和牺牲品。

总体来看，顾维钧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是名副其实的。他的外交才能、爱国情怀和国际声誉，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外交官。

国际观察家普遍认为，在巴黎和会的精英外交官群体中，顾维钧是表现最为出色的人之一。他的形象和才能为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国际尊重。

顾维钧的外交风格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说话声音不高，但语调沉稳有力；他从不使用激烈的言辞攻击对手，但总能以严谨的逻辑和无懈可击的论据说服听众。他的外交文书也极其讲究，用词准确、条理清晰、论据充分，被誉为"国际外交文件写作的典范"。

轶事典故

顾维钧有"三最"之称：最年轻的外交官、最杰出的演说家、最受欢迎的民国帅哥。他在外交场合的翩翩风度和流利英语，使他成为当时国际社交界的明星。许多西方外交官的夫人都对这位东方绅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演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细节。当他的演说结束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在离席时，对他的助手说了一句："我以为我的日英双语已经很好了，但和这位中国年轻人比起来，我简直像个不会说话的孩子。"

顾维钧的个人生活也颇为传奇。他一生有过四次婚姻。原配张润娥是包办婚姻，婚后不久即分手。第二任夫人唐宝玥是唐绍仪的女儿，夫妻感情很好，但唐宝玥因产后感染去世。第三任夫人黄蕙兰是南洋华侨富商之女，是一位极为时尚、热爱社交的女性。她为顾维钧的外交活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第四任夫人严幼韵也出身名门，陪伴顾维钧度过了最漫长的岁月，直至他97岁去世。

顾维钧的晚年生活非常平静。他在纽约的家中每天读书写作，天气好的时候到中央公园散步。他的长寿秘诀据说是："不过分担心，不轻易动怒，保持规律的生活，每天喝一杯红葡萄酒。"他97岁去世时，是美国大纽约地区华人社区中最年长、最受尊敬的人士之一。

顾维钧有个习惯：他永远随身携带一本小笔记本，记录每日的外交活动和重要的谈话内容。这个习惯保持了一生。这些笔记本后来成为他撰写回忆录的重要依据。他的秘书曾说："顾博士的记性惊人，三十年前的谈话细节他都能准确回忆出来。但他的小本子总是带着，他信不过自己的记性，只信得过笔下的记录。"

人物关系

顾维钧与唐绍仪的关系最为密切。唐绍仪是顾维钧的岳父，也是他进入外交界的引路人。唐绍仪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曾担任过民国首任内阁总理。正是在唐绍仪的提携下，年轻的顾维钧才得以进入外交部并迅速成长。顾维钧对唐绍仪终生保持感恩之心。

顾维钧与袁世凯的关系也很重要。袁世凯对顾维钧的才学极为欣赏，提拔他担任驻美公使等要职。但顾维钧对袁世凯称帝持反对态度，在帝制失败后两人关系疏远。

顾维钧与蒋介石的关系则较为复杂。北伐后，顾维钧一度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所不信任，因为他曾在北洋政府中担任高官。但1930年代日寇入侵的大敌当前，蒋介石重新起用顾维钧担任外交部长。两人在抗日外交方面有着良好的合作。

顾维钧与周恩来有过一些工作交往。在万隆会议期间，两人有过一次重要的外长会晤。顾维钧对周恩来的外交风度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没有深交，但两人在维护中国利益方面持有一些共同立场。

顾维钧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交合作也是他生涯中的亮点。两人在二战期间多次会面，罗斯福对顾维钧的外交才能极为欣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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