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 鲁迅 | |
|---|---|
| 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 |
| 出生/逝世 | 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
| 国籍 | 中国 |
| 籍贯 | 浙江绍兴 |
| 身份 | 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 |
| 代表作 | 《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彷徨》《朝花夕拾》 |
生平
家世与童年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一个书香门第。周家在绍兴是名门望族，祖父周福清字介孚，同治辛未科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江西金溪知县等职。1893年，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下狱，为保全性命几乎耗尽家产，周家由此迅速衰败。父亲周伯宜又名周凤仪，是个秀才，体弱多病，家道中落后郁郁寡欢，于1896年病逝，年仅三十六岁。母亲鲁瑞性格刚强，出身农村，对鲁迅的成长影响极大。
鲁迅的童年本应无忧无虑，他常在百草园中嬉戏玩耍，听长妈妈讲美女蛇的故事，看社戏、捉蟋蟀、摘覆盆子。这些美好的童年记忆后来被写入《朝花夕拾》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散文。然而家庭的变故使他过早地体会到了人世的艰辛。祖父下狱后，鲁迅作为长子长孙，时常要出入当铺和药铺，用衣物换取药材为父亲治病，备受白眼。他在《呐喊·自序》中回忆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求学时代：南京与日本
1898年，十七岁的鲁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后因不满学堂守旧风气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南京期间，鲁迅开始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进步思想。他阅读了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令年轻的他深受震撼。此外，他还阅读了《时务报》等维新派报刊，接受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想的熏陶。
1902年，鲁迅以优异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获得官费留学资格，东渡日本。初到东京，他进入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和基础课程。在弘文学院期间，鲁迅剪掉了辫子，拍了一张"断发照"寄回家乡，并在照片背面题诗一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首诗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
1904年，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后，前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他选择学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父亲被中医误诊致死的惨痛教训，希望以现代医学救治像父亲一样的中国人。在仙台期间，他遇到了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藤野先生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对来自弱国的鲁迅没有丝毫歧视，反而格外关照，经常为他修改课堂笔记。这段跨国的师生情谊成为鲁迅一生中温暖的记忆，他后来在散文《藤野先生》中深情地写道："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在仙台求学的第二年，一件偶然的事件彻底改变了鲁迅的人生道路。在一次细菌学的课堂上，任课教师利用课间放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画面中一个据说是为俄国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抓住即将处斩，而周围围观的中国人竟神情麻木，无动于衷。课堂上日本学生高呼"万岁"的刺耳声深深刺痛了鲁迅。他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写道："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就是鲁迅著名的"弃医从文"。
回国初期：从教育到文学的转折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回国后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师。当时校长是著名教育家沈钧儒。不久，原校长离职，继任者是顽固派夏震武，引发了著名的"木瓜之役"——鲁迅等进步教员与夏震武的斗争。
1910年，鲁迅回到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教务长）兼博物学教师。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短暂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2年，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鲁迅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
在北京的教育部任职期间，鲁迅一方面有着稳定的公务员职业，另一方面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政治闹剧接连上演，使他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感到失望。这一时期，他大量抄写古碑、辑录古籍、研究佛经，沉浸于古代文献之中。他在《呐喊·自序》中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是"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沉寂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1917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北京创刊，发起了新文化运动。钱玄同作为《新青年》的编辑，多次拜访鲁迅，劝他投稿。鲁迅起初拒绝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但钱玄同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终于被说服，答应为《新青年》撰稿。
文学爆发期：五四与新文化运动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第一次使用"鲁迅"这一笔名。小说以一个迫害狂患者的日记为叙事形式，通过狂人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小说结尾"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的呼声震撼了当时的文坛。
《狂人日记》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巨大反响。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白话文写成的短篇小说，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此后，鲁迅一发不可收拾，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风波》《故乡》等经典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以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奠定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药》通过华老栓为儿子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示了民众的愚昧和革命者的孤独。小说结尾处两位母亲在坟场相遇的场景，令人扼腕叹息。《孔乙己》以咸亨酒店为背景，刻画了一个被科举制度毒害的落魄读书人的悲惨命运。《故乡》以鲁迅回绍兴搬家为线索，描写了故乡的凋敝和人事的变迁，塑造了闰土这个令人难忘的农民形象，"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成为传诵至今的名言。
1921年12月，鲁迅开始在《晨报副刊》连载中篇小说《阿Q正传》，署名"巴人"。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乡村未庄为背景，塑造了阿Q这个具有深刻社会内涵的典型人物。阿Q的最显著特征就是"精神胜利法"——在遭受屈辱时，他总是通过自欺欺人的方式来自我安慰。这部小说以喜剧的形式揭示了悲剧性的民族劣根性，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享誉世界。
1923年，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这部小说集收录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十四篇小说，为中国现代小说创作树立了典范。1926年，他的第二部小说集《彷徨》由北新书局出版，收录了《祝福》《在酒楼上》《伤逝》《离婚》等十一篇小说。如果说《呐喊》更多关注的是外部世界的社会问题，那么《彷徨》则更多转向了知识分子内心的挣扎与探索。《祝福》中的祥林嫂成为封建礼教迫害下中国妇女的经典悲剧形象，《伤逝》则探讨了五四时期知识女性在爱情与独立之间的困境。
1920年至1926年间，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校任教，讲授中国小说史。他的讲稿后来整理为《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小说史著述。
南下时期与思想转变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发生学潮，校长杨荫榆镇压学生运动，开除进步学生。鲁迅坚定地站在学生一边，与许广平等七位教师联名发表宣言支持学生，因此遭到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免职处分。虽然鲁迅后来通过行政诉讼恢复了职务，但已对北京的政治环境彻底失望。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应邀赴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在厦门期间，他编写了《汉文学史纲要》的部分内容，创作了《朝花夕拾》中的部分散文。然而厦门大学保守的学术氛围使他很快感到不适。四个月后，他接受了广州中山大学的邀请，于1927年1月前往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1927年4月国民党发动"清党"，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大屠杀。中山大学有许多进步学生被捕，鲁迅冒着危险召开紧急会议，极力营救学生，但未获成功。他愤而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以示抗议。这一事件对鲁迅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他彻底放弃了早年的进化论思想，开始认识到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他在《而已集·题辞》中写道："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定居上海：最后的辉煌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定居上海。此后十年是鲁迅生命中最后的十年，也是他创作上最为多产的时期。在上海期间，他的创作重心从小说转向了杂文，以更加直接犀利的笔触介入社会政治斗争。
1928年至1929年间，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发生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革命文学"派批评鲁迅为"封建余孽""落伍者"，鲁迅则反击他们为"才子＋流氓"。这场论战促使鲁迅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发生重大转变。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鲁迅被推举为重要领导人之一。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演讲，指出"左翼"作家必须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
1931年，左联五烈士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鲁迅闻讯后极度悲愤，写下了著名的悼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其中有"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诗句。
1935年，鲁迅翻译的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出版。这一年他还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多篇作品。1936年初，鲁迅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肺病日趋严重，但仍坚持写作和翻译。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抱病参加了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重要文章。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寓所逝世，终年55岁。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吊唁期间，上海各界群众数万人前来瞻仰遗容。10月22日，举行隆重的出殡仪式，上万民众护送灵柩至万国公墓安葬。灵柩上覆盖着上海民众敬献的"民族魂"白底黑字旗帜。鲁迅的逝世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巨大哀悼，被视为中国文化界的重大损失。
主要成就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无可争议的奠基人，他的贡献涵盖了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以及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翻译、版画艺术推广等多个方面。
在小说创作方面，鲁迅虽然只创作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部短篇小说集共三十四篇小说，但每一篇都具有相当的艺术分量。他的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在艺术上走向成熟的标志。在叙事技巧上，鲁迅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全知全能叙事模式，大量运用第一人称叙事、限制性视角、日记体、独白体等现代叙事手法。在语言上，他创造性地将白话文与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简洁干练、富有表现力的独特文风。在主题上，他开创了"改造国民性"这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母题，深刻影响了此后几代作家的创作。
在杂文创作方面，鲁迅是中国现代杂文文体的开拓者和集大成者。他一生创作了六百余篇杂文，汇为十五六个集子。鲁迅的杂文形式上自由灵活，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从社会批评到文明批评无所不包。美国学者安敏成评价道："鲁迅的杂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为独特的文体之一，它们将文学批评、社会评论和个人回忆熔为一炉，形成了一种无法归类的混合文体。"鲁迅杂文以其讽刺的锋芒、逻辑的严密和修辞的精致著称，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学术研究方面，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具有奠基意义的学术著作。该书最初是他在北京大学的讲义，经过多次补充修订后出版。全书二十八篇，上起远古神话，下至清末谴责小说，系统梳理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历程。鲁迅以"知人论世"的方法，将文学作品的产生与发展与其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学术观点。这部著作至今仍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参考文献。
鲁迅在翻译方面的贡献同样不可忽视。他一生翻译了十余个国家近百位作家的作品，字数达三百多万字。他翻译的俄国文学的精品最多，如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等。鲁迅提出并实践"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主张尽量忠实于原文的语法和表达方式。这一翻译观念虽然引发了不少争议，但对后来的翻译实践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此外，鲁迅还积极推动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他收集了大量外国版画作品，在上海举办版画展览，创办木刻讲习会，热情扶持了一批青年版画家。中国现代版画运动的兴起与鲁迅的提倡和引领密不可分。
代表作品
小说集
《呐喊》（1923年，北京新潮社初版）：收录了1918年至1922年间创作的十四篇短篇小说，包括《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初版《呐喊》的封面由鲁迅亲自设计，简洁的枣红色封面上只有"呐喊"两个黑字。
《彷徨》（1926年，北新书局初版）：收录了1924年至1925年间创作的十一篇短篇小说，包括《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
《故事新编》（1936年，文化出版社初版，实为1935年末印行）：收录了八篇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和传说的短篇小说，包括《补天》（原名《不周山》）《奔月》《理水》《采薇》《铸剑》（原名《眉间尺》）《出关》《非攻》《起死》。这些小说以现代观念重新阐释古代故事，是鲁迅在历史题材上的一次创造性尝试。
散文与散文诗集
《朝花夕拾》（1928年，未名社初版）：原名《旧事重提》，收录了1926年创作的十篇回忆散文，包括《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
《野草》（1927年，北新书局初版）：收录了1924年至1926年间创作的二十三篇散文诗，包括《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我的失恋》《复仇》《复仇（其二）》《希望》《雪》《风筝》《好的故事》《过客》《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立论》《死后》《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腊叶》《淡淡的血痕中》《一觉》。
杂文集
鲁迅一生出版了十六部杂文集，其中主要的包括：《热风》（1925年）收录1918-1924年所作短评；《华盖集》（1926年）收录1925年杂文；《华盖集续编》（1927年）收录1926年杂文；《而已集》（1928年）收录1927年杂文；《三闲集》（1932年）收录1927-1929年杂文；《二心集》（1932年）收录1930-1931年杂文；《南腔北调集》（1934年）收录1932-1933年杂文；《伪自由书》（1933年）收录1933年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杂文；《准风月谈》（1934年）收录1933年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杂文；《花边文学》（1936年）收录1934年杂文；《且介亭杂文》（1937年）收录1934年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1937年）收录1935年杂文；《且介亭杂文末编》（1937年）收录1936年杂文。
学术著作
《中国小说史略》（上册1923年，下册1924年，新潮社出版）：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小说史著作。 《汉文学史纲要》（1941年，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据讲义整理）：未完成的文学史著作，仅论述了从上古到司马迁时期的文学发展。
思想与影响
鲁迅的思想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体系，其核心是启蒙主义和人的解放。
鲁迅思想中最突出的是他对"国民性"的深刻批判。他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精神的落后——麻木、冷漠、自私、自欺、奴性、缺乏独立人格和反抗精神。他通过文学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这些国民性的弱点：阿Q的"精神胜利法"、华老栓的愚昧麻木、祥林嫂的逆来顺受、闰土的沉默木讷、孔乙己的迂腐可笑。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不是为了贬低中国人，而是为了唤醒国人自觉，推动国民精神的改造与重建。
"立人"是鲁迅思想的另一核心命题。青年时代的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中明确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强调国族复兴的根本在于个人的精神独立和个性解放。他一生都在思索如何"立人"——使人成为真正独立思考、具有自由精神的"人"。这一思想与欧洲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传统有着内在的关联。
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激烈的封建礼教批判者。《狂人日记》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段话，是对封建礼教最深刻也最痛切的控诉。
鲁迅从早期的进化论思想者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者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日本时期他信奉进化论，认为新的终究要取代旧的；北京时期他经历了苦闷彷徨；经历了1927年的大屠杀后，他开始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问题；到上海后，他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认同了阶级斗争学说。但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拘泥于教条的，始终保持着一份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
鲁迅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文学领域。他是中国现代文化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在国际上，鲁迅同样享有崇高的声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西班牙等数十种文字。在日本，鲁迅研究是一个专门的学科领域，竹内好的《鲁迅》对鲁迅思想的阐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鲁迅作品也被广泛译介和研究。在欧美，夏济安、威廉·莱尔等学者对鲁迅作品的研究也为鲁迅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历史评价
鲁迅在世时即有"青年导师""中国文坛第一人"之誉。去世后对他的评价虽有起伏，但基本上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1930年代至19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论鲁迅精神》的讲话，称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此后，鲁迅被"神化"为"旗手"和"方向"。新中国成立后，鲁迅著作大量出版，鲁迅作品被选入各级教材，鲁迅研究成为一门显学。1956年，上海鲁迅墓迁建至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毛泽东为鲁迅墓题字。
19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鲁迅的评价更加多元和客观。一方面，鲁迅的文学成就和思想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开始从新的角度审视鲁迅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如王富仁从思想启蒙的角度重新阐释鲁迅，钱理群将鲁迅置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中考察，王晓明则着重探讨了鲁迅内心世界的矛盾与痛苦。
在公众层面，鲁迅长期是中国最受爱戴的现代作家之一。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有一些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出现，例如鲁迅文章退出中小学教材的争论。不过，绝大多数中国人和研究者仍然认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家。
轶事典故
笔名的含义
"鲁迅"是周树人一生中使用过的最重要的笔名（此外他还用过唐俟、巴人、华约瑟、孺牛等一百三十多个笔名）。许寿裳曾问过鲁迅这一笔名的含义，鲁迅解释说："'鲁'是母亲姓，取'愚鲁'之意；'迅'取'迅速'之义。合起来是'一个愚笨但做事迅速的人'。"这体现了他一贯的自谦态度。
收藏癖与整理古籍
鲁迅有强烈的收藏癖好，尤其喜欢收藏碑帖拓片和汉代画像石拓片。据统计，他一生收藏的碑帖拓片超过六千种。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间，他花费大量时间抄写和整理这些拓片。他的这个看似枯燥的爱好，实际上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和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与青年的交往
鲁迅对文学青年的提携和帮助是不遗余力的。萧红、萧军初到上海时举目无亲，鲁迅不仅在经济上接济他们，还为他们介绍出版渠道，亲自为他们的作品写序。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正是在鲁迅的扶持下才得以出版的。柔石是鲁迅最喜欢的学生之一，鲁迅曾多次为柔石介绍工作。柔石被捕后，鲁迅仍在为营救他而奔走。然而国民党当局残酷地杀害了包括柔石在内的左联五烈士，鲁迅为柔石写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悲愤诗句。
不买不读伪君子的书
鲁迅为人耿直，爱憎分明。他对某些文人的虚伪和投机嗤之以鼻。据说有一次鲁迅在上海的旧书摊上看到一套线装书，书页上有多处被剪去的痕迹。摊主告诉他，这是因为原书的主人把称赞自己的地方都剪下来保存了。鲁迅听后大笑，说这样的话他也见过——有些人只要别人在文章中提及自己，哪怕只有一个字也要剪下来做成剪报。他一生最厌恶的就是这种"虚荣的文人"和"巧滑之徒"。
与猪搏斗的趣闻
据鲁迅的学生章廷谦（川岛）回忆，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曾有一次在校园中看到一头猪在啃食相思树的叶子。鲁迅上前驱赶，不料猪却反过来追他。鲁迅拔腿就跑，但跑得太急，跌倒在地。最后还是学生赶来才帮他解了围。这段趣事展现了鲁迅生活中不为人知的诙谐可爱的一面。
最后的遗言
鲁迅在1936年病重期间撰写《死》一文，提出了七条"遗嘱"：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这七条遗嘱不仅体现了鲁迅对生死的通达态度，更展现了他一贯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对虚伪的深恶痛绝。
人物关系
鲁迅与家中长辈、兄弟、妻子以及朋友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他生命中重要的人际网络。
鲁迅早年与二弟周作人关系极为亲密。二人既是兄弟又是战友，在日本时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回国后同住北京八道湾十一号。鲁迅曾不惜举债建造八道湾的大宅以供全家居住。然而1923年7月，周作人突然交给鲁迅一封信，措辞决绝地表示"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兄弟二人自此彻底失和，终生不复相见。关于失和的原因众说纷纭——有说是因为经济问题，有说是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从中挑拨，也有说是思想分歧。但当事人均对此讳莫如深，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悬案。
鲁迅的原配妻子朱安是母亲鲁瑞为他定下的包办婚姻对象。1906年，鲁迅被母亲从日本骗回国完婚。他对这桩婚姻极为不满，完婚次日便搬出新房独宿。此后，朱安一直与鲁迅的母亲同住，名义上是周家的媳妇，实际上独守空房数十年。鲁迅曾经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朱安则始终忠诚守护周家，在鲁迅去世后仍默默守护着鲁迅的遗物。
鲁迅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是许广平。许广平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1925年因学潮与鲁迅相识相恋，后于1927年与鲁迅在上海同居。她不仅是鲁迅的人生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助手和战友。鲁迅晚年多病，许广平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起居生活，为他抄稿、校对、处理往来信件。鲁迅去世后，许广平积极整理鲁迅遗著，出版了《鲁迅全集》等大量文献。鲁迅唯一的儿子周海婴出生于1929年。
在朋友圈中，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尤为珍贵。瞿秋白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一度在鲁迅家中避难。二人彻夜长谈，互相欣赏。鲁迅曾手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赠予瞿秋白。1935年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抱病为其辑校《海上述林》以示纪念。
鲁迅与左翼青年作家的关系也是其人际网络中的重要部分。柔石、殷夫、冯雪峰、胡风、萧军、萧红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鲁迅的指导和帮助。冯雪峰后来成为鲁迅与中共的重要联络人。胡风则在鲁迅去世后长期以鲁迅的精神继承者自居，后来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核心人物。
在鲁迅的"论敌"中，梁实秋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两人就文学的阶级性与人性、文艺与抗战等重大问题进行过激烈的论战。胡适虽然与鲁迅在政治立场上相左，但他对鲁迅的文学成就始终怀有敬意，鲁迅去世后胡适曾表示："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我敬重他这一点。"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修订版，共18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 3. 曹聚仁.《鲁迅评传》.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4.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年. 5.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6.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7. 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8. 朱正.《鲁迅传》.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9. 竹内好著，李心峰译.《鲁迅》.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 10.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