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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厌恶

来自VeritasWiki 真理百科

风险厌恶(英文:Risk Aversion),又称风险规避,是指经济主体在面对具有相同期望收益而风险程度不同的选项时,倾向于选择结果更为确定、波动更小的方案,并愿意为此放弃一部分期望收益的行为特征。风险厌恶是微观经济学和金融学中刻画投资者、消费者与企业决策的基本偏好假设,通常用效用函数的曲率来衡量:若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效用函数呈凹形,则主体表现为风险厌恶,即在期望值相同的情况下,确定收益带来的效用高于不确定收益的期望效用。风险厌恶程度既受个体心理特征影响,也受财富水平、损失概率、时间跨度与制度环境的制约,并直接决定风险溢价、保险需求与资产配置行为。

一、基本解释

风险厌恶(效用曲线)

风险厌恶刻画的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设想两个选择:一是确定获得一百元,二是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获得二百元、百分之五十的概率一无所得。虽然两种选择的期望收益都是一百元,但绝大多数人偏好第一种,这种偏好就是风险厌恶的典型表现。风险厌恶并非笼统地拒绝一切风险,而是要求在承担不确定性时获得相应的额外补偿,这一补偿在金融学中被称为风险溢价。没有风险溢价,风险厌恶者就不愿把确定的财富换成具有相同期望值但结果不确定的资产。

在效用函数框架下,风险厌恶表现为效用函数对财富的二阶导数为负,即财富的边际效用随财富增加而递减。第一元钱带来的满足感最大,随着财富增加,每一元新增财富带来的效用逐渐变小。当收益不确定时,高收益带来的效用增加不足以抵消同等概率的低收益带来的效用减少,期望效用因此低于确定期望收益的效用,主体于是偏好确定性。这一逻辑把主观的风险态度转化为可数学处理的性质,成为资产定价、保险理论和投资组合理论的共同起点。

风险厌恶程度通常用绝对风险厌恶系数和相对风险厌恶系数来度量。绝对风险厌恶系数反映主体愿意为规避固定金额的风险支付多少,随着财富增加而下降的称为递减绝对风险厌恶,意味着富人比穷人更愿意承担固定规模的风险。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反映主体愿意为规避与财富成比例的风险支付多少,若其保持常数,则效用函数取幂函数形式,是实证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标准假设。这些系数的设定直接影响风险资产需求与风险溢价的理论预测。

风险厌恶具有重要的现实经济含义。投资者因为风险厌恶而要求更高的预期回报,这解释了为什么股票长期平均收益率高于国债,也解释了为什么风险资产价格会随风险感知变化而剧烈波动。消费者因为风险厌恶而购买保险,把不确定的大额损失转化为确定的小额保费支出。企业因为风险厌恶而在投资决策中要求高于无风险利率的贴现率,并在项目选择上偏好现金流稳定的方案。可以说,风险厌恶是连接不确定性世界与市场主体行为的关键桥梁。

二、概念解读

风险厌恶(无差异曲线)

理解风险厌恶,首先要区分它与风险中性、风险偏好三种态度。风险厌恶者偏好确定结果,风险中性者只关心期望值而对波动无差异,风险偏好者则愿意为不确定性本身付出代价。三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效用函数的形状:凹函数对应风险厌恶,线性函数对应风险中性,凸函数对应风险偏好。在大多数经济分析中,风险中性假设被用于简化企业估值,而风险厌恶假设则用于分析个体投资行为与保险市场,因为现实中多数个人投资者确实表现出明显的风险厌恶。

其次要区分风险厌恶与损失厌恶这两个常被混淆的概念。风险厌恶关注的是对波动的整体态度,其参照点是期望收益水平;损失厌恶则来自前景理论,指人们对损失的痛苦感受显著强于对同等金额收益的愉悦,参照点是当前财富或某个心理基准。一个人可能同时具有风险厌恶和损失厌恶,也可能在特定情境下表现为损失厌恶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风险厌恶。二者的数学刻画和政策含义不同,不能相互替代,在解释现实行为时需要分别检验。

第三要理解风险厌恶程度并非固定不变的常数。同一投资者在不同情境下的风险态度可能显著不同:当其财富相对于风险的规模较大时,往往更愿意承担风险;当面临不可分散的背景风险如失业与健康风险时,则更趋保守。投资期限也会影响风险态度,长期投资者有更多机会等待市场回归,因而可能容忍短期波动。此外,情绪状态、市场氛围和过往盈亏经历都会影响风险偏好,这使得行为金融学对传统固定风险厌恶假设提出了修正。

第四要把握个体风险厌恶与市场风险厌恶的区别。个体风险厌恶描述个人的偏好,而市场风险厌恶是从资产价格中反推出的整体风险补偿水平,通常用股权风险溢价或风险市场价格来表示。当市场恐慌时,资产价格下跌、风险补偿上升,市场风险厌恶程度随之升高,即使个体偏好并未改变。区分这两个概念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风险资产价格会周期性剧烈波动。资产定价理论正是通过把个体偏好加总,建立微观风险态度与宏观风险价格之间的联系。

三、主要类型

风险厌恶(微观曲线图)

按风险厌恶的绝对程度是否随财富变动,可区分为递减绝对风险厌恶、常数绝对风险厌恶和递增绝对风险厌恶。递减绝对风险厌恶指随着财富增加,投资者愿意承担更大绝对金额的风险,这是最符合直觉和实证观察的假设;常数绝对风险厌恶意味着风险资产的需求与财富无关,主要见于指数效用函数;递增绝对风险厌恶则意味着越富有越保守,较少见但在特定情境下可能出现。绝对风险厌恶的类型决定了投资者对固定规模风险资产的持有量如何随财富变化。

按相对风险厌恶是否随财富变动,可区分为递减相对风险厌恶、常数相对风险厌恶和递增相对风险厌恶。常数相对风险厌恶对应幂效用函数,意味着投资者把财富的固定比例配置于风险资产,这一性质使资产组合比例不随财富水平变动,便于理论处理,被广泛用于宏观金融模型与长期投资分析。递减相对风险厌恶意味着富人把更高比例的财富投入风险资产,递增相对风险厌恶则相反。实证研究多支持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在合理区间内大致稳定。

按投资者身份和决策场景,可区分为个人风险厌恶、机构风险厌恶和企业风险厌恶。个人风险厌恶受心理特征、家庭负担和生命周期阶段影响;机构风险厌恶受受托责任、监管约束和业绩考核周期影响,例如养老基金和保险资金通常要求较低的风险敞口;企业风险厌恶则体现在资本预算中要求较高的贴现率和偏向稳健项目的倾向。机构和企业层面的风险厌恶不完全等同于个人偏好加总,还包含制度性约束和市场摩擦的影响。

按风险的可分散性,可区分为对可分散风险的态度和对不可分散风险的态度。可分散风险可以通过投资组合予以消除,投资者原则上不应为其要求补偿,若因认知局限而对可分散风险过度回避,会降低投资效率;不可分散的系统性风险无法通过组合分散,必须由风险溢价予以补偿,投资者对这类风险的态度直接决定资产价格。区分两类风险对理解投资组合理论至关重要,也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核心逻辑之一。

按行为特征,还可区分理性风险厌恶与行为性风险厌恶。理性风险厌恶建立在对概率和收益的客观评估之上,是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行为性风险厌恶则源于过度自信、代表性偏差、心理账户和从众效应等认知与情绪因素,可能导致投资者在不当时机过度回避或过度追逐风险。行为金融学认为,市场上许多看似异常的现象,如处置效应和过度交易,都可以用行为性风险厌恶加以解释,这为理解真实投资行为提供了补充视角。

四、理论知识

风险厌恶(期望效用图)

预期效用理论是风险厌恶分析的理论基石。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证明,在一组合理的公理假设下,个体的偏好可以由一个效用函数的期望值来表示,即个体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等价于最大化期望效用。风险厌恶对应于效用函数的凹性,其强度由阿罗和普拉特提出的绝对与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度量。这一框架把主观风险态度纳入统一的决策模型,并推导出风险溢价与风险厌恶系数、风险方差之间的近似关系,即风险溢价约等于风险厌恶系数乘以方差的一半。

风险溢价的定量关系是理解资产价格的关键。根据阿罗和普拉特的近似公式,投资者要求的超额收益与风险厌恶程度和收益方差成正比。这意味着当市场波动加剧时,风险厌恶不变的前提下风险补偿也会上升。然而实证研究发现,要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股权风险溢价,所需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远高于问卷调查所显示的水平,这一矛盾被称为股权溢价之谜,推动了习惯形成、长期风险、罕见灾难和异质性投资者等一系列理论的发展,成为金融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议题。

投资组合理论把风险厌恶与资产配置直接联系起来。马科维茨的均值方差分析指出,理性投资者在给定风险下追求最高期望收益,或在给定期望收益下追求最低风险,其最优组合取决于风险厌恶程度与有效前沿的切点。当存在无风险资产时,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厌恶在无风险资产与切点组合之间分配资金,风险厌恶越高,投入风险资产的比例越低。这一结论为资产配置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也是风险测评与产品适当性管理的思想来源。

在一般均衡框架下,风险厌恶通过与消费增长的联系决定资产价格。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指出,资产的预期超额收益取决于其收益与边际效用或消费增长的协方差,风险厌恶系数是其中的关键参数。当投资者风险厌恶较高时,他们更希望在经济不景气、消费下降时获得回报,因此能够在这种时期提供回报的资产会被给予较高价格、较低预期收益,而只在经济繁荣时表现良好的资产则必须提供更高的风险补偿。这一逻辑把风险厌恶从个体偏好提升为决定市场均衡价格的宏观变量。

前景理论对传统风险厌恶假设构成了重要修正。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通过实验发现,人们在面对收益时倾向于风险厌恶,在面对损失时却倾向于风险偏好,且对损失的评价权重高于同等收益。这一发现说明风险态度并非稳定不变,而是取决于决策被表述为收益还是损失。前景理论用价值函数和权重函数刻画这种依赖参照点的选择行为,能够解释保险购买与同时购买彩票这类表面矛盾的现象,对行为经济学和风险管理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常见误区

第一个常见误区是把风险厌恶等同于胆小或非理性。风险厌恶是一种在不确定环境下对确定性的合理偏好,只要财富的边际效用递减,风险厌恶就是理性选择的自然结果,而非认识缺陷。事实上,正是因为多数人风险厌恶,保险市场和风险溢价才得以存在,金融体系才能有效配置风险。把风险厌恶视为心理弱点,可能诱导投资者承担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风险,反而损害长期财务安全。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风险厌恶程度是一成不变的性格标签。风险偏好会随财富水平、年龄、家庭责任、收入稳定性和市场环境而变动。同一个人在有稳定工作和充足储蓄时可能愿意配置较多权益资产,在面临失业风险或大额支出时则会转向保守。因此风险评估不应仅凭一次性问卷定论,而应在重大生活变化和长期投资过程中动态复核,投资者也应根据自身处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资产配置方案。

第三个误区是忽视风险厌恶与投资期限的匹配关系。短期需要使用的资金若配置于高波动资产,即使长期回报可观,也可能在需要用钱时恰逢市场低迷而遭受损失;长期闲置资金若全部存放于低风险低回报资产,则可能难以抵御通胀侵蚀,无法实现长期目标。因此风险厌恶的正确运用是结合资金用途和期限进行分层配置,而非一概回避所有风险资产。期限匹配是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与风险厌恶程度同样重要。

第四个误区是把风险厌恶简单等同于不投资。风险厌恶并不意味着拒绝参与市场,而是要求在承担风险时获得合理补偿,并通过分散化、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把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完全不投资同样是一种风险选择,因为购买力可能被通货膨胀持续侵蚀。合理的做法是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目标,选择风险水平与之匹配的资产组合,在可控风险下追求长期回报。

第五个误区是混淆风险厌恶与对损失概率的低估或高估。风险厌恶是偏好层面的特征,与对客观概率的判断属于不同维度。一个风险厌恶者可能在准确评估概率后仍选择规避风险,而一个风险偏好者也可能因高估收益概率而做出冒险决策。在投资决策中,既要评估自身的风险偏好,也要客观认识各类资产的收益分布和潜在损失,把偏好判断与概率判断分开,避免用情绪替代分析,也避免因过度自信而误判风险。

六、总结

风险厌恶是经济主体在期望收益相同时偏好确定结果、并愿为规避不确定性支付代价的偏好特征,在数学上表现为效用函数的凹性,并由绝对与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度量。它既是预期效用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风险溢价、保险需求、资产配置和资产定价的关键变量。风险厌恶的程度受财富水平、期限、心理特征和制度约束的共同影响,并在个体、机构与市场不同层面上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在实践中,准确认识风险厌恶有助于投资者合理评估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在风险与收益之间做出与自身目标匹配的配置决策,也有助于金融机构开展适当性管理、设计符合客户风险特征的产品。理论上,围绕风险厌恶形成的预期效用理论、均值方差分析、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模型以及前景理论,共同构成了理解不确定条件下经济行为的分析框架。随着行为金融学和长期风险理论的发展,对风险厌恶的认识仍在深化,其结论不断为风险管理、公共政策与市场制度设计提供依据。

参见

  • 风险中性
  • 期望效用
  • 风险溢价
  • 投资组合理论
  • 损失厌恶
  • 保险市场

参考资料

[1] [2] [3] [4] [5] [6] [7]

  1. ↑ 冯·诺依曼, 摩根斯坦.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2. ↑ 阿罗. 风险承担理论[C]// 经济学论文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3. ↑ 哈里·马科维茨. 资产选择: 投资的有效分散化[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0.
  4. ↑ 丹尼尔·卡尼曼, 阿莫斯·特沃斯基. 前景理论: 风险决策分析[J]. 计量经济学, 1979, 47(2): 263-291.
  5. ↑ 约翰·坎贝尔. 金融计量经济学[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
  6. ↑ 罗伯特·席勒. 非理性繁荣[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7. ↑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基金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指引[R]. 北京: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